序言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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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公元420年-589年)是东晋之后建立于南方的四个朝代的总称。公

元420年，刘裕废东晋恭帝而自立，建立了宋朝，此后在南方先后出现了宋

、齐、梁、陈四个朝代，与北方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总称北朝)并立，至公元589年隋灭陈朝为止。该时期上承东晋、五胡十六国，下

接隋朝，合称为南北朝。

南朝的四个政权存在时间都相对较短，其中最长的刘宋不过59年，最

短的萧齐仅有23年，是我国历史上朝代更迭较快的一段时间。南朝继承了

东晋的领土，其范围为中国南方——秦岭淮河以南的地区。四个政权中，

除梁元帝以江陵作都3年外，其余的时间，南方各朝的京城始终建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刘宋(420—479年)是其中疆域最大、最强、统治年代最长的

一个政权，历4代8帝，共59年；南齐(479—502年)国祚短暂，只有23年，

但由于争杀频繁，竟历3代7帝，平均3年1帝，是中国历史上帝王更换极快

的一朝；梁代(502—557年)历3代4帝，其中武帝萧衍个人享国时间最久，

几近半个世纪；陈(557—589年)首尾凡33年，历3代5帝，其疆域只有江陵

以东、长江以南的狭小国土，最终丧亡于隋朝之手。

记载南朝历史的史料是比较贫乏和紊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极

为兴盛繁荣，但史书虽多，却大都散佚不存，以致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主

要只能从现存的有限的正史资料中去求索。就正史而言，今存二十四史中

，南朝时期占有四书(即《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

一史(即《南史》)、一志(即《五代史志》，亦即《隋书》诸志)，数量似

乎不少，但论内容，却远远不如其他朝代正史的内容丰富，且又多重复处

。像《陈书》仅有三十六卷，《宋书》之诸志，则将宋之前诸代之制重复

一遍(当然这些重复中不排除有新增内容)。至于《南史》，卷数虽多，却

与南朝诸史重复至多。

我们这次选译南朝五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就是想删去芜杂、重复，帮助读者梳理南朝史的脉络，使其

