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三国志》二十四史之第四史书，体裁为纪传体，作者西晋人，名叫陈寿。

由《魏书》《蜀书》《吴书》三书于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合并而成，记载了汉末晋初约四百四十多位人物的历史事迹，其中曹魏史事独占整书二分之一，成为全书记录重点。

因陈寿属晋臣，写史以魏为尊，所以对其人物事迹加以浓墨重彩，大篇幅赞扬其政绩。

尤其对曹氏父子曹操、曹丕和曹叡进行了突出叙述，夸曹操文才武略，夸曹丕笔下成章，夸曹叡性格沉毅。

反观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却饱含“拥刘贬曹”的立场。以章回体小说形式描写了三国时期群雄割据，魏、蜀、吴三国间的军政斗争，最终由司马炎一统天下并建立晋朝的故事。

与《三国志》不同的是，罗贯中对魏主的人物刻画不仅有正面描写，还着重刻画了魏主的反面形象，魏主的人格得以丰富与复杂化，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生动。

比如，罗贯中既描写了曹操的政治上卓越才能，也指出曹操为达目的，不惜采用奸诈手段，正反对比塑造了曹操这一奸雄形象。

那问题来了，从西晋史学家陈寿《三国志》中的正面群像的魏主，到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笔下亦正亦反的形象描写，魏主形象的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呢？

究其缘由，一切还要从裴松之注三国志说起...

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道出陈寿未敢之言，魏主形象“黑化”走上第一步路

1. 陈寿《三国志》中的魏主形象

《武帝纪》、《明帝纪》、《文帝纪》和《三少帝纪》中，陈寿对六位“魏主”的历史事迹做出了详细记述，且给出高度评价。

《武帝纪》中，陈寿赞扬了曹操高超的军事才能，比如讨伐董卓、平定袁术、捉拿吕布等战绩。陈寿给曹操总评如下：

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陈寿称赞曹丕文武双全，引《文帝纪》：

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曹丕年方八岁便会写文章，博古通今通晓百家之书，又“善骑射，好击剑”，称得上文武兼备。

曹叡深得祖父曹操的喜爱，常伴在曹操身旁，耳濡目染下学会军事治理才能，其父曹丕同样看好他。

曹叡即位以后，军事上继承了父祖的治国方略，弘扬先帝遗志，以灭蜀吞吴及平定天下作为己任，与蜀吴交战中屡次获胜，军事谋略令朝臣赞赏与信服。曹叡在位期间，魏国疆域也更加广大。

陈寿评曹叡“沉毅断识，任心而行，盖有君人之至概焉”，具有帝王风范。

《三国志》中记载，曹叡死后政权落入司马氏手里，曹魏政权傀儡般在其手下存在26年。

26年间，曹魏换了三个皇帝，即曹芳、曹髦和曹奂。因他们皆是少年天子，历史称之为“三少帝”，合传为《三少帝纪》。

由上可知，陈寿在《三国志》中对曹操、曹丕、曹叡、曹芳、曹髦和曹奂六位魏主的政绩进行了大笔墨记述，“魏主”形象以正面为主，特别在军事才能与文学成就方面，六位“魏主”的表现都很突出。

魏主正面形象的转变则发生在裴松之注解《三国志》之后。

2. 裴松之注解后的魏主形象

陈寿所著《三国志》只有本纪和列传，没有“志”和“表”，行文简洁。南朝刘宋史学家裴松之为完整三国历史全貌尝试对其进行注释。

裴松之间杂正史、野史以及人物传记等大量资料，弥补了陈寿著书时史料残缺、史实缺乏的缺陷。魏主形象也得以丰富，更增添了对魏主形象的反面描写。

孙盛《杂记》所记曹操杀吕伯奢家人一事，在《三国志》中并未提及，但在裴注中却引用了这样一则材料：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仅这一则史料便把曹操极端自私利己的性格特征凸显出来。

在裴松之注释中，曹操的事迹更丰富，曹操性格也更多元，曹操不再仅仅是陈寿所言“运筹演谋、鞭挞宇内”的政治领袖，也是许子将口中的“乱世之奸雄”。

正是裴注融汇各方资料，才得出对曹操为人准确的