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洪宇

山西有座世界上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纯木阁楼式建筑——应县木塔，该塔第五层塔檐下有一块当年明成祖朱棣北征时留下的匾额，题有“峻极神工”四字。朱棣题词牌匾的下一层，则是明武宗朱厚照亲题的“天下奇观”牌匾。朱厚照之所以到应县木塔前题词，与他的祖先朱棣一样都是为了抗击外族。

“天子守国门”是民众对于明朝美好的想象，自朱棣主张迁都北京后，大明王朝的核心就处于蒙古铁骑的包围之下，一种忧患意识始终围绕着明朝中央。土木堡之变后，皇帝亲征成了禁忌，一方面在心理上明朝自打土木堡之变后患上了“恐蒙症”，另一方面以文官为首的中央再不允许动摇国本的事件发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依旧有一位皇帝，自称大明威武大将军，微服出关与蒙古大军决一死战。他就是被誉为明代最“顽劣”、“荒淫”的皇帝——明武宗朱厚照。

“差评”如潮的朱厚照，无论是从正史上，还是野史杂记中，人设似乎永远是立在昏君堆里。但历史上朱厚照真的是如此不堪吗？这位皇帝的真实个性是什么？又是如何形成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杜洪涛的新作《倏如飘风：明武宗正传》为这位正德皇帝做了一次全面的人物解析，对其出身之谜、宠幸之谜、荒诞之谜、好战之谜、巡游之谜等抽丝剥茧，力求还原出一个非脸谱化的正德。

乾隆三十五年宫廷画家姚文瀚所绘《历代帝王真像》中的明武宗

▌当叛逆期遇到青春期

稚气未脱的青春期少年成为天下最有权力的人，是让人不放心的——明孝宗这样想。所以他托孤三位顾命大臣刘健、李东阳和谢迁，希望他们能够教导好独生子朱厚照，革除大明弊病。虽有这等配置，眼下的大明，仍需要一位极有魄力的君主，而朱厚照虽聪明，但生性贪玩又热衷骑射，并非帝才。

自孝宗朝起，文官势力急剧壮大，成为中央最核心的力量。在儒家理论中，君为纲常理论的核心，君主的道德水准是决定天下兴衰的关键，不光要日理万机，还要克制欲望。顾命大臣刘健要求朱厚照放弃闲暇时间，处理政务之余用一切时间学习。而朝中大小官员更是密切关注朱厚照的一举一动，以上疏规劝为荣。这种按标准模具化打造的帝王，自然引起青春期小朱厚照的叛逆对抗。

明孝宗性格温和，是个守成皇帝，无意改革制度，天下看似太平却危机四伏。而刘、李、谢等大臣一直有意革新，这次顾命大臣们认为时机终于来了。他们借着职务之便，按自己的意愿代朱厚照写了登极诏书，列出了44条改革措施，希望借助新皇登基推动改革。被当成工具人的朱厚照心里很清楚，这些并不是父皇的临终遗愿，大臣假冒父皇的名义，无视他的存在，聪明的朱厚照打心里厌恶这种做法。随即，宦官集团和被触动的既得利益者也自然地就围到了朱厚照的身边，希望借助皇帝的抵触情绪展开反击。

朱厚照开始了与刘健等人的针锋相对。在皇庄扰民、皇亲犯罪、裁撤冗官、整顿盐法等方面，朱厚照都按照诏书相反的方向行事。这让刘健等人非常失望，在传统的士大夫观念中，皇帝是圣人，如果皇帝有错，那一定是身边有小人，于是他们将矛头指向皇帝身边的宦官。

一边是从小陪着长大的玩伴，一边是父亲选的顾命大臣；玩伴把他当做人来看待，那边大臣把他当做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塑造，朱厚照自然倒向了宦官这一边。在与太监的交锋中，文官集团大败而归，不光失去了对形势的把控，更是使得刘、谢两位以强硬著称的顾命大臣请辞还乡。这时的文官们还不知道，他们对皇帝的轻视和不着边际的想象，让他们忽略了给予他们权力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自我且有个性的少年。

《倏如飘风：明武宗正传》一书中，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史料，发现了一些新的历史细节，也形成了部分与前人不同的观点。比如，作者认为明孝宗弘治中兴徒有其名，孝宗为武宗留下的是一个国库空虚、内忧外患的朝廷；正德元年十月的政治风云，是刘、李、谢与新君的斗争已经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做的最后反击，结局也就可想而知。

山西应县木塔明武宗御笔“天下奇观”匾额

▌当小皇帝遇到小王子

蒙古的达延汗把秃猛可在史料中被称为“小王子”，这位小王子在明孝宗刚去世六天，就调兵南下直扑宣府，给刚登基的朱厚照一个下马威。作者分析，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朱厚照自幼尚武与达延汗有关，但达延汗在朱厚照小时候的两次大规模入侵，至少会对他产生过一定的刺激。

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七万蒙古大军大举南下。时机已到，朱厚照决定御驾亲征。虽然皇帝没说，但是大臣们都能猜出来皇帝想御驾亲征，于是便有大臣上疏谏阻。

朱厚照早就熟悉了这些套路，他不顾劝阻，微服出行。自德胜门前往昌平，待内阁大臣知晓，皇帝早已走大半天了。大臣们这边往外追，那边朱厚照已经到达居庸关准备出关。还好巡关御史张钦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就是不放皇帝过关，朱厚照试了几次过不了关，虽然生气，但要强行闯关会逼得张钦这样的官员自杀，最终只得掉头默默返京。

