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忠洲
两宋时期,我国史学出现了繁荣的景象,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史学家,完成了一批对我国史学有巨大影响的历史著作。
司马光和《资治通鉴》。司马光是对我国史学有重大贡献的人物。他同刘恕、刘放、范祖禹等有很高史学造诣的学者们一起,花了19年的时间,编成一部编年体裁的通史巨著——《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共有294卷,文字简练,记事周详,上起春秋末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起迄后周亡于宋朝的前夕(公元959年),共记载了我国古代1362年的历史。这是一部宏伟的编年体通史著作,是我国史学上的创举。
司马光(公元1019年至公元1086年),字君实,陕州夏县人(山西夏县)。
他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觉得当时缺少一部完整的,系统的,简明的通史著作,对青年人学习历史带来很大困难。这是他想编写通史的一个原因。而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叙国家之盛衰,助生民之休戚”,吸取历史上治乱盛衰的经验和教训。
司马光是与王安石同时代的人物,当时北宋社会危机已经充分暴露,怎样挽救危机,稳定统治秩序,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想法是不同的。司马光认为治理好国家,不在乎多变,主要是靠选良策、用贤人。他想从历史上寻找大治的经验。
司马光之所以能完成这么一部不朽的通史著作,一方面也是由于他的工作,得到了北宋朝廷的重视,能充分利用国家的藏书。公元1064年,司马光把已经完成的先秦部分史稿,即《通鉴》的前八卷呈送给宋英宗,引起皇帝的重视,让他在崇文院设局专心编书。崇文院是国家藏书最集中的地方,有图书三万多卷。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年轻的皇帝赵项即位,为这部书定了书名,叫做《资治通鉴》,并写了序文,鼓励司马光继续努力,完成这项工作。
《通鉴》引用的资料非常丰富,除了正史之外,其他杂史和各类图书,采用了300多种。这些材料后面大半失传,是靠司马光有的引用到《资治通鉴》,把它保存了下来。
断代史著作。宋代完成了几部断代史的著作,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年),朝廷命薛居正兼修五代史,有李防等好几位学者参加编写,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完成了150卷的编写任务。这部书原名《五代史》,后来为了区别于欧阳修的《五代史记》,改成《旧五代史》。
《旧五代史》的编写,离开五代末年不过十多年的时间,在搜集材料上得到许多方便,因此在叙述史事方面,比较详尽,保存了相当丰富的资料。
北宋的另一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在奉命编辑新唐书的同时,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完成了74卷的《五代史记》著作,这书后来称为《新五代史》,这部书的编写方法,突破五个朝代的界限,把历史综合在一起,按历史年代先后顺序编写,除了“本纪”和“列传”外,还有专记十国历史的“世家”和“十国世家年谱”,对契丹民族的历史也有所记载。
通史著作。除了断代史著作外,又出现了几部卷帙浩大的通史著作。史学家郑樵(公元1103年至公元1162年)于公元1161年编成《通志》共200卷。这是一部贯穿历代史事的重要著作,从三皇到唐代,除了本纪、年诺、世家和列传外,分天文、地理、都邑、职官、选举、刑法、食货等20略。
宋末元初的一位进步史学家马瑞临,又编了一部348卷的《文献通考》,记载上古起到南宋宁宗时代位为止,有关历代典章制度的变化。全书分为24考,如田赋考、户口考、职官考、征榷考、土贡考、选举考、学校考、舆地考等等,收集的资料包括经史、会要、传记、奏疏以及有关文献,这是研究我国古代典章制度的一部通史巨著。
马端临认为社会是不断前进的,制度也是随时代而变革的。宋朝灭亡以后,他对南宋小朝廷的腐败,极为愤慨。马瑞临强调“古今异宜”,应当按照时代的需求,变革各种制度。他想通过对历代典章制度的研究,来探究各个朝代“变通张弛之故”。《文献通考》对宋代的制度,记载更为详备,体现详近略远的原则。
宋代的史学家还编写了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通史著作。曾经担任南宋国史院编修官的袁枢(公元1131年至公元1205年),编了一部《通鉴纪事本末》,共42卷。他生平爱读《资治通鉴》,把每一历史事件的本末,摘抄在一起,总括为230件历史事件,从“三家分晋”开始,到“周世宗征淮南”为止,每一事件本末具备,一目了然。这种纪事本末的体裁是袁枢首创的。《通鉴纪事本末》是我国第一部记事本末体的通史著作。
(待续)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州文墨一生缘,与你细说中国历史的久远和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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