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天子传》中的历史书写紙一重

引言

《穆天子传》记载着西周时期周穆王西征与返程的事迹，其顺序描绘着周穆王沿途接受赠礼、回赠礼品与氏族（地域）首领对话等内容，为后世了解周穆王时期周朝的政治、军事文化及今陕西以北、以西地区的社会环境提供了思想材料。在史学专门化以前，宫廷式书写语言将《穆天子传》中的部分当世观念反映出来，为人们更充实地理解其历史提供了依凭，进而能够尝试还原出当世的世界图景。

正文

一，推动区域性秩序建构的文化努力

“五方”设想下的攘同纳异

通过殷商及周的社会交流与战争活动，中原地区各氏族的交流愈加频繁，农耕这一在工业革命前的先进生产方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扩张。经此历史过程，中原地区的聚落逐渐提升了自身的社会组织能力、掌握了较先进的生产方式，因而渐与周边以游牧生产为主的聚落区隔；由此，周朝的天下观受其影响而自我中心化。“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礼乐来自于既有的风俗，成周将其制度化并熔铸于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中，使“士以上必以礼乐节之”，以充实政治架构与社会制度的方式推动了国家文明程度的发展。

西周不可避免的成为了当世的区域中心与事实上的霸主，进而其依照地域分异出西戎、北狄、东夷、南蛮四个族群。聚落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与制度安排这两个命题，在各聚落寻求自身发展与协作互补时，对于西周的依赖与向心将难以避免；这层意义上，“五方构想”将是接纳的而非排斥的。

差序格局

“天子之宝万金，囗之宝百金，士之宝五十金，鹿人之宝十金”，在黄山大朝会上的物质分配体现着其以礼乐制为核心的差序格局，周穆王在对封臣、地域氏族、被征服族群的赏赐同样存在着差异。其赠与的物品多为黄金缶、管乐、漆器、祭器，它们多被用于祭祀，周穆王在丰富沿途各地域首领物质生活的同时，将获回礼对象纳入了周泛化意义上的的礼乐体制，用差序的物质资料所有对周疆域或正在拓展之疆域内的各首领身份进行了确认。

祭祀行为

“爰始爰谋，爰契我龟”，西周部分因袭殷商的文化习俗，“尽人之明而不能决，然后谋之鬼焉”，却又有发展，执著于积极行事而“无问未至”；占卜作为祭祀行为的一部，是周天子身份独尊的体现，也是将祭祀行为神秘化、神圣化的一种表达。在西征途中，如“天子授河宗璧。河宗伯夭受璧，西向沉璧于河，再拜稽首”类的祭祀（崇拜）行为多次出现，周穆王以仪式表达着自己受承天命的绝对性，其与卜筮中的“义与志与？义则可问，志则否”相合，是周穆王认为自我意志与天命（义）等同的一种表达。周穆王直接推动并参与了此进程，在西征途中与各首领的交互维护或构建了以周为中心的关系纽带。

二，早期国家的形成与拓展

封邦建国

西周的封邦建国并不如明清时期的地方行政区划调整，当时人口少而土地辽阔且未经开发，分封各邦国于王畿各方是对于周疆域之“圈画”与拓展。“对于国的内涵与外延的确定有各种界说，但人们基本认同充实内部政治机构与社会制度是国家近代化、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国家发展离不开社会组织能力的发展与社会组织模式的更新；因古代聚落的分散、沟通的不便、文明发展（文化、制度）的不充分，国家与社会可能在事实上更趋近于同义。“国：邦也。从囗从或”，营造的城郭、城墙将人们圈定在同一地域而共同生活，其认同由此不断强化。西周中原地区或是游牧与农耕生产者混居，农耕文明以更强大的生产力与组织力不断“封邦建国”、营造新的城郭，并逐渐因自然环境的优先开发而将游牧文明边缘化；从狄人内附为中山国并营造城郭、行周礼便可反向证明这一点，中山国因积极学习周文化而被诸侯接纳，甚至在东周时期参加了对于秦的联合征讨。