当众人以为朱厚照放弃亲征时，没想到他夜宿百姓家，混入商旅的队伍中，又溜出了居庸关。出关后朱厚照立马换上戎装，带着亲信将领率军北上，同时他效法张钦，留下太监镇守居庸关，不放任何追随到此的官员过关，确保自己不受阻拦地亲征蒙古。这里作者认为，此做法虽有利亲征，却造成了皇帝没有随军的文人可以记录的疏漏。明中叶重文轻武的风气已成，朱厚照又得罪了很多士大夫，这样一场重要的应州之战却没有文臣的参与，自然在历史记载中大战的历史意义将大打折扣。

在这场战争中，朱厚照发挥了他的军事才能，他在大同境内布置了东、中、西三条防线，互为支援。在知道达延汗入侵后，朱厚照调兵遣将非常老道，无论是协防驻守，还是调兵围堵，又或者是合兵突袭，他指挥得当且合适。即使已经获得了优势，权衡利弊后，他并没有一时兴起穷追不舍，而是见好就收。这反映出史料中塑造朱厚照练兵玩闹的形象，并非皇帝顽劣所致，他确有军事方面的才能。

不过，作者也提出了一些疑惑，如一场由皇帝率领的明军与五万蒙古大军搏杀数日的战斗，为什么双方只有68人阵亡？其中蒙古16人，明军52人，照这样看来，阵亡一个蒙古士兵，明军就要搭上三条性命，那为什么蒙古人还要撤兵？事后，兵科给事中宣称应州之战，蒙古大军杀掠人民无数，但这个无数究竟是多少却根本找不到具体数字，这究竟是刻意抹黑还是真实情况被隐瞒？这些问题在现存史料中很难找到答案，也正是这样让后世对于这场应州大捷的历史意义产生了疑问，并从根上质疑这场战争。

明武宗像

▌当正史遇到野史

朱厚照是在南巡回程途中落水后惊悸成疾，书中写道，根据现代医学来看，他很可能是溺水时吸入了泥沙、水草之类的杂质，导致患上了致命的吸入性肺炎，最终英年早逝的。他没有留下任何子嗣，经内阁建议张太后拍板，决定立他的堂弟朱厚熜为皇帝，就是嘉靖皇帝。

朱厚熜是明孝宗最年长的弟弟兴献王朱祐杬的长子，在伦理顺序中理应由他继承大统。但大家都忽略了一个问题，朱厚熜是独子，一旦他过继给明孝宗，兴献王这一脉就会绝后，为此，掀起了一场大礼议之争。

作者看来，正是这个错误的决定，拖累了刚刚驾崩的朱厚照。因为朱厚熜不承认只有过继给明孝宗才能继承皇位的事实，而是虚构了亲生父亲兴献王的皇帝身份。在他虚构的朱家谱系中，明孝宗之后不是父死子继而是兄终弟及，兴献王先继承了皇位，然后又传给了他。这样的话，朱厚照的位置就很尴尬了。

皇帝的实录，都是要由下一任皇帝亲自审定后才算修成，明代实录一般是儿子确定父亲的实录，其中必然有修饰和美化。起初纂修实录的是武宗朝旧臣杨廷和，他在大礼议中一直维护着孝宗、武宗的正统。因此，书中保留了很多重要史实。而后来接任杨廷和继续编修的费宏等人则为了迎合嘉靖皇帝，做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修改。修成于嘉靖四年的《明武宗实录》却是由不想承认他的朱厚熜核定的，人们很难在实录中看到为尊者讳的痕迹，其中负面记载和故意贬低之处，更是用了些春秋笔法模糊了重点，塑造了一个反面典型。

作者在书中举例，平定刘六、刘七民乱之后，《明武宗实录》并没有提及朱厚照颁布的胁从不问、自首免罪的政策，也没有提及他的激励措施和调边军促进围剿、运筹调度等实际内容，而是高谈神秘主义，认为民乱的覆灭并非官军进剿之功，而是上天厌倦战乱，突降暴风所致。

当然朱厚照在历史上的负面形象也并非都是凭空捏造，而是确有其事，他确实亲小人远贤臣，也确实贪图享乐、强抢民女、不顾国政。对朱厚照的评价，当时就有很大的争议，在作者看来朱厚照打破了明朝中叶依赖重文轻武的传统，导致了士大夫们的不满。而中国传统社会的史学家通常秉持的是道德史观，在他们看来一个人私德有亏，其他方面再优秀也是耻辱。再加上《明武宗实录》中意识形态的问题，有些记载确有其事，有些则仅仅是孤证，无法加以解析印证，这让后世学者如果以《明武宗实录》为蓝本必然会产生朱厚照颇为负面的印象。

写正德皇帝不是件容易的事，作者在序言中对曾给予自己启发的作品如数家珍：“以他（明武宗）为主角的历史小说包括高阳先生的《明武宗外记》，廖心一先生的《正德全传》和韦庆远先生的《正德风云》。其中高先生的小说文学性最强，但历史感较弱。韦先生、廖先生由于本身是历史学家或历史研究者，他们的著作在历史场景的复原与历史情节的再现方面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不过，历史小说毕竟是小说。纵然以史实为依据，仍包含大量的艺术想象和文学虚构。与上述三部作品不同，李洵先生的《明武宗大传》是纯正的历史传记。这部著作史料翔实、考证精细、文笔流畅，是一部难得的佳作。珠玉在前，后继者难免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好在压力也可以转化成动力。”

朱厚照的复杂在明代皇帝中都是非常独特的存在，而他在历史上真实的样貌究竟是怎样，这引起人们无限遐想。

正如作者用心取的书名那样，“飘风”有旋风、暴风之意，恰如朱厚照那短暂而张扬的一生。（责任编辑：陈梦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