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林东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3卷

摘 要：在10—19世纪的中国史学发展中，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历史著作，史学家们提出了一些具有思想价值和历史价值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在当时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即使在其后的社会历史进程中，也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10—19世纪 史学史 史论家 启示 借鉴

10—19世纪的中国历史，在经济、政治、军事等许多制度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变迁，在民族关系、阶级关系、中外关系等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历史进程呈现出时缓、时速的局面，在有的地区甚至在某一段时间里还出现了社会倒退的历史现象。总之，这是一个内容丰富而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千年史，很值得作进一步研究。

我是学习和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我想就这千年史学的发展中，一些史学家、史论家提出的问题对我的启示，讲一点肤浅的认识，同大家交流，不对的地方希望得到同行的批评、指正。

一、关于“国家盛衰”、“生民休戚”问题。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有非常明确的宗旨，这就是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所说的，以“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这几句话，真正反映了一个大史学家的器识，至今仍可借鉴。因为“国家盛衰”、“生命休戚”这两个方面，仍是今天治国的根本。司马光在表文的最后写道：

重念臣违离阙庭，十有五年，虽身处于外，区区之心，朝夕寤寐，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燕时赐省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

这些话，一方面固然反映了司马光的竭诚的忠君思想，另一方面也鲜明地表达出一个史学家关注兴衰得失、“四海群生”的崇高责任感。《资治通鉴》作为一部编年体通史，许多事实表明，倘若“四海群生”得不到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则政治上的兴衰得失的历史前途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历史上的各个朝代，乃至于任何一个最高统治集团，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关注了“四海群生”的命运，是要作具体分析的。但史学家能够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并把“生民休戚”的历史状况作为重点写入史册，无疑反映了史家的职责和良心。

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资治通鉴》是帝王的“教科书”，这种说法并非全无道理，但是如果深入一步来看待司马光的撰述思想和撰述宗旨的话，恐怕就不能作这样简单的评价了。因为他提出了历史上两个最重要的问题，至今仍具有启示意义。

二、关于宋人重视以唐朝兴废治乱为鉴问题。宋代史家范祖禹的《唐鉴》一书强调指出，北宋皇朝“今所宜监，莫近于唐”，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他在序文中对唐朝兴废治乱原因作了这样的概括：

其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万物，此其所由兴也。其子孙忘前人之勤劳，天厌于上，人离于下，宇内圯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废也。其治未尝不由君子，其乱未尝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显不可揜。

这是范祖禹对一个盛大的朝代之所以兴废、治乱的概括。如果说司马光的《进资治通鉴表》是从以往的历史中总结出“国家盛衰”、“生民休戚”这两个十分重大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话，那么范祖禹就是要通过重温唐朝的历史，从而具体地揭示其盛衰的原因，以此作为宋朝君臣的借鉴。

其实，类似这样的问题，早在唐朝初年，唐太宗君臣也曾作了深入的探讨。贞观十六年，太宗问魏徵：“观近古帝王有传位十代者，有一代两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怀忧惧，或恐抚养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骄逸，喜怒过度。然不自知，卿可为朕言之，当以为楷则。”徵对曰：“嗜欲喜怒之情，贤愚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愚者纵之，多至失所。陛下圣德玄远，居安思危，伏愿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终之美，则万代永赖。”魏徵曾一再指出，从历史上看，每一个朝代起来的时候，都希望它能够“配厚德于天地”，“齐高明于日月”，都希望“本支百代，传祚无穷”，然而“克终者鲜”，能够善始善终的很少，“败亡相继，其故何在？”这就是魏徵提出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魏徵认为，为了从根本上认识这个问题，就应“求之失其道也”，必须探讨“克终者鲜”的原因。针对这一问题，他提出“殷鉴不远，可得而言”，就是说这个问题是可以找到原因的。他在总结秦、隋二朝灭亡的原因后指出，最高统治者要认识到历史上那些君主“不虑后患”的执政作风的危害；指出要学习西周统治者的做法，一是要明德，二是要慎罚。首先要讲德政，德政最重要的就是要关注民情；慎罚，重要的是该罚一定要罚，不该罚的也不能错罚。魏徵对于唐朝的政治前途作出三种分析，显示了他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胆略。这三种前途是：不断进步，“德之上也”；维持现状，“德之次也”；每况愈下，“斯为下也”。从魏徵以上的这些认识，可以看出他对王朝兴亡成败这个问题的思考，反映了他具有一种朴素的、探讨规律的思想意识。

尽管范祖禹的认识不如魏徵的思考和论述来得深入，但他提出的以唐为鉴的思想在当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所不同的是，宋朝君臣之间没有如同唐太宗君臣那样作进一步的相互沟通，形成共识并在政治活动中或多或少有一定程度的实施。如果以唐宋两朝在这方面的作为作一番比较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