西征实践

周穆王西征一途，所遇首领敬贺、礼遇之，天子复收礼、回礼已然成为一种互动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征前，周穆王向北征伐犬戎，获胜并徙之于太原（古），为顺利西征做了准备。周穆王西征更具有威慑意味：“癸丑，天子大朝于燕囗之山，河水之阿。乃命井利、梁固，聿将六师”；如“因献马三百，牛羊三千”类的大额献礼多达七次，其中不乏是供食用的，但仍出现了“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求饮未至”的情况，周军队规模或并不在小。“兴甲兵以讨不义，巡狩者方，会诸侯，考不同”，周穆王此次西行是建构今陕西以西广大地区之天下（国际）秩序的尝试，该天下秩序的内容部分来自其天下观念（自我中心的天命）与义战思想。值得注意的是，穆王受之以牛羊、马匹、粟等物质资源，返之礼乐器、贝带等价值附加品，对其途经聚落进行了礼乐制度与商贸模式的嵌套，由此逐渐将各聚落整合为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共通的同一天下。

以封邦建国作为指导，以西征作为部分实践，其生动展现了西周整合周边部落的一面。西周与近邻的外交，确立了自身独尊的区域性国际地位。周穆王由此具有部落共主与周天子的双重身份，使得发展程度不均的地域部落与宗亲封邑同时对其效忠；西周此时恰处于部族国家向早期国家文明形态的转变过程中。

三，作为认知工具的游记

信度

《穆天子传》中的部分记述能得到其它文献的印证。其中“戊寅，天子北征，乃绝漳水”，“取其五王以东”，西征前穆王十二年北征犬戎，并将犬戎往东迁徙至太原。关于周穆王征伐犬戎于太原还是迁徙犬戎至太原存在一定分歧，古代名太原者并不在少，对于地名的使用可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混同。今之太原在黄河以东，与征讨方向不符，不太可能是犬戎曾经的生活中心。顾炎武认为后魏设原州有顺承古地名太原之意，后因唐败于吐蕃而失地，遂徙治平凉，复地后又归治历代因袭，故古太原指代现平凉，周穆王与犬戎的战争或发生在现平凉与太原之间。再有西虢国在今宝鸡，“至夷王七年，虢公帅师伐太原之戎”，犬戎因内迁，使得西虢的征讨因地理距离缩短而更加迅速，也佐证了以上。

如果遵循反映论的旧思路，或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某些历史现象是客观形成的；但伴随着人文学科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认知可能被建构了。在近代旅行家创造“丝绸之路”话语以前，真实地存在着一条玉石之路。张家坡考古发现表明：在西周存在从西部大量引进玉石（昆仑软玉）的现象，周与西部地区的物质文化交流在西汉张骞建立外交网络前便已经存在。周因礼乐文化的需要对玉石产生了独特偏好，“天子于是取玉三乘，玉服器物，于是载玉万双。天子四日休群玉之山，乃命邢侯待攻玉者”，周穆王领导了玉石的开采、加工与运输；又有“天子囗崐崘，以守黄帝之宫。南司赤水，而北守舂山之宝”，其对玉石产地委任专人管理；可见周对玉石非常重视。

但是，其中对于数字的统计尚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如表一，对于沿途赠礼具体数值难以考察，读者只能取信其大致程度。同样在总里程方面，“各行兼数，三万有五千里”与各路段行程的数字总和相误，一说是三与二的传误；在《山海经》中同样出现了总里程与各段路程数字之和不符的情况，目前尚无信论。若其记载、传世并无错谬，那或是测绘方法的区别，其尚待厘清。

