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一篇旧文章的下半部分,上半部分在这里:梁启超:古书的真伪之辨和年代考证,前面谈到历史上有哪些伪书,这部分就主要分析都有哪些伪书和他们的来历。
文章很长,但值得仔细阅读。
伪书的种类很多,各家的分类法亦不同。按照性质,用不十分科学的方法,大概讲起来,可以分为十种。现在依次讨论如下:
一、全部伪此类书,子部很多。如《鬼谷子》《关尹子》之类皆是。经部书亦不少,如《尚书孔氏传》《子贡诗传》《孔子家语》皆是。
二、一部伪这类书,古籍中多极了,几乎每部都有可疑的地方。如《管子》《庄子》之类,其中一部分为后人窜附,先辈多已经论及了。即极真之书,如《论语》如《左传》如《史记》尚不免有一部分非其原本,他更何论?有的同在一书,若干篇真,若干篇伪;有的同在一篇,大部分真,参几句伪。
三、本无其书而伪。如《亢仓子》《子华子》之类。《亢仓子》一书,《汉书•艺文志》及《隋书•经籍志》皆不著录,因《史记•庄周传》称其为书《畏屡虚》《元桑子》皆空言无事实,故后人据以作假。《子华子》,《前世史志》及诸家书目并无此书,因《家语》有孔子遇程子倾盖之事,《庄子》亦载子华子见昭僖侯,后人从此附会出来。
四、曾有其书,因佚而伪。如《列子》,昔称列御寇撰,刘向所校定,共分八篇,《汉志》曾有其目,早亡,今本为魏晋间张湛所伪托,全非刘向、班固之旧。如《竹书纪年》,晋时出河南汲冢,当系战国时人所撰,至唐中叶而没。今通行本为宋后人所假造,惟王国维所辑则真,可以证通行本之伪。
五、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伪。如《左传》,原名《左氏春秋》,与《吕氏春秋》《晏子春秋》相同,本为创作,今名《春秋左氏传》,与《公羊传》《谷梁传》相同,不过《春秋经》三注解之一而已。原书本真,经刘歆之改窜,大非本来面目,名字改,内容改,体例亦改。其中内容百分之九十可靠,然因书名假,精神亦全变了。
六、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人名皆伪。《管子》及《商君书》皆先秦作品,非后人伪造者可比,很可以用作研究春秋战国时事的资料,惟两书皆非原名。《管子》为无名氏的丛抄,《商君书》亦战国时的法家杂着,其中讲管仲、商鞅死后之事甚多,当然非管仲、商鞅所作。
七、内容及书名皆不伪,而人名伪。如《孙子》十三篇,为战国时书,非汉人撰。《史记》称孙武、孙膑皆作书,则此书也许为孙膑作,或另一个姓孙的人所作。今本称孙武所作,非是。又如《西京杂记》分明为晋时葛洪所撰,述东晋时事甚详,然后人以为刘歆所作,则大谬。
八、盗袭割裂旧书而伪。如郭象《庄子注》偷自向秀,王鸿绪《明史稿》偷自万斯同。此种偷书贼最可恶。《庄子注》十之八九为向秀作,十之一二为郭象作,然研究时颇难分别,虽知有伪而无可如何。《明史稿》为一代大事迹,万斯同为二千年大史家,内容极可富贵。王为《明史》馆总裁,盗窃万稿,大加改窜,题曰横云山人所著书,这无异杀人灭尸,令后人毫无根据,居心尤为险毒!
