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林语堂、鲁迅、宋庆龄、史沫特莱、黎沛华（宋庆龄秘书）。 （资料图/图）

钱锺书虽然极少公开谈论鲁迅，却“回避”不了鲁迅。水晶在《侍钱‘抛书’杂记》中曾说，一次座谈会上，钱锺书称赞鲁迅短篇小说写得好，却不宜长篇。而广为人知者是钱锺书在“鲁迅与中外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开幕词，此文后来发表于1986年10月23日《文学报》，收于《人生边上的边上》。在开幕词中，钱锺书以那个时代人们对鲁迅的“公论”，“照例”讲了几句：“鲁迅是个伟人，人物愈伟大，可供观察的方面愈多；‘中外文化’是个大题目，题目愈大，可发生的问题的范围就愈宽广。”其讲话的主要精神是希望大家能够“畅所欲言，不必曲意求同”，并看不出对鲁迅的真实评价。

其实，钱锺书与鲁迅也有过一段“同城”时光。1927年9月，鲁迅离开广州到上海生活，直至1936年10月逝世。而钱锺书于1933年夏从清华毕业，便在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秋始读牛津，因而在上海也有两年多时间。不过，也仅是同城而已，一直未见两人有过交集。但作为后学，又因鲁迅影响巨大，钱锺书在著述时，有意无意中免不了要与鲁迅“相遇”。刘玉凯所著《鲁迅钱锺书平行研究论》、隋清娥所著《鲁迅钱锺书文学比较论》等，均从学术层面作过比较，谢泳、王培军、李国涛、钱之俊等学者在著述中也时有阐发，兹从钱锺书著作中发掘数例与鲁迅相关者，或可补阙。

《围城》里，孙柔嘉的姑父姑母在一家大纱厂里任要职，一向瞧不起方鸿渐。有一次，方鸿渐与孙柔嘉又因姑母的到来而吵架，当得知其姑母想在厂里给自己找个职位时，他便跳起来大喝道：“谁要她替我找事？我讨饭也不要向她讨！她养了Bobby跟你孙柔嘉两条走狗还不够么？你对她说，方鸿渐‘本领虽没有，脾气很大’，资本家走狗的走狗是不做的。”此段文字，立刻会让人想起鲁迅1930年发表的名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文章是批梁实秋的。钱锺书当时虽在清华读书，鲁梁论战的文章，他一定不会错过。

商务印书馆《容安馆札记》第一册第八十四则，读岳珂《桯史》笔记，钱锺书摘抄卷十二以下一段文字并加按语：

金国熙宗（完颜）亶，皇统十年夏，龙见（现）御寨宫中，雷雨大至，破柱而去。亶大惊，以为不祥，欲厌禳之。左右或以为当肆赦（大赦），遂召当制学士张钧视草（起草诏书）。其中有“顾兹寡昧”及“眇予小子”之言，译者不晓其退托谦冲之义，乃曰：“汉儿强知识，托文字以詈我主上耳。”亶惊问故，译释其义曰：“寡者，孤独无亲；昧者，不晓人事；眇为瞎眼；小子为小孩儿。”亶大怒，亟召钧至，诘其说，未及对，以手剑剺(割)其口，棘而醢之。竟不知译之为愚为奸也。云云……按此鲁迅直译之祖也。”（《容安馆札记》第146页）

金熙宗完颜亶是金朝第三位皇帝，据说他即位前曾受学于韩昉，能用汉文赋诗，即位后，尤勤于学习汉文典籍。而据《桯史》此条所记，完颜亶似乎不甚精通汉文，且译者也只会“直译”，断章取义地把诏谕中帝王常用套语如“顾兹寡昧”和“眇予小子”，“直解”为詈骂主上，遂失却原有的“退托谦冲”之义，而致张钧获罪。

钱锺书的按语“此鲁迅直译之祖也”，自然又令人联想到“鲁梁之争”。梁实秋于1929年9月曾在《新月》上发表了《论鲁迅先生的“硬译”》，鲁迅于次年3月在《萌芽月刊》发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予以反驳，论争已超出翻译界限。就翻译来说，鲁迅所倡“直译”（或“硬译”），如翻译《苦闷的象征》，“是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的”，其宗旨是“宁信而不顺”。钱锺书显然是熟悉翻译界这场论战的，但他与鲁迅的观点不同，于是钱锺书接着写道：