三、关于历史发展中的“相因”、“不相因”问题。元初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观点：“理（治）乱兴衰，不相因者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这个论点的提出，表明马端临也是一个善于思考历史发展大势的史学家。当然，这个论点也给我们留下了继续探讨的空间，即“不相因”之中是否也有共性，而“相因”之中是否也有变革？

首先，所谓“理乱兴衰，不相因”的问题，从历史现象看，历史上的朝代兴亡更迭，都各有具体的原因。但是当历史研究者把西周初年周公的言论，西汉初年陆贾、贾谊的言论，唐朝初年唐太宗、魏徵等君臣的言论，以及北宋司马光、范祖禹的言论联系起来考察的话，就可以发现在种种“不相因”第的表面现象的深层，即从殷朝灭亡、秦朝灭亡、隋朝灭亡、唐朝灭亡的具体原因中，确也可以概括出来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的原因。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补充马端临的观点：在“不相因”的背后，存在着“相因”的因素。

其次，关于“典章经制，实相因”的问题。马端临指出中国古代历朝在制度上是有继承关系的，表明他对制度史的关注。当然，“相因”之中也还是有变革的，如行政建置上汉州、唐道、宋路、元省就有变化，从唐朝的三省六部到明代的内阁也有很大变化等，这实际是一种因革关系。更重要的是，马端临由此揭示出了中华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现象，即中华文明在制度文明的层面，因其连续不断地发展而存在着恢宏的研究空间，这是值得史学工作者特别关注的。

四、关于一篇超越前人的修史诏书。元朝末年所修宋、辽、金三朝正史，受到后人尤其是清人的许多批评，但从元顺帝的修三史诏和史家所制订的《三史凡例》来看，对于中国古代朝代史撰述的连续性和多民族史学的发展，却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当强调的是，元朝统治者颁发的《修辽金宋三史诏》，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不愧是一篇超越前人的修史诏书。诏书写道：

昨前辽、金、宋三国行来的事迹，选人交纂修成史书者么道奏了来。这三国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以见祖宗盛德得天下辽、金、宋三国之由，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交翰林国史院分局纂修，职专其事。集贤、秘书、崇文并内外诸衙门里，著文学博雅、才德修洁，堪充的人每斟酌区用。纂修其间，予夺议论，不无公私偏正，必须交总裁官质正是非，裁决可否。遴选位望老成，长于史才，为众所推服的人交做总裁官。这三国实录、野史、传记、碑文、行实，多散在四方，交行省及各处正官提调，多方购求，许诸人呈献，量给价值，咨达省部，送付史馆，以备采择。合用纸札、笔墨，一切供需物色，于江西、湖广、江浙、河南省所辖各学院并贡士庄钱粮，除祭祀、廪膳、科举、修理存留外，都交起解将来，以备史馆用度。

从这道诏书的口吻来看，确有同唐高祖《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和唐太宗《修晋书诏》某些相近之处，反映了元朝虽已处在衰落时期，但在历史观念上以及史学与政治关系上，仍不失其宏大气度。同时，它还有超越前代修史诏书之处，即重大原则与具体要求都交待得十分清楚，尤其对参与修史人员提出了很高的标准。因有这样的诏书，才有可能产生言简意赅的《辽金宋三史凡例》。诚然，元人所修《辽史》、《金史》、《宋史》确有一些不足之处，但这些不足之处都无法掩盖三史在历代正史中的重要地位；而撰述三史的思想和体例，也是一笔重要的史学思想遗产，在史学史上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五、关于国史、野史、家史的评价问题。明代史家王世贞指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但三史在“叙典章，述文献”、“征是非，削忌讳”、“赞宗祠、表官绩”方面又各有所长。这种辩证地看待国史、野史、家史的价值与局限的方法论，使后人对这三种文献能持一种大致合理的看法，而不至于走向偏颇。

生活在明代的王世贞，对国史、野史、家史能够提出如此全面而辩证的评论，不能不使人感到钦佩以至带有几分惊诧。在此之前，史学批评家刘知幾在《史通·古今正史》中，对以往正史（包含编年体朝代史）不乏褒贬之词，在《史通·杂述》中对相当于野史、家史的十种历史文献也往往论及它们的得失，多有中肯的评论。王世贞的这几句话，把刘知幾的有关评论从理论上提高了一大步，可以作为史学批评方法论的原则之一看待。