九、伪后出伪。如《今文尚书》本只二十八篇属真,武帝时孔壁古文尚书多出十六篇,后人已疑其伪,不久旋佚。东晋时,重出十六篇,又非孔壁尚书之旧,当然没有可信的价值。又如《孟子》,《汉志》有十一篇,七内篇,四外篇,武帝时赵歧作《孟子注》判定外篇为伪,不久遂佚,本无可惜。明人姚士粦又假造《孟子外书》四篇,更非武帝时旧物,这真是画蛇添足了。
再如《慎子》,《汉志》有之,后佚,《百子全书》本乃宋以后人零凑而成,其中一部伪托,一部由古书中辑出。近《四部丛刊》有足本《慎子》,系缪荃荪家藏书,说是明人慎懋赏传下,显系慎懋赏伪造,为同姓人张目。缪氏是专门目录学者,居然相信这种伪书,我们看见之后,大大失望。
十、伪中益伪。此类书,谶纬最多。如《干凿度》本战国阴阳家及西汉方士的作,恐后人不置信,伪托为孔子于删定群经之后为之,当然全部皆假。今本《干凿度》又非汉时旧物,乃后人陆续增加补缀而成,这岂不是伪中益伪吗?如果研究此书,应以辨别《左传》的方法,下一番抓梳剔校的工夫。
由上面看来,中国的伪书真是多极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伪书,其来历怎样,依我看来有下列四种:
一、好古好古本为人类通性。中国人固为受儒家的影响,好古性质尤为发达。孔子尝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说:『多闻阙疑……多闻阙殆……』孔子如此,其门下亦复如此,所以好古成为儒家的特别精神。
儒家在中国思想界影响极其大,儒家好古,因此后来的人每见一部古书都是非常珍重,书愈古愈宝贵,若是后人所作反而没有价值。有许多书,年代不确,想抬高它的价值,只得往上推。有许多书,分明是后人所作,又往往假托古人名字以自重。
二、含有秘密性。从前印刷术尚未发明,读书专靠抄写,抄写是极费事的。中国地方又大,交通不便,流通很感困难。又没有公共藏书机关,如今日之图书馆,可以公开阅览,因此每得一种佳本,不肯轻易示人,书籍变成为含有秘密性的东西了。
要是印刷发明,流通容易,收藏方便,书籍人人能见,不易随便造假,即造假亦会让人发见的。凡事愈公开,愈是本来面目;愈秘密,愈有造假的余地。书籍亦当然不能例外。
三、散乱及购求。中国内乱太多而藏书的人太少,所有书籍大半聚在京城或者藏之天府。古书的收藏传播,靠皇帝之力为多。既然好书都在天府,每经一次内乱,焚毁散失,一扫而空,再要收集恢复,异常费事。
隋牛弘请开献书表,称书有五厄『……秦皇驭宇……始下焚书之令……一厄也。……王莽之末,长安起兵,宫室图书并从焚毁……二厄也。孝献移都,西京大乱,一时燔荡……三厄也。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四厄也。萧绎据有江陵……江表图书因斯尽萃于绎矣。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五厄也……』在隋以前,书已有此五厄,牛弘以后,为厄更多。
隋焬帝在江都,把内府藏书携去,焬帝死,书亦散失无遗,这可以算是一厄。安史之乱,长安残破,唐代藏书焚毁一空,这可以算是一厄。及黄巢作乱,到处焚杀,所过之处几于寸草不留,天下文献,丧失大半,这亦算是一厄。以下历宋元明到清,每代都有内乱,而且每经一次内乱,天府藏书必遭一次浩劫,费了许多工夫所聚集的抄本、孤本扫荡得干干净净。
书籍散亡之后,就有稽古右文的君主或宰相设法恢复补充,愿出高价,收买私家书籍,宝之天府,把历史打开,大致翻一翻,这类事情不少。如汉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一面找人搜集一面找人抄写。汉成帝时,使谒者陈农广求遗书于天下。隋开皇时,因宰相牛弘的条陈,分头使人访求异本,每书一卷,赏縜一匹。唐贞观中,魏征及令狐德棻请购募亡逸书籍,酬报从厚。肃宗、代宗当安史之乱后,皆相继购求典籍,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大乱之后,书籍亡佚得很多,政府急于补充,因之不能严格。从重赏赐,从宽取录,以广招徕,遂与人以作伪的机会。有的改头换面,有的割裂杂凑,有的伪造重抄,许多人出来作这种投机事业,以图弋取厚利,伪书所以重见叠出以此。一方面因为散亡太多,真本失传;一方面因为购求太急,赝品充斥。四个原因中,要算这个最重。