清晰简明，易于读者去了解南朝看似纷繁无序的历史。

《宋书》一百卷，是由梁朝沈约修纂的，包括本纪十卷、志三十卷、

列传六十卷。宋朝国史的修撰，在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就已开始，何

承天、山谦之、裴松之、苏宝生等都曾参预编撰，著作郎徐爰曾修成《宋书》六十五卷，这些著作都为沈约修《宋书》时所依据。《宋书》中的突

出内容，就是颂扬豪门士族，维护门阀制度，体现了士族门阀制度在东晋

南北朝时期的充分发展。除此之外，《宋书》记述保存了不少的历史资料

，尤其是当时人的许多奏议、书札和文章。使我们得以了解当时社会、政

治、经济的具体情况。《宋书·州郡志》中对于南方地区自三国以来的地

理沿革，以及东晋以来的侨置州郡分布情况，都有较为详细的讲述，具有

很高的史料价值。

《南齐书》原有六十卷，今存五十九卷，计有本纪八卷、志十一卷、

列传四十卷。是由梁朝萧子显修纂的。《南齐书》成书时原名《齐书》，

后亦称《齐史》，至北宋，为区别于唐代李百药所撰的《齐书》，始改称

为《南齐书》，而称后者为《北齐书》。《南齐书》亦有志，其中以《州郡志》与《百官志》尤具史学价值。在列传人物的写法上，萧子显能够“

于序事中寓论断”(顾炎武语)，因此被后人誉为“良史”(赵翼)。

《梁书》五十六卷，包括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无表、无志。是由

唐朝姚思廉修撰的，不过其中有二十六卷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日

”，说明这些卷是出于其父姚察之手，这几乎占了《梁书》的半数。姚思

廉撰《梁书》，除了继承他父亲的遗稿以外，还参考、吸取了梁、陈、隋

历朝史家编撰梁史的成果。在内容方面，除政治、军事等问题外，《梁书》在哲学史、文学史、宗教史、民族关系、对外关系方面，也都保存了一

些资料，《梁书·诸夷传》还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海南一些国家的历史，记

载了它们的传说、风俗、物产，以及我国人民和海南各地人民经济文化交

流的情况，极有价值。

《陈书》三十六卷，其中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无表、志。也是由

姚思廉修纂的，其中有两卷本纪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日”，说明

姚察在陈史撰述方面遗留给姚思廉的旧稿比梁史少得多。姚思廉撰《陈书》，主要是参考了陈朝史官陆琼、顾野王、傅缚等人有关陈史的撰述。《陈书》内容不如《梁书》那样充实，较为简略，或许与陈朝在政治、经济

、文化方面没有特别建树有关。

《南史》八十卷，包括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唐朝李延寿撰。上起

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迄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年)，记载

南朝宋、齐、梁、陈四国一百七十年史事。《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

，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

《南史》没有采取编年体，而是把南朝各史的纪传汇合起来，删烦就

简，以便阅读。列传中不同朝代的父子祖孙，以家族为单位合为一卷，这

种家传的形式是《南史》的显著特点，突出了门阀士族的地位，反映了南

朝的社会现实。另外《南史》也增补了南朝各史中所没有的史料，与南朝

各史可以互相补充，不可偏废。最后，《南史》全书的编纂，显示了李延

寿父子历史观方面的进步。李延寿的父亲李大师“常以宋、齐、梁、陈、

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

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有鉴于

此，于是发奋成就《南史》与《北史》。《南史》中打破了朝代的断限，

通叙南朝历史，又在书中删改了一些不利于统一的提法，反映了当时历史

的要求，具有积极意义。

南朝170年的历史，自有其特点。

一、南朝综合实力不断削弱，最终形成北强南弱局势。

刘裕的两次北伐都曾取得了辉煌成绩，一度收复了关中地区，对北方

诸少数族政权都形成了一定威慑。此后，随着北魏统一北方，形势发生了

变化。元嘉二十七年(450年)，拓跋焘亲率大军南下，进攻宋朝，对宋朝形

成了巨大的破坏，当时人说“虏之残害，古今未有，屠剥之苦，众所共见

”(《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宋书·索虏传》称：“喋喋黔

首，……强者为转尸，弱者为系虏，自江、淮至于清、济，户口数十万，

自免湖泽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无复鸣鸡吠犬。……甚矣哉，覆败之

至于此也。”南朝经此空前浩劫，国力大为削弱。此后宋齐梁陈政权更替

频繁、门阀士族日益腐败僵化，兵士身份不断低落，自耕小农经济持续衰

颓，加上侯景之乱对南朝的再次毁灭性破坏，以及陈朝政治的极端腐败，

都一步步削弱着南朝的力量，形成了北强南弱的局势而一蹶不振，最后统

一于北方实则为势所必然。

二、门阀士族的势力臻于极盛，但同时也开始趋于僵化并走向衰落，

寒门庶族的势力不断崛起。

南朝的世家大族凭借世资，“坐至公卿”(《南齐书·褚渊王俭传》)

。王僧达(王导五世孙)在宋孝武帝时为尚书右仆射后，“自负才地，三年

间便望宰相”(《南史·王弘传子僧达附传》)，僧达的孙子王融，在齐武

帝萧赜时期，“自恃人地，三十[岁]内望为公辅”(《南史·王弘传曾孙融附传》)，这些都可以说明他们有着非常优越的政治地位。同时世家大族还

拥有雄厚的庄园经济基础，陈郡谢混，“仍世宰辅，一门两封，田业十余

处，僮仆千人”《宋书·谢弘微传》。琅邪王骞(王导六世孙)“有良田八

十余顷”(《梁书·太宗王皇后传》)。会稽孔灵符“家本丰，产业甚广，

又于永兴(今浙江萧山县)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

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宋书·孔季恭传》)。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更

是显赫，他们与寒门庶族的界线也越来越严格，两者身份高下不同，“服

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之为伍”(《文苑英华》卷七百六十引《寒素论》)。为了保持其高贵身份，士族讲究

