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澄清的是，”实录“和“起居注”其实是两码事，其区别，就跟现在我们所说的“历史叙述”与“档案资料”之间的区别一样。《实录》文体作为一种古代编年史文体，“起居注”是其重要资料来源，但是天文日历、政府档案、政府文书等等也是其重要来源，史官把这些材料汇聚起来，以编年之形式重新书写，而成为《实录》。而起居注则是单纯的：“录记人君言行动止之事。”一般不存在加工。

题中所问，起居注是如何记录下来的，自然是有专门的官职记录下来，但这官职，在不同的朝又不一样。

最早在《礼记》中就有记载天子日常起居：

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这就是最早“起居注”的雏形，而“左史”“”右史“就是最早为天子记载起居注的人。

《隋书·经籍志》中收录有一本《禁中起居注》，说是汉武帝时的起居注，但现在已经证明这是本伪书，而现在认为可信的起居注，最早见于东汉诸位皇帝。汉安帝时邓太后临朝听证，大臣刘毅上书要为邓太后坐起居注，其书中言：

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汉之旧典，世有注记。

可见起居注在汉朝已有成典。东汉也是最早使用”起居注“这个名称的时代，值得注意的是，东汉之”起居注“却真的是货真价实的”起居“注，多记载”后宫杂事“，以至于后人看东汉时的起居注，会认为”汉时起居，似在宫中为女史之职。”而后世各朝，虽然沿袭了“起居注”这个名字，但所记之内容，远远超过了“起居”之事。但是，猜测归猜测，东汉时的起居注记载者为”女史“的可能性不大，东汉荀悦有言：”先帝故事，有起

居注，日用动静之节必书焉。宜复其式，内史掌之，以纪内事。"可见东汉时掌管起居注的是”内史“。

只是汉时的”内史“作为一个官职，其权力和职责在于”治民“而非”治史“，所以此”内史”恐怕不是官职上的“内史”，具体职务不可考。

三国曹魏无“起居注”之记载。

晋惠帝元康二年(292 年)，置著作郎一人、佐著作郎八人，隶属于秘书省。

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录诸言行勋伐旧载史籍者。

这是最早在官方的治史体制内有专设记录起居注之官的记载。晋时起居注现在以亡佚，但是从古代各种类书中所引用的片段文字可以看出，晋代起居注中，皇帝的各种诏令已经占非常大的比例，再不是东汉那样只记录后宫起居。

南朝多演习了晋制，设“著作郎"作为起居注的记录者。”著作郎“为史官专设之职，其时应当没有行政权力。但是自南朝齐一降，”国史、起居之任，多以他官兼领“，这里所说兼领，其实主要是高官子弟进入仕途的一个跳板，而“著作郎”的基本职能没有变。

北朝北魏孝文帝奉行汉化政策，其中

“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会，则在御左右，记录帝言及宾客酬对。后别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余官兼掌。”

这里有“起居史令”一职，可以看做是专门记载起居注的官职，但记载内容却并非“起居”而是“每行幸宴会“，这里不要想歪了，这个”幸“确实不是皇帝去了哪个妃子那里过夜……此制度被北魏后的北朝各代所沿袭，到北齐时设起居省，有”起居舍人“之职。

隋初，隋文帝：

以吏部散官及校书正字有叙述之才者，掌起居之职，以纳言统之

而到了隋炀帝，则借鉴北朝起居注之制度，设”起居舍人“

置起居舍人二员，职隶中书省，如庾自直、崔浚祖、虞世南、蔡允恭等，咸居其职，时谓得人

庾自直、崔浚祖、虞世南、蔡允恭四人，皆为当时之名士，足见”起居舍人“之职的重要，这个重要不是因为它本身权重，而是因为这个职位必然紧随皇帝，为任职者后来的仕途亨通奠定了基础。

唐代除了继承隋代”起居舍人“之外，又设了一个”起居郎"的职务

每天子临轩，侍立于玉阶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则逼阶延首而听之，退而编录以为起居注。

这起居舍人和起居郎左右之分，颇和周礼左右史之设，而其职能划分也非常细：

起居郎掌起居注，录天子之言动、法度，以修记事之史。凡记事之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必书其朔日、甲乙以纪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度，迁拜、旌赏以劝善，诛

伐、黜免以惩恶。季终则授之国史焉。

起居舍人掌修记言之史，录天子之制诰、德音，如记事之制，以记时政损益，季终则授之于

国史。

简单说来，就是起居郎记事，起居舍人记言。而这时的起居注，也基本确立了皇帝不能阅的原则，于是就有了起居注史上著名的唐太宗欲阅本朝起居注而不得的事件。

至唐时，起居注制度基本成型，虽然宋元明清其机构和记录者的官职多有变化，但是“起居注”的基本内涵没有变。只是作为一个实时记录皇帝言行举止的”档案“而存在的起居注，皇帝本身必然多有顾虑，所以皇帝自己不能阅这个所谓的原则，虽然历朝历代都有大臣据理力争，却无法切实执行，宋代的起居注就需要”每月先进御，后降付史馆“，这就无法保证"起居注"如实记录的档案性质，而必然遭到篡改。而且在起居注的记载内容上，各朝也多有限制，比如机要是否要记，皇帝的问题官员答不出来是否要记等等。但是从总体上，起居注仍然是国史纂修的重要史料来源，其记录之内容也多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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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嗦说了这么多，什么事情涉及”制度”必然索然无味，说了半天起居注其实跟“起居”并没有什么关系，起居注的官员也并非随时随地跟着皇帝，以至于皇帝哪天睡了哪个妃子都能够看到，这么一说从起居注中查出一些宫闱秘史也就不大有希望了。

但是！那些“起居注中记载皇帝临幸妃子之事”的传闻，是否是假的呢？

其实是真的！但是与上面说的“起居注”又不同。现在研究者所说的“内起居注”这个文体，就是专门记述皇帝“内廷起居、斋戒、礼佛、请安、侍膳。”但是可惜现存的仅仅清代咸丰至宣统时之物，没有更早的。这些文字的记载者，确实是文书房太监。

而前面所说的东汉起居注的记载者，后人认为是“女史”，而这“女史”也并非空穴来风，刘知几在《史通》中记载：

外朝，则有国史，内朝则有女史，内之与外，其任皆同。故晋献公惑乱，骊姬夜泣，床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

只是，这方面的资料流传太少，所以这些事情都只能是无法考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