四、因秘本偶然发现而附会。古代书籍中经散佚,时常有偶然的意外发现,如晋太康三年,河南汲郡地方有人偷掘古冢,得着许多竹简。经后人的考证,知道古冢是魏襄王(从前人以为是安厘王)的葬地,竹简是战国时的东西。襄王死时,以书殉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皆从其中得来。
古冢中发现书籍本来是可能的,因此后代有许多人造假附会,所以历史上纪载某处老房子、某处古冢发现古书的事情很多。或者发现是真的,书却是假的;或者发现是假的,书亦是假的。于是伪书流传,日甚一日了。
又如前清光绪末年,在河南殷墟发现许多甲骨,其上刻有文字,那都是孔子以前的东西,孔子所不曾见过的。本来极可宝贵,不过发现以后二十年来至于今,琉璃厂的假甲骨就很多,因为从前不贵,现在很贵,小者数元,大者数十元,自然有人伪造牟利了。书契典籍亡佚,后有再出的可能,开后人作伪之路。伪书之多,这亦是一个原因,不过没有第三个原因重要而已。
前面讲伪书的种类,以书的性质分,大概有十种;若以作伪的动机分,又可另外别为二类,这种分类法比头一种分类法还重要些。
甲有意作伪的
有意作伪,其动机可归纳为六项:
一、托古这项动机比较上最纯洁,我们还可以相当的原谅。
为什么要托古?因为中国人喜欢古董,以古为贵,所以有许多人虽然有很好的见解,但恐旁人不信他,只得引古人以为重。要说古人如此主张才可以博得一般人的信仰,作者心理不为名不为利,为的是拥护自己的见解,依附古人以便推行。
手段虽然不对,动机尚为清白。这种现象,春秋战国时最多,如《史记•五帝本纪》赞称『百家言皇帝,其文不雅驯。』可见春秋战国时人皆笃信文化甚古说,以为皇帝时代,各学术思想已经很发达了。《孟子•滕文公》上说『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许行是无政府党,与马克斯派的唯物主义气味有点相近,他因为理想特别,恐大家不相信,所以托为神农以自重。神农去得很远,其时社会如何不得而知,亦许许行理想中的神农时代,真是自耕而食,自织而衣,所以他才去模仿。
不特诸子百家托古,即孔孟亦复托古。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又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孟子更厉害,《滕文公上》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儒家如此,墨家亦然。《尚贤》中说『尧舜禹汤文武之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矣』而尤崇拜大禹。《庄子•天下篇》说『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亲自操槖耜……禹,大圣也,而形式天下如此。』
大凡春秋战国的开宗大师,莫不挟古人以为重,《韩非子•显学篇》批评他们道『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始定儒墨之诚乎?』这真痛快极了!尧舜死了,没有生口对证,谁知你是真是假呢。孟子可以说「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许行有可以说「有为尧舜之言者孟轲」儒家可以说「有为大禹之言者墨翟」墨家亦可以说「有为黄帝之言者老聃」每一家引古代著名人物以自重其学说,动机不甚坏,不过先生一种主张,学生变本加厉的鼓吹之,所谓『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则流弊就不堪设想了。
