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那么流行不懂装懂，讲故事抖机灵了吗？很神奇，果然是逼乎，我来说说。

文章有点长，请读者耐心看完，保证你顿悟，要是看不完，你看到第二点也差不多明白了。

称《资治通鉴》是“鉴于往事，资于治道”的帝王之书，是由他的创作背景和初衷，选材以及表达侧重决定的。

一、创作背景

作者司马光，当年与王安石撕逼失败（补充背景，王安石变法），愤然离开中央朝廷，潜心写书。

所以聪明如你，司马光写这书时，心情肯定比你考研落榜，被炒鱿鱼还要低落。这时候，在不得志的情况下，你猜他会不会努力的把自己的政治思想跟理念写到这本书里，用来向皇帝委婉表达自己的理念呢？想必那是自然。

再补充个背景，司马光在神宗死后迅速被召回京城，开始主持中央工作，这让大家都能意识到这些年编纂资治通鉴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与影响力。可反过来看，为什么编纂一部史书就能给他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力呢？其实答案还得从仁宗那里说起，仁宗在位的时候觉得旧唐书写的很辣鸡。于是组织人手写了《新唐书》，在《新唐书》的序里，仁宗表达了自己对史书的看法:

其中有一句：“而史非其人,记述失序,使兴败成坏之迹,晦而不章,朕甚恨之。”，那么什么样的史书皇上不恨呢？显然，不隐晦含蓄，能让兴败成坏之迹完全凸显出来的书呗。

所以北宋特别注重修史，历史学家的地位也水涨船高。而《资治通鉴》，恰恰就是一本专门写“兴败成坏之迹”的书，那么你说这书不算帝王书，还有哪本书能算呢？

二、史书对比

再来具体看看资治通鉴跟别的史书不一样的地方在哪，看完这个你就差不多明白了

——说到这个问题上，咱们得感谢明代的严衍，爷爷觉得资治通鉴好是好，但是“多所阔略”的问题实在严重，所以花了三十年时间写了一本《资治通鉴补》“阙者补之，讹者订之”。

所以咱们能够十分直观的看到资治通鉴是怎样对史书原文进行修改的，而搞懂了司马光为什么要这么修改，咱们也就自然能明白为什么《资治通鉴》是帝王书了。

以汉景帝驾崩这事来说，《资治通鉴》写西汉，最重要的参考资料自然是《汉书》。然而《汉书》对皇帝做总结陈词，向来都是放在皇帝大行以后的。

而司马光此处却以一反常态，先是把武帝封母舅这事说了，然后再做总结陈词。最要紧的一点是，后面还续上了一段《史记·平准书》中的话，

“汉兴，接秦之弊，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此处省略一万字）

而其中有一句“自是之后，孝武内穷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萧然，财力耗矣！”

这既不是史记里的话，也不是汉书里的话，而是司马光自己的评价与看法——而且没用“臣光曰”，而是直接掺到了原文里，这是鱼目混珠（有点不妥，理解意思就好）属于妥妥的夹带私货。

认真思考一下，不难想到这段文字充分反映了《资治通鉴》与其他史书在叙事手段与目的上的区别。《汉书》的叙事，依然是侧重对“事”的记载，而《资治通鉴》通过对武帝封母舅这事的前移，与后面评论的增加，打破了这种以“事”为中心的叙事方式，形成了一种以“执政理念”为中心的叙事方式。

写到这，应该差不多明白为啥是帝王之书了吧？既然你那么认真，点个赞再走？（疯狂暗示）

三、选材特点（你感兴趣就看看，不看也无妨）

咱们再跳出来，看看司马光是怎么为了向统治者讲明白治国的道理而进行叙事。他先是用“自是之后，孝武内穷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萧然，财力耗矣”开了个头，最后用

臣光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於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结尾，中间所有的史料组织，都是围绕着自己前后的这两个观点展开的，甚至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大幅度删改了一些内容。

那么假如你是统治者，看到这你还能不明白司马光讲的是什么吗？

你这么聪明，当然明白呀：那就是践行科学发展观，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呀（党的八荣八耻，司马光思想还真是前卫）！

都看到这了，想必读者你肯定是能沉心思考的知友，那就点个赞再走叭？

既然《资治通鉴》是本帝王书，那么书中史料就必须要自圆逻辑，否则就没办法让帝王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干。所以司马光干脆在一些问题上开了脑洞，合理的脑补了一些事情，以便让一些没有确切记载的问题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

比如说唐太宗即位之初 “诸将争功”这事，资治通鉴的记载是这样的：

己酉，上面定勋臣长孙无忌等爵邑，命陈叔达于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勋赏或未当，宣各自言。”于是诸将争功，纷纭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上曰：“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及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余烬，叔父望风奔北。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诸将乃相谓曰：“陛王至公，虽淮安王尚无所私，吾侪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悦服。

房玄龄尝言：“秦府旧人未迁官者，皆嗟怨曰：‘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宫、齐府人之后。”’上曰：“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必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今不论其贤不肖而直言嗟怨，岂为政之体乎！”

咱们总结一下这啥意思，这段的叙事大概是这样的“颁诏赏功——诸将撕逼争功——李世民安抚释疑——大家表示我们就服你李世民——房玄龄与李世民讨论选人用人方针政策”。

诸将争功这事的先后顺序是不确定的。唐会要里并没有具体记载诸将撕逼是发生在颁诏当日还是事前，由于诸将争功这事直接涉及到李世民同学上台之后的权力重组与选人用人问题，所以司马光无论如何都没法绕过去。然而如果你不给他逻辑自洽了吧，就没法支撑后面太宗用人“至公无私”、“择贤才而用之”的论点。

你没法支撑这个论点，那还跟皇上讲个锤子？

那怎么办呢？好办，咱们直接按照有利于展开论述的原则，把史料重组不久得了。所以有了咱们看到的这个“诸将争功”的版本。

通过把两段原本没什么关系的史料进行重组，顺便调整了一些史料的时间顺序，司马光对李世民的用人之道进行了高度的评价，而在这其中，在《旧唐书》中明显跟李世民关系密切的李神通为了衬托李世民的英明神武而被塑造成了一个小反派，李世民“至公无私”的治国之道则被拔高了出来。

要知道，李世民原本说的是：叔父虽得率兵。未尝身履行阵。而到了司马光这，就变成了：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

这连定性都不一样……

四、总结

最后，以司马光本人的话来做个结尾好了。司马光说“臣闻治乱之原，古今同体，载在方册，不可不思”，而他的书则是“七国兴亡之迹，大略可见”。

所以“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史”，就是为了让皇上你“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枪非”。

话说得如此明白，就只差在通鉴的封皮上写下帝王必修几个大字了。

咱们的司马编书，真是用心良苦了。然而北宋却依然难免四面受敌被元替代。

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