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贯之/文

从史学角度而言 , 历来论史部者对沈约的《宋书》评价都不高 。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宋书》的资料引用极其繁琐。不过也因其繁琐而为后人留下了详细的关于刘宋六十年的资料。

但从文学史上看，《宋书》的价值确实丰富，一方面它记载了许多时人的优美文章，一方面它自己的叙事艺术和些人艺术也很独到。

一、史学价值：

南朝四史中《宋书》的卷帆最大，因喜载文章，保存的史料也最为丰富，也因此遭到后人的批判，认为其极其繁冗。尤其是《宋书》中那些应制性的诏诰、符檄 、章表，往往篇幅冗长，语言繁琐，可读性不强。

刘知几认为 : “宋氏年唯五纪 ,地止江淮, 书满百篇 , 号为繁富 。”——《史通 · 书志篇》

赵翼也指责《宋书》“过于繁冗 ,凡诏诰、符檄、章表, 悉载全文,一字不遗 ,故不觉卷帙之多也” ——《廿二史札记 · 卷十》

朱绍侯在今注本《宋书·前言》中对它的总体评价问题：《宋书》虽不能与《史记》《汉书》相提并论，但相比《后汉书》《三国志》并不逊色，在南朝四书中应属上乘”。

不过正如朱绍侯所说，正是由于有了这些详细记载和全文照录，才可以从中看到刘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些真实情况，如刘宋时期经济发展情况，由于商业的畸形发展出现的物贱钱贵情况，大地主田庄的发展情况，门阀士族的悠闲生活，士族在符伍中地位的变化，门阀士族与庶族寒人的关系，宋魏之间的交往礼仪，刘宋时期的文学及音韵学的发展······

具体来看：

（1）《宋书》本纪部分详略有当地记述了刘宋八帝的生平事宜。

（2）《宋书》列传部分涉及的人物总共接近500人，为与当时豪族门第为尊的现实，沈约采取了附传和夹带叙述的写作方法。

总体来看，一般是亲族间如祖孙、父子、兄弟、叔伯及侄辈的相互附传。不过有些附传实际上只具有形式意义上的价值，并没有涉及到所附传人物的事迹，只一笔带过其生卒年月和官爵。

所谓夹带叙述就是在有关某个人物的生平事迹的叙述会在提到他的相关列传中加以写作。这种写法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就是其容易使得“重心偏移”，即夹带叙述的人物超过传主。

（3）《宋书》专门开传书写了与其同时存在的一些政权的发展状况及其与刘宋的关系。

其中作为与刘宋对立的北魏历史最为详细，关于北魏历史的列传取名为《索虏传》。虽然这篇传记确实记录了一些关于北魏的事迹，但正如朱绍侯所指出的，它的最大问题在于歪曲了历史：

对宋魏战争的记载，宋败则说“引军还”，魏军转移则云“奔走”，魏使来宋则说“求和”、“贡献”，掩盖历史真象。还有由于南北隔绝，互不了解，把一些传闻不实之辞也写入历史，因此出现了赵翼在《廿二劄史记·宋齐书记魏事多误》中所说的“《宋书》记魏事多误”的情况。如《索虏传》记魏太武帝死后文成帝即位之事，就与《魏书》不合，显然有误。

朱绍侯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宋书》中的《蛮夷传》则是记述亚洲各国发展状况及与刘宋政权的交往，是研究亚洲邻国的最珍贵资料，其中《天竺·迎毗黎国传》记述了佛教传人中国后在南方的传播情况，反映佛教与儒、道的关系及相互吸收、改造的过程，是研究中国学术文化史的重要资料。

（4）《宋书》中的志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①与《三国志》不专设官志不同，《宋书》设《百官志》2卷，重点记载了魏、晋、刘宋的官制。集中记载了由朝廷到地方，文武官吏的官称、职务及州郡县佐吏、军府慕僚，四征、四镇、四平和各种杂牌名号将军,还有尚书、中书、太子府的官员等等。