即如许行并耕之说,本来是他自创的唯物主义、无政府主义,偏要说神农时代如此,后来愈说愈像,便就弄假成真了。
《汉书•艺文志》中有《神农》十二篇、神农教田相土耕种十四卷、《神农黄帝食禁》七卷,全部是附会的。最著名的《神农本草》一书 ,相传为神农口尝百草,辨别苦辛,然后编著成书。其实此书与神农丝毫无关,乃汉末以后渐渐凑成,至梁淘弘景才完全写定。
又如庄子著书,明白声明寓言十九,因为要发表自己主张,最好用小说体裁,容易畅达。天地篇说『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这本是庄子的理想,借名字以点染文章的,好像曹雪芹作《红楼梦》 ,借宝玉、黛玉的口脗,以发舒他的牢骚一样,后人却因为庄周说黄帝,平空附会许多关于黄帝的事实及黄帝所著的书籍。
我们看《汉书•艺文志》所载的那许多伪书,大半由于引古人以自重的动机而出,书之著成亦多半在战国时代,因为战国末年,社会变动很大,思想极其自由。有人借寓言发表,有借神话发表,开宗大师都引一个古人作护身符才足使人动听,他们的学生变本加厉,于是大造伪书,学术所以隆盛在此,伪书所以充斥亦在此。始皇焚书以前,春秋战国间的伪书大概都只有这一个动机。
二、邀赏。方才讲每经丧乱以后,出重价求书,免不了有人造假。
普通的如汉武、唐太稽古右文,悬赏征集,当然有许多无聊的人专做投机事业,所以每失一回,每收一回,伪书愈多一回。
还有几次特别一点的,如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他以亲王的力量亲贤下士,访求典籍,得书异常之多,他尤喜欢秦汉以前古文字,搜罗不遗余力,所以古文各经俱从河间献王而出。汉朝经师有今文、古文的争辩,其来源也在此。他所得的遗书真的固然很多,假的亦颇不少,因为造一部伪书既可卖钱又可作官,利之所在,人争趋之,伪书就层出不穷了。
汉代除伪古文的经书以外,还有所谓纬书,前回所说的《干凿度》就是纬书之一种。纬书,古代有无,殊不可知,战国末年,阴阳家造作五行神仙之说,这可以说是纬书一大根源。至西汉中叶以后,作品极多,流传亦盛,尤以宣帝一朝为数特伙。宣帝是武帝的曾孙,戾太子之孙,戾太子被谗而死,宣帝自狱中辗转流落民间。当他年轻的时候,常听见《烧饼歌》一类的寓言,偶有几次巧合使他深信不疑,后来他作皇帝,极力推崇奖励,当然以皇帝的威权临之,不愁全国人不从风而靡。其时「《烧饼歌》式」的著作——即谶纬——极为流行,西汉东汉这类东西都是十分的发达。
汉成帝时有一宗特别的事情,就是成帝特别喜欢《尚书》,可是《尚书》百篇,自经秦火后,十丧其七,只余二十八篇。成帝因为酷好这部书,打尽了主意,以求得足本为快。于是张霸出来,作投机的事业,造出了一部百两尚书,比足本还多两篇,称为春秋以前旧物。书上,成帝大喜,立刻赐他一个博士的官职,等于现今的国立大学教授。后来仔细研究才知道,除原有二十篇外,尽都是假的。有人主张杀他,成帝深爱其才,又怜他造假不易,仅革博士职,饶他一命。
到了东汉时代,不特伪书充斥,《烧饼歌》亦很流行。汉光武一代中兴之主,雄才大略,不愧中国史上第一流皇帝,但是他亦很迷信。光武名刘秀,王莽时,民间有「刘秀作天子」的谣言。时刘歆作国师,欲符合流传的歌谣,改称刘秀。光武正在南阳耕田,有人把这个话传到他耳朵里,说『国师欲作天子啦』光武投锄而起,答道『安知非我 。』后来他居然以一匹夫起兵,打倒王莽,自为皇帝。他觉得《烧饼歌》很灵验,十分的相信。一般人民欲投人主之好,于是矫揉造作,故作隐语以欺世,虽然不是直接假造伪书,但于假造伪书有极大的影响。
降至隋代,又有一宗特别的事情。文帝酷爱古书,尤爱易经。当时有一个大学者刘炫,声望学问都很好,在北魏、北周之末,为北方大经师,又作了一二十年的大学教授。因为迎合文帝的嗜好,造了《连山》《归藏》两部易经。他说《连山》是夏朝的易经,《归藏》是商朝的易经,《周易》是周朝的易经。我们年轻时读三字经,中间有几句『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就从这里生出来的。《连山》《归藏》,《周礼》中提到过,乃假造周礼的人随便乱说,本来没有这两部书,刘炫因《周易》而想及《连山》《归藏》 。书初上时,文帝大喜,后来知道是假的,以为大逆不道,就把刘炫杀了。一代大学者,因为造假书砍头,太不值得。但须知奖励过分,无异明白教人作假,这也不能单怪刘炫啊。
