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XX年新唐书的历史介绍新唐书的历史介绍五代时期就曾有《唐书》(即后来《旧唐书》)编成，但宋仁宗认为《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庆历四年(1044年)下诏重修。至和元年(1054年)七月，仁宗催促“速上所修《唐书》”。前书》所依据的唐人文献及唐史著作均审慎选择，删除当中的谶纬怪诞内容，裁减旧史本纪十分之七。《新唐书》对〈志〉十分重视，新增《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兵志》附以马政，原有的《天文志》和《历志》篇幅超过《旧唐书》三倍，新志载有文武百官的俸禄制度，为旧志所无。又有屯田、边镇、和籴等，皆旧志所无。《新唐书》也恢复立〈表〉，立了《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历代官修正史〈表〉多缺略，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新书最佳者志、表，列传次之，本纪最下”，这是允评。列传部分由宋祁负责编写。王鸣盛还指出《新唐书》史表的设置有一些不足，“窃谓史之无表者，固宜补矣，有有表而尤不可以不补者……禁军以宦官掌之，不但朝政尽为所挠，并废立皆出其手，则左右神策亦当《新唐书》一共修了十七年，庆历四年，工部尚书宋祁主持修纂〈列传〉，至和元年(1054年)，由欧阳脩接续编修〈本纪〉、〈志〉、〈表〉。

嘉祐五年(1060年)六月，全书告成。两人在七年内竟没见过面。草稿初成，呈.宋仁宗审阅。仁宗看后，发现这部史书出于二人之手，体例与文采均不尽相同，于是令欧阳脩删改修饰为一体。欧阳脩此时却拒不修改，他说：“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不同，岂可悉如已意?”最后仅校阅过一遍，一无所易。缺失《新唐书》修成之后，《旧唐书》便不再流传。据清代学者赵翼《廿二史札记》载：“今第观《新书艺文志》所载，如吴兢《唐书备阙记》、王彦威《唐典》、蒋乂《大唐宰辅录》、《凌烟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林恩《补国史》等书，无虑数十百种，皆《旧唐书》所无者。”但《旧唐书》较多保存唐代原始文献的面貌，而《新唐书》语多删节，徒增后世研究困扰，《直斋书录解题》则称“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十一、志三、表四”。如《旧唐书本纪》部分近三十万字，到《新唐书》仅剩下九万字，虽达到文字精湛，却失去许多珍贵史料，而《哀帝本纪》旧书约一万三千字，新书只剩千字左右，“每数帝共一赞，矫枉过正矣”;而《旧唐书》写得极为悲壮感人的《封常清传》、《高仙芝传》，在《新唐书》竟删得索然乏味。欧阳脩与宋祁皆有排佛的偏见，故《新唐书》不见玄奘、一行等佛门之事迹，无以反映盛唐时期的佛教风采。

韩通因反对陈桥兵变，《新唐书》无立传。韩愈曾为石洪作墓志，石洪官仅止于县尉，无奇伟之事迹，《新唐书》竟收此“谀墓之文”。《新唐书》虽列有《兵志》，却很空疏，例如《新唐书兵志》记载：“唐有天下二百余年，而兵之大势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废而为彍骑，彍骑又废，而方镇之兵盛矣。”，其议论不明，于史实亦不符。《新唐书》大量采用笔记、小说，形成不少错误，《直斋书录解题》卷四批评《新唐书》“拾取小说私记，则皆附著无弃”，“徒繁无补”。王观国《学林》卷五“霓裳羽衣曲”亦云：“盖《国史补》虽唐人小说，然其记事多不实，修唐史者一概取而分缀入诸列传，曾不核其是否，故舛误类如此评论后人多批评欧阳脩撰《新唐书》“着意文字而忽略考证”(近代学者王欣夫语)，作者正统思想尤为强烈。《新唐书》共计转录韩愈文16《藩镇吴元济传》中全文载录韩愈的《平淮西碑》，《新唐书韩愈传》“赞曰”，宋祁还说：“其道盖自比孟轲”，“可谓笃道君子”，肯定其功业与孟子“齐而力倍之”，“仰之如泰山、北斗”，这样的过誉，显得肉麻兮兮。《新唐书》对隋末窦建德等农民军十分反感，动不动辄以“猬毛而奋”、“磨牙摇毒”、“孽气腥焰”等恶毒之语呼之。

故《新唐书》不可取代《旧唐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多用《旧唐书》，朱熹的《通鉴纲目》重“春秋书法”，多用《新唐书》。由于《新唐书》存在不少问题，在颁行不久，吴缜写了《新唐书纠谬》，共举出该书四百六十条错误。在找出《新唐书》差错的同时，亦认为撰修者是“不知刊修之要而各徇私好”。史家黄永年指出：“他(宋祁)用这种文体把《旧唐书》里原有的诏令、奏议以及记叙文字乱改一气。例如柴绍传有‘隋将桑显和来战，绍引军缭其背’，这‘缭其背’是什么意思呢?查对《旧唐书》，原来写的是‘绍引军直掩.其背’。因宋祁嫌它不够古，所以硬用这个‘缭’字来替换‘直掩’，‘缭’是绕的意思，用在这里确实很奇，同时又很涩，因为使人读到这里就得打住，无法念下去。再如《旧唐书》的玄宗废太子瑛传有‘李林甫代张九龄为中书之’。这个‘揠’字本是拔的意思，宋祁用在这里当‘助长’‘迎合’来讲，确实够奇，不对照《旧唐书》谁又能看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