六、关于“厚民生，强国势”的社会理想。明清之际的大史学家顾炎武学问渊博，著作繁富。他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都是名作。他没有关于社会理想和国家学说的系统著作，但《亭林文集》中的一些专论，如《郡县论》九篇、《钱粮论》上下、《生员论》上中下、《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可以反映出顾炎武的社会理想及其政治学说。顾炎武的社会理想，概括说来就是“厚民生，强国势”。顾炎武说的“厚民生，强国势”，联系历史上的唐代史学家杜佑“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以及上引司马光说的“国家盛衰”，“生民休戚”，可以看出史学家在思想上一脉相承的传统。顾炎武的政治学说，集中表现在“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世官”制度及与此相关的诸论之中，涉及财政、选举、军事等领域。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体制之下，在盘根错节、矛盾重重的社会环境之中，推行“世官”性质的县令世袭制度，也只能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学说罢了。在这里，既包含着改革与折衷，也反映了进步与保守。但顾炎武毕竟抱着“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的政治情怀，站在历史认识的高度，审视社会发展的趋势，从正反两个方面提出“其专在上”与“其专在下”的政治体制中的历史经验教训，希冀有所改变，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启示意义。

七、关于全面的和辩证的历史借鉴思想。明清之际的另一位大史学家王夫之，在讲到历史借鉴的时候指出：“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唯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这种全面看待历史借鉴的思想方法，是历史理性的一种表现，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

所谓理性的表现，除了它的全面性以外，重要的是它反映出对待历史经验教训的辩证的和清醒的认识，即不仅正面的人和事可资参考，即使是负面的人和事也可资参考。按常理来说，人们往往重视成功的经验、轻视甚至忽略失败的教训，而后者的重要性决不在前者之下，甚至更为重要。对于相同之事的态度和相异之事的态度，也是这个道理。重要的是，人们是否能从历史上找到得失、同异的参考，关键在高度的自觉意识，这就是“治之所资，唯在一心”。中外无数历史事实表明：历史是无私的，它的智慧之门，总是向那些具有这种自觉意识的人敞开着，而拒绝历史借鉴、不愿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人，不仅必将在现实中遭到失败，而且也一定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八、关于“良史之忧”的思考。清代思想家、史论家龚自珍有一句名言：“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当以良史之忧忧天下。”所谓“良史之忧”，依我的理解，一方面是肯定了忧患意识的重要，另一方面是突出了史学家的忧患意识的特殊价值，即它不仅有紧迫的时代感，而且有深刻的历史感。这是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出了史学工作的社会价值。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困境中固然不可没有忧患意识；而其难能者，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顺利时依然具有忧患意识，从而不断克服种种潜在的困难，走向长治久安。龚自珍还讲过一句名言：“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他说的“大道”，当指对有关政治形势、社会状况、历史发展趋势之类重大问题的认识，这是从人们如何更睿智地观察现实和未来出发，进一步强调历史学的重要作用。龚自珍的这两点认识，从正反两个方面强调了史学的思想价值和社会功能，给人们提供了新的理论上的启示。

九、关于中国近代史学先驱者们的业绩和思想。19世纪中叶，史学家们关于边疆史地研究和外国史地研究的兴起，是史学家忧患意识的反映，也是当时救亡图存社会思潮的一种表现，这是10—19世纪千年史学发展中从未出现过的史学现象，这是中国历史进程出现大变动、大逆转在史学领域的反映。对于这一时期的史学，我们还应作更加深入的研究。如张穆、何秋涛、姚莹的边疆危机意识及相关论著，魏源、黄遵宪、王韬等的世界视野及外国史地论著，改变了中国士大夫中一些人“好谈古义，足以自封”狭隘眼光，凸显出中国近代史学的先驱者们的时代精神和爱国热忱。他们的思想和业绩反映了古老的中国正在经历着以此空前的变革，对于这一变革，我们还有必要作更深层次的研究。

10—19世纪的千年史学，史学家们提出了许多问题，给后人许多启示。这里列举的一些问题，是笔者思考得较多的，提出来同大家交流，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本文是作者应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之约，于2013年6月在北京举办的“10—19世纪中国制度变迁与社会演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现略加整理，予以发表，不当之处，祈读者批评指正。

[1]司马光：《资治通鉴》附录，中华书局，1956。

范祖禹：《唐鉴·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吴兢：《贞观政要·慎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吴兢：《贞观政要·慎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马端临：《文献通考·序》，中华书局，1984。

《辽史》附录，中华书局，1974。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20《史乘考误》引言，中华书局，1985。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第12页。

刘昫等：《旧唐书》卷147《杜佑传》，中华书局，1975。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第131页。

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中华书局，1975。

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第6页。

龚自珍：《尊史》，《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第81页。

黄遵宪：《日本国志》自叙，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石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