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在认识到《汉书》的基本状况之后，现在我再和大家谈谈怎样阅读和利用《汉书》。事实上我们也只有清楚了解《汉书》的基本状况，才有可能更好、更合理地利用《汉书》。下面，我就分作几个方面，来讲述相关问题。
前面在谈《汉书》的“作者”问题时曾经讲到，班固在撰著《汉书》时，其西汉中期以前的内容，有很大一部分是直接承用了司马迁的《史记》，或对《史记》旧文略加改窜。这就提示我们，在阅读这部分同《史记》重迭的内容时，有时需要并观两书；对于利用《汉书》做史料的历史研究者来说，这更可以说是一项“默认”的程序。
那么，具体地讲，一般历史爱好者，或者是对相关文献学知识还比较陌生的历史研究学人，又究竟怎样入手好呢？
我建议大家先看一看清朝学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在赵翼这部书中，列有“史汉不同处”、“史汉互有得失”（以上见卷一）、“汉书移置史记文”、“汉书增事迹”（以上见卷二）诸条目，分别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具体列举了《汉书》与《史记》相重的这部分内容在两书当中的异同。读了《廿二史札记》讲述的这些情况，便可以让大家在参互对比《史记》以阅读《汉书》时先具备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总的来说，今传本《汉书》和《史记》相同之篇，往往《史记》文字繁而《汉书》简。南宋人倪思且因之撰写了《班马异同》一书，以见二者的差异。
吕思勉先生论述其致异缘由，以为是由于《汉书》问世后读的人多，而在雕版印刷发明前书籍流通依赖传抄，在众多人抄读《汉书》中，因图省力，就把许多虚字省略掉了。盖古人“无论自誊写，或请人代写，以为与意义无关，即皆随手删节。此风甚为普遍，且久而未已。如《史通·点烦篇》照录《史记》原文，以与今本校勘，其虚字较今更多。可见自唐开元至《史记》刻板时，抄录者又有删节矣。大抵书经传抄之次数愈多，则其被删节愈甚。自隋以前，《汉书》之通行，远较《史记》为广”，而《史记》因为抄读者少，虚字倒多保存着，并非班固和司马迁的文笔真有那么多异同（吕思勉《史学与史籍七种》之《史记选文评述》）。
然而吕思勉先生所说，只是情况的一个方面。只要稍稍对比两书就会很容易地看到，所谓《汉书》简而《史记》繁的文字，绝非只是之乎者也一类的虚字而已，而是两书在实打实的史事叙述方面也存在差异，而且这样的差异还相当明显，相当普遍。
在我看来，这些差异，很多是因为班固没有能够准确理解《史记》的本义而妄做的改动；特别是其中那些像天文历法这样比较专门的内容，班固明显不像司马迁那么老道。尽管其中也有一部分内容是对《史记》差误的订正，诚有所谓青出于蓝之效，但总的来说，班固所做的这些涉及实质性内容的更改，是失多得少。
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本来就应当尽量采用更早出、更原始的典籍作史料，因而在利用《汉书》治史时，凡同见于《史记》与《汉书》两书的内容，即使二者完全相同，也是应该取阅《史记》并优先利用太史公书，慎重对待这些先见于《史记》的文字。
至于那些纯属叙述形式的文字繁简问题，顾炎武尝谓“班孟坚为书，束于成格而不得变化”（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六“《汉书》不如《史记》”条），即《汉书》所谓行文之简，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出于其既定的“成格”，也就是套路化的格式。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顾炎武还明确地对《史记》与《汉书》的文字繁简问题做出了一个总体判断，以为“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史记》之繁处必胜于《汉书》之简处”（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文章繁简”条）。其实关于史书纪事的文字繁简问题，宋人赵与时早有同样认识，赵氏乃谓之曰：“夫为文纪事，主于辞达，繁简非所计也。”（赵与时《宾退录》卷一〇）
附带在这里说两句题外话。现在颇有一些学者，大力主张高品味的学术论著要力求简而不繁，繁则堕入缺情寡趣的畜生道，而我读顾炎武“辞主乎达”的论述，则别有戚戚焉。没什么科学的依据，就是出自对顾炎武学术造诣的崇拜。没办法，他读书确实读得多，很多很多。我相信，见多才能识广。
除此之外，在《史记》与《汉书》之间，还有一些既非文言虚词多寡、还不在于文字繁简，同时也无关乎实质性内容的重大差异，这就是篇章设置方式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句表述形式的不同。对此，清人钱大昕曾具体论述说：