②《天文志》记录了当时观察到的许多天文现象：流星雨、新星、超新星和太空星云、极光变化等，也保存了王浑的浑天仪形制。同时也记录了许多古代的天体理论，比如《盖天》、《浑天》、《安天》、《宣夜》等。

③《律历志》共三卷，卷上是古代音律史上的重要文献。它记录了从汉朝到刘宋时期的音律发展和音律理论。朱绍侯指出，古代的律吕知识，特别是晋协律中郎将列和的笛律和刘宋著名律历家何承天的新律度，赖本志得以保存下来，使有关音律的计算方法和资料得以流传后世，是研究我国音律学史的宝贵财富。

卷中、卷下主要记录了历法的发展历史，并保存了《景初历》、《元嘉历》、《大明历》（祖冲之）的结构和推算法则以及各项数据和祖冲之与戴法兴有关历法的辩论（朱绍侯）。

④《符瑞志》把远古至刘宋历代所出现的麒麟至，凤鸟来，瑞草生，神龙见，宝鼎出，玉钩现等传说，都视为圣主受命的符瑞，以宣扬君权神授说。这遭到了史学家的大量批评。

至于，《礼志》、《乐志》（对汉乐府的流传而不被湮灭功不可没）、《五行志》、《州郡志》此不叙述。

二、文学价值

《宋书》为当时的文人作了大量的传记，总数多达七十余人。比如陶渊明、颜延之、谢灵运、鲍照、谢庄、袁淑、何承天、裴松之、傅亮等。

《宋书》的人物传记中载录了传主的不少文章。

鲁云华指出，《颜延之传》收录了颜延之的一篇祭楚三闾大夫屈原文、一篇《庭诰》和一首《五君咏》诗；《谢灵运传》收录了谢灵运《撰征赋》、《山居赋》及四首诗；《范晔传》收录了他的《狱中与诸甥侄书》；《范泰传》记载了范泰的《古今善言》二十四篇；《王韶之传》记载王韶之的《晋安帝阳秋》，曾写七庙歌辞(收于《宋书·乐志》)。据《宋书》记载，有文集行于世的，还有袁淑、谢惠连、谢庄、何承天、王微、荀伯子等。对刘宋文人的创作活动情况，《宋书》一一写明，不厌其烦，这给我们后人了解和研究刘宋文学，提供了可靠的文学研究资料。

《宋书》也记载了许多文人的趣事，为我国文学史研究提供很好的材料。比如陶渊明与颜延之 、王弘之间的友谊，谢灵运回到故居, 与族弟惠连、何长瑜 、荀雍 、羊璇之, 等人因文章交流被称为“四友”。

同时，《宋书》书写上的文学价值也颇值得玩味。李敏在其硕士论文中指出，《宋书》的纪传不管是在刻画人物形象上还是在记事载言上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虽然总体来说不能与《史记》、《汉书》相提并论，但比《后汉书》、《三国志》等史书并不逊色。刘宋时期社会状况复杂多变而在沈约的笔下却井井有条毫不紊乱。

《宋书》列传记载了不少刘宋时期的人物，特别是士族阶层人物的言行，文笔生动，极具文学欣赏价值。并且在描写、塑造历史人物形象上注意到向前代史书学习，各类人物，各有特色，人物类型丰富且富有感染力；在叙述结构的安排上也颇具匠心，全传的叙述头绪虽然比较繁杂，但人物事件前后关联，叙述线索杂而不乱；行文优美流畅，语言简练有法，十分讲求文采，富有时代特色，不管是人物语言，还是叙事语言，都获得了较大的成就。

六朝为文讲究雕章琢句，追求形式技巧之美，骄文臻于极盛，这种风气反过来又影响了史书的创作。《宋书》的论赞的语言代表了此期骄俪语言的最高成就。由于沈约本人擅长音律，这些史论还具有声韵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