赠礼主体牛羊/头食用马/匹良马/匹玉石/车美玉/双特制玉/双糜子与小麦/车

河宗氏

12

柏禾

珠泽人

3000

300

赧

3000

900

100

曹奴氏

7000

900

100

容成氏

10000

剞闾氏

囗韩氏

2000

100

300

西王母

智氏

3000

400

寿佘人

囗

飦

100

西膜人

2000

300

1000

文山人

40

巨蒐氏

5000

300

1030

囗奴

180

犬戎

24

表格一

记述兴趣

外界的信息通过文字的渠道传入，几乎是在影像应用以前的唯一方式。回顾制图史也是如此，旅行与探险受制于交通状况，人们能够抵达的地区非常有限，部分不畏艰险的旅行者将异地风俗、物产、山川形势等录为文字供外界认知。宫廷作者们主要记录王之生平事迹，同时也对记载其他信息产生了兴趣。《爪哇史颂》之“这些是早已有村社头目的十四个佛教村庄封地，只有八个产出食物”，与《穆天子传》同样关注地方物产资源。其中，书中提及“玉”多达二十四次，体现着西周偏好玉石的影响。

书写的可能性

不同文明在早期形态的书写语言存在相似性，它们所书写的通常能够被归纳为宫廷式的赞颂篇章，这与它们相似的文化意识有关。

人群中只有一位至尊者，他（她）继承着高贵血缘并被奉为共主。“在游玩期间。来自巴厘、马都拉等外岛及整个东爪哇的大臣齐聚于此以表忠诚。大臣们争相进献猪、牛、羊、狗、鸡和布匹，贡品堆积如山，令人叹为观止”，满者伯夷王享有被本国及近邦尊崇的地位，拥有无可匹敌的物质财富。这里的描绘实于“天子之宝万金，囗之宝百金，士之宝五十金，鹿人之宝十金”的周穆王相似。

王享有独尊地位，但他（她）尊贵的同时却又与民同乐。“属地的人们纷纷来朝见国王。国王龙心大悦赐予布匹，一时间君臣同乐，沉浸在欢乐的海洋”，满者伯夷王展示了他的慷慨与亲民。有趣的是，《穆天子传》中也有类似的描绘：“赤乌氏先出自周宗，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周穆王与赤乌氏谈及源流之相亲，是在传达友好。

两方笔者对于王有相似的描绘，这一面在于其是宫廷式的观察视角，一面或在于从部落国家到早期国家的过渡伴随着王身份的转型，人们曾推举、崇敬的部落首领正因国家治理机制的单向发展而异化，但同时当世的政治文化理想仍延续着。在史学专门化以前，记录事件常由君王的随行者负责，他们以君王为中心进行记述，为了解部分古老仪式与局部古代社会留下了丰富的材料。

结语

通过体察《穆天子传》中的历史书写，我们不难读出其中成周之制的影子，进而发现周穆王西征这段以军事、政治、文化、经济力量建构区域秩序的历史。结合以《爪哇史颂》，我们能够体察不同区域文明的相似与独特之处，它们对于历史都有自发性的理解；但在世界交互愈发频仍，不同文明的影响力在本文明日益扩大时，本区域性文明被动接受转变的过程将是漫长且艰难的。

古人与现代人不同的主要在思想世界，若要真切地理解历史，尝试还原历史，便不能避开如部落国家转型等方面的讨论；包括其间不同族群的互动模式，与作为文化堕距残留下来的文化意识，它们有可能以物质文化的方式留存下来，这有可能成为我们理解历史流变的重要方法。

附录

一、古代文献

高永旺：《穆天子传》，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

李民等：《古本竹书纪年译注》，郑州：中州书局出版社，1989年。

段玉：《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顾炎武：《日知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普腊班扎：《爪哇史颂》，徐明月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陈曦等：《司马法》，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

方韬：《山海经》，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二、近代文献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葛剑雄：《不变与万变》，长沙：岳麓书社，2021年。

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亚洲的去魔化：18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刘华兴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日〕寺泽薰：《王权的诞生》，米彦军等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21年。

方艳：《玉石之寻——论的历史文化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年06期。

叶舒宪：《文本、想象与认知建构——河西走廊的文化镜像分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