三、争胜。
中国人有好古的习气,愈古愈好,以为今人的见解无论如何不如古人的高明,所以有许多学术上的争辩引古人以自重,然绝不诬陷古人,亦未诋毁旁人。争胜是不好的,只要可以达到目的,古人今人一概利用拭杀,未免过于刻薄。
为争胜而作假,自西汉武刘歆起。其时经学上有今文古文之争,歆父刘向为大经师,歆自己学问亦很渊博。《汉书•艺文志》即根据他的底稿。在学问上,我们应当敬礼,在人格上,我们就不敢赞同。他姓刘,但是为王莽作国师,又改名刘秀以应民谣,可谓不忠;他父亲是今文家,诗宗鲁诗,春秋宗谷梁,他自己推崇古文,诗宗毛诗,春秋宗左氏,可谓不孝。从前只有《左氏春秋》,后有《春秋左氏传》,刘歆引传改经,又添上许多话才有《左传》出现,他说《公羊》、《谷梁》皆晚出,得出传说,伪漏百出,惟左丘明亲见孔子,好恶与圣人同。《论语》曾有『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的话,当然最为可靠。他专门与今文家作对,春秋既用《左氏》以打倒《公羊》《谷梁》,诗经用《毛诗》以打倒齐、鲁、韩三家,礼则用《周礼》以打倒《仪礼》,又恐怕徒恃口舌,不足以争胜,就全部或一部的改窜古书,如《周礼》,全部由刘歆假造的。《左传》一部是刘歆编定的,其余各经,涂改亦多。
汉以后至魏晋间,有王肃出师刘歆的故智,以为要打倒当时大经师郑康成,非假造伪书不可,所以有许多伪书都由他一手造成的。《伪古文尚书孔安国传》据说是他改窜的。主名虽未完全确定,十成之中总有九成可信。《孔子家语》《孔丛子》几乎可以说完全由他一手造成,简直没有什么问题。
此外历代假造古书以求打倒对手方的人还很多,这里只举刘歆、王肃二人作为代表。儒家如此,道家亦然。道教与道家不同,道家是一种哲学思想,如老聃、庄周一派,道教是无聊的宗教,最初由黄巾贼张角以符咒煽惑人心,后来愈演愈厉,成为江西龙虎山张天师一派。道教自东汉末起,二千年来,在社会上有极大的势力。直至去年,党军入江西,才把张天师赶走。道教初起的时候,符咒骗人,其中无甚奥义,其后愚民信之者众,这才野心勃发,想树立一大宗派。会佛教自印度输入,道教与之争胜,造出许多无聊的书,现在道藏中,黄帝著作几达百种,老聃、庄周各亦数十种,诸如此类,伪书甚多,其目的在与佛教争胜,或与儒家争胜。年代愈久,书目愈增,到现代不可胜数了。
佛教本身伪书亦复不少。佛经从域外输入,辞义艰深晦涩,不易理会,释书比自己作书都难,大家都有这种经验的。六朝隋唐之间,佛教盛行,真的佛典,正确翻译通来,一般人看不懂,于是投机的人东拼西凑,用佛家的话杂以周秦诸子的话,看时易解,人人都喜欢诵,但不是佛经原样了。佛徒为增进自己的势力起见,为同大师争名起见,一意迎合常人心理,不惜假造伪书的往往有之,如《楞严经》,直到现代,大家还以为佛教入门宝籍,就是因为其中思想与我国思想接近。然而《楞严经》便不可靠,其他无聊作品不如《楞严经》的还多得很哪。
四、炫名。
这种动机比邀赏好一点,不过还是卑劣,只是为外来的虚荣,不是为自己的主张。
假造《列子》的张湛学得当时学者对于老庄的注解甚多,若不别开生面,不能不出风头,而列御寇这个人,《庄子》中说及过,《汉书•艺文志》⼜有《列子》八篇之目,于是搜集前说,附以己见,作为《列子》一书,自编自注,果然因此大出风头。在未曾认为假书之前,他的声名,与王弼、向秀、何晏并称。这算是走偏锋以炫名,竟能如愿以偿。
⼜如杨慎生平喜欢吹渊炫博,一心要他人所未看之书。本来一个人讲学,只问见地有无,不问学识之博否,但杨老先生则不然,专以博学为贵。《太平御览》是中国很大的一部类书,根据《修文御览》而出。《修文御览》早佚,杨老先生偏他曾经看见过,后来的人因为知道他手脚不干净,所以对于他所说所写的都不十分相信,否则以他的话作根据,一口说《修文御览》明时尚有此书,岂非受愚?