余读《说文》至“口”部第二十六字“囮：译也”，尝叹洨长（编者注：指许慎）真圣人，预知Tradutore,traditore！王元之《小畜集》卷十四《译对》云：“译，易也，大能易心，小则易其语而已。”云云。解放以后，译书之风益盛，不知妄作，活剥生吞，不特面目全非，抑且心肝尽换，洵元之所谓“大译”者也。辜汤生《张文襄幕府纪闻》卷下云：“陈兰彬使美，随员徐某，不谙西文，一日忽持西报，似读之津津有味者，同僚怪而问之，徐曰：读西报不解，读诸君翻译亦不解。等不解也，不若径读西报之为愈矣。”云云，此与张钧事，皆可作今译才座右铭也。（同上第146-147页）

此条札记联系“解放以后”译界“不知妄作，活剥生吞”而谈，也是对“直译”的否定。关于翻译，钱锺书所追求的是“化”境，虽然“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故而钱锺书在文中盛赞许慎（洨长）为“真圣人”，说他能预知翻译是“囮”（讹），翻译家（Tradutore）即叛徒（traditore），详见《林纾的翻译》和《管锥编》中若干论述。此条下文又以辜鸿铭笔下徐某读西报故实，与张钧事合观，认为“皆可作今译才座右铭也”，风趣之中不失讽刺，颇见钱锺书行文一贯风格。而整篇笔记醒目之处在按语“直译之祖”云云，点到即止。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林语堂为改变“中国式幽默”的玩笑态度，以重塑君子之德，故而提倡“幽默文学”。不料事与愿违，如钱锺书在其散文《说笑》中所批评的一样：“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林语堂因救“时弊”而助“时弊”，“幽默文学”的实际效应与其初衷背道而驰，钱锺书的《说笑》即是针对“幽默文学”有感而发。而对于林语堂的主张，鲁迅在《一思而行》里就曾批评过：“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鲁迅全集》第5卷第473页）又在《“滑稽”例释》里指出，幽默文学不过是给“油滑，轻薄，猥亵”蒙上“‘幽默’之号”（《鲁迅全集》第5卷第342页）。有人因此认为，“在对提倡幽默文学的看法上，鲁迅和钱锺书真是前呼后应”（李钦业《读》），此说似是而非。

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林语堂和钱锺书都以幽默见长。鲁迅的幽默似匕首，带有手术刀切除病瘤般的锋芒，而林语堂的幽默是轻风，如心灵的净化剂。在当时，林语堂的幽默文学自然不及鲁迅杂文的力量，因而显得不合时宜，受到鲁迅的公开批评。钱锺书的幽默似寒雨扑面，冷中带刺，有如伪装者的灵魂被揭穿后的尴尬与不安。可是，钱锺书虽然也批评林语堂，若拿他的《说笑》与林语堂的《论幽默》相比，却会发现他们的幽默观何其相似：钱锺书说，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对于幽默“别有会心”，林语堂说，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对于幽默将发出“会心的微笑”；钱锺书说，幽默是“滑稽多智”，林语堂说，“智慧已启”“遂有幽默”；钱锺书说，幽默是“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林语堂说，幽默是“人生之一部分”。幽默源于智慧，幽默名家钱锺书与林语堂的观念相近而表现与效果不同，不足奇怪。因幽默观如是，林语堂提倡幽默文学以涵养国人的幽默感，培养有教养的国民，而钱锺书认为真正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的，一经提倡即成笑柄，所以他说：“幽默至多是一种脾气，决不能标为主张，更不能当作职业。”由此可见，钱锺书与鲁迅虽然都针对林语堂所倡导的“幽默文学”发出批评，但并不能说他们的幽默观一脉相承，反而是钱锺书与林语堂的幽默观“似曾相识”。

作为同一文艺风气的见证者与参与者，钱锺书虽然与鲁迅不曾有过直接的交往，甚至让人觉得他有时是在刻意“侧目”鲁迅，而沿波讨源，拨开“迷雾”，但凡现代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还是能够同时看到他们的身影，进而看出钱锺书对时贤包括鲁迅一贯的冷漠态度，“好比从飞沙、麦浪、波纹里看出了风的姿态”（钱锺书语）。（本文原题“风的姿态”，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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