石奋传不当以“万石”为题，夏侯婴传岂宜以“滕”标目？荆王贾、燕王泽之篇，首不必称“刘”；韩王信之传，端当去“王”字。万石君、两龚之号，已载诸篇中，而复系之篇首，非例也。传冯奉世而远述冯亭，传扬雄而追溯伯侨；若司马迁传，首不举姓名，叙谱系全取自序之文，又非例也。《史记》以数人合为一传，一篇之中，首尾相应，《汉书》则人各为篇，略以时代事类相从，与史公合传之例，固有别矣。然多承用旧文，不加刊改。史公作《陈平世家》，附见王陵事，今陈、王各为一篇，而叙陈平事于王陵之后；史公作《张苍列传》，附见周昌、赵尧、任敖诸人，今张、周、赵、任各为一篇，而叙张苍事于任敖之后。在陈、张之传则缺而不完，在王、任之传则赘而无当。以及窦、田、卫、霍诸篇，多沿斯失。于是史公错综变化之文，皆龃龉而不相入矣。
钱氏复总括之云：“大抵《史记》之文其袭《左氏》者，必不如《左氏》；《汉书》之文其袭《史记》者，必不如《史记》。”明此可知“古人所以词必己出，未有剿说雷同而能成一家言者也”（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八《跋汉书》）。
这些情况，说没用，可以说什么用也没有。因为不管怎么编排怎么写，实质上都是那么一些事儿，就所记述的历史事实而言，二者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异。
可是若说重要，也可以说相当重要。因为文体、文笔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要素，这意味着它就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内容和重要对象。特别是在唐宋古文运动兴盛之后，历代学者在撰写所谓“古文”的时候，都要学为秦汉之文，竞相取法于《史记》和《汉书》，而《汉书》的阅读在士子之间尤为普遍。
这样看来，了解《汉书》与《史记》之间这样的差别，对于今天所有阅读《汉书》的人，都应该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不了解《史》《汉》之间这种差别，就不能合理地把握《汉书》在文字处理形式上的功过得失，而对于那些仅仅是把《汉书》视作古文读本的读者来说，清楚知悉《汉书》这样的文字缺陷，才能免得因慑服于班固大名而错效东施之颦，误仿邯郸之步。
鉴于上述情况，即使是非专业的读者，也就是完全没有史料利用目的、身在功利需求之外的读书人，只要时间和精力允许，最好也适当浏览一下《史记》中那些与《汉书》相应的内容，这总会使你获得更为丰富的感受，增添一种特别的体验。这样的阅读，只是汲取人生的营养，看起来似乎没什么具体的用处，可实际上更为重要。它会在潜移默化之中，滋育人心，焕发人性。这就是老子所说惟当其无，方有其用，所以我才会在这里特别讲讲这方面的情况。
在阅读和利用《汉书》时需要注意的另一个与《史记》相关的事项，是保留在《史记》旧注中的《汉书》注文。
谈论这一问题的前提，是颜师古注本《汉书》通行之后，覆盖了此前所有注本，特别是晋灼和傅瓒汇纂众说的集注、集解本（包括蔡谟散入《汉书》本文之下的傅注本）。晋灼和傅瓒集注、集解本的很多内容，对我们今天理解和利用《汉书》是很有帮助的，可这些内容有很多在颜师古注本中并没有体现。
幸好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和唐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在注释《史记》相关内容时都引述有很多晋灼或傅瓒的旧注（若是按照前文所述二者的先后关系，晋灼旧注或转据傅瓒集解而得）。如清人钱大昕称“裴注《史记》所引《汉书音义》，盖出于蔡谟本”（钱大昕《潜研堂集文集》卷二四《汉书正误序》），讲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又清人王鸣盛亦称裴骃《史记集解》其“下半部则简略，甚至连数纸不注一字。世家自陈涉以下，列传自张耳、陈余以下，裴于徐广旧注外，但袭取服虔《汉书注》，晋灼、臣瓒及蔡谟《汉书音义》，裴所自为者十无一二”，以致造成“《汉书》之所取者《史记》也，今《史记》注反取《汉书》注以为注”的奇特景象（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裴注下半部简略”条）。
因此，充分注意并参考保留在《史记集解》和《史记索隐》中这些《汉书》旧注的内容，对我们更好地理解《汉书》载述的史事、特别是利用《汉书》从事史学研究，一定会提供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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