在门第内通婚，琅邪王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

陈郡袁氏等大族之间相互联姻，范围始终限制在很有限的圈子里。土族标

榜门第，“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史通·邑里篇》)，连帝王之家

也以与士族联姻为莫大之幸事。

然而高门大族的显赫中已经开始酝酿其衰微的必然。士族普遍鄙薄武

事，不肯“屈志戎旅”(《宋书·王昙首传》)，结果使得寒门庶族逐渐掌

握了军权。此外，由于高官清要都由士族把持充任，君主的用人之权只及

于卑官寒吏，加上士族官员们不屑于留心吏治，因此许多机要实权和实际

吏治都逐渐由寒人掌控了。寒门庶族的势力不断抬头，预示着门阀时代的

必将终结。

三、南朝社会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

东晋以来的战乱流离，引发了北方农民的大量南迁，这些流徙的民庶

以部曲、佃客等身份依附于世家大族，成为士族庄园土地上的劳动力，江

南农业经济因而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从刘

宋时代起，江南稻米的产量，已经压倒北方，所谓“自淮以北(北朝)，万

匹为市；从江以南(南朝)，千斛为货”(《宋书·周朗传》)，家庭纺织业

固然还不如北方，稻米生产量则逐渐要超过北方了，《史记》中所记的那

种南贫北富的局面开始根本扭转，正如沈约《宋书》孔季恭等传论中所说

：“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

。会土(会稽)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鄯杜之

间(关中)不能比也。荆城(荆州)跨南楚之富，扬郡(扬州)有全吴之沃，鱼

盐杞梓之利，充韧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到了唐代，“当今

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韩愈《送陆歙州诗》序)，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

由北方移到南方了。

四、佛教、道教的广泛传播。

汉末以来的长期战乱和儒家学说独尊地位的动摇，为佛教的流传提供

了良好的时机。佛教宣扬的灵魂不灭、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之说，适合当

权者加强思想统治的需要，也为处于苦难中的广大人民指引了一条精神上

的解脱之道，因此南朝时期，佛教得到广泛传播，并影响到社会各个阶层

。这一时期涌现了不少名僧，他们翻译和整理佛经，撰写佛学著作，发展

了佛教思想，使佛教走上了中国化的历程。慧远宣传因果报应，刘宋初年

的竺道生则宣传涅槃佛性说和顿悟成佛说，这些学说得到了迅速传播，并

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

佛教的发展到梁朝时达到顶峰，梁武帝则是南朝帝王中佞佛的典型代

表。他不仅敬重僧侣、大造佛寺，还亲自讲论佛法，注译佛经。他为严格

戒律，反对肉食，撰写《断酒肉文》，强令僧尼一律遵守，从此形成了中

国汉族僧尼吃素的传统习俗。在佛教思想方面，梁武帝倡导三教同源说，

认为儒道二教都来源于佛教，治国方面则以儒学为主，佛道为辅，主张三

教并用。此时的佛教实际上已经儒学化和玄学化了。

道教在南朝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刘宋时的道士陆修静整顿天师道组织

，吸收佛教仪式，完善了道教的斋醮仪范。梁朝的陶弘景把某些佛教教义

和封建等级制度引入道教，建立起道教的神仙体系，使道教从杂乱的多神

崇拜的宗教逐渐走向一神为首的宗教。梁武帝经常向陶弘景咨询国家大事

，时人称其为“山中宰相”(《南史·隐逸·陶弘景传》)。

总之，无论佛教还是道教，对于儒学和玄学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当

时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方面，都占有重要地位。佛道盛行，对于普通民众

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都产生了全面持久的影响，最终融为中国传统文化

的组成部分。

本书力图通过精心的选目和准确生动的翻译，帮助读者了解南朝的历

史，了解其政治经济状况和社会风貌，了解这一时期绚烂多彩的思想文化

和哲学宗教、文学、史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多方面的成就，从而把握南朝在

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地位，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传承

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