再如丰坊,为明代一大藏书家,范氏天一阁所藏之书多半从丰氏得来。丰氏累代藏书,购置极富,第三代坊好书尤酷。他家里所藏抄本诚然很多,足以自豪,但他犹以为未足,偏要添造些假的,如《子贡易传》《子夏诗传》《晋史乘》《楚梼杌》之类,真是可笑。丰坊又好书,又好名,他的喜欢造假书,许有点神经病作用。晚年,真的秘本固不足以满他的欲望,似乎又赶造不及,结果竟得神经病而死。
五、诬善。造作伪书、诬毁旁人。
譬如前回所讲《涑水纪闻》是后人假司马光之名痛诋王安石,《幸存录》是后人假夏允彝之名毁谤东林党。其实皆本无此书,或有些书而无毁人的话,系后人假造或参杂进去的。
还有想害某人,故意栽赃,如宋魏泰欲害梅圣俞,故作《碧云騢》一书,托名为梅圣俞撰。碧云騢者,谓马有旋毛,品格虽贵,不能掩其旋毛之丑。全书一卷,所载皆历诋当时朝士的话,欲借此引起公愤,不幸后来让人发觉了。
有一种人,费了许多心血,作成一部书,想出自己的名字又觉得不方便,想抛弃了似乎又舍不得,于是造一个假名,拿去付印。如《香匲集》本为和凝所作,在文学界价值很高,惟其中讲恋的话太多。和凝作宰相后,觉得与自己身份不称,乃嫁名韩偓所作。其实和凝在当时有曲子相公之名,就说《香匲集》是他自己所作的艶体诗亦无不可,偏要故意规避,其动机虽非纯粹出于诬善,然有点相近,终究是不正当。
六、掠美。
这类人在学术界很多,如前回所说郭象的《庄子注》是盗窃向秀的,王鸿绪的《明史稿》是盗窃万斯同的。《庄子注》还好,没有什么大错,《明史稿》就改得很不堪。所谓点金成铁,令我们读去,常有不睹原稿之憾。
又如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编制排比,详略得中,允推佳制,但据邵念鲁《思复堂文集•移民传》称为山阴张岱所撰,谷应泰以五百金购得之。果尔,我们对于谷氏不能不说他有掠美的嫌疑了。
乙非有意作伪的
有许多书,作者不伪,后人胡猜瞎派,名称内容遂乱。既然要辨别古书,这种著作也不能存而不论,以下分为子、丑两部说明之。
子全书误题或妄题者,这类作品又可分为四类:
一、因篇中有某人名而误题。
如《素问》一书,最早是战国末年的作品,稍晚则在西汉末叶始出,为中国一部顶古的医书。其中虽然可议的地方很多,然亦至可宝贵。古代医学知识,可考见的,多赖此书。原书作者,姓名不传,今称黄帝素问,或称黄帝内经。还有一部《灵枢》,作者姓名亦不传,今称灵枢针经。作书的人本来不想作伪,然因为素问起首有『黄帝问于歧伯曰……』的话,乃属作者假为黄帝、歧伯问答之词以发抒其医学上的见解。而后人不察,即以此误会为黄帝所作,是以今人称赞名医,说他「术精歧黄」以此。
又如《周髀算经》一书,当属汉人作品,为中国一部最古的数学书,价值亦极宝贵。原书作者,姓名不传,后人因为起首有『周公问于商高曰……』的话,遂误为周公所作。实则「周」是讲圆,「髀」是讲股,等于现在的几何三角。其称周公、商高,亦不过作者假古人的名字以发抒其数学上的见解。初非有意作伪,后人不察,硬派为周公所作,于是一圆一股的「周」「髀」便成为周公的一条腿了。许多古书,皆以有古人问答之词,因而得名。
二、因书中多述某人行事或言论而得名。
这类书与前一类相近,亦以战国、西汉时代为最多。
如《孝经》一书,不惟不是孔门著作,而且不是先秦遗书,乃汉儒抄袭《左传》,益以己见,杂凑而成。后人因为里边讲曾子的话及曾子所作的事很多,遂以为曾参所作,实大误。此书若认为汉儒作品,有相当的价值;若认为孔门作品,则牴牾挂漏之处特多。
又如《管子》及《商君书》本为战国末年著作,其中不过多载管仲商鞅的话及其行事而已,关于管仲商鞅死后的事情,记载亦复不少。若认为战国末年法家作品,其价值极高,有许多很好的参考资料;若认为管商本人所作,则万万说不通。这种书,作者没有标出姓名,大致是一种类书,杂记各项言语行事,起初并不是诚心作伪,乃后人看见书中多述某人言行,从而附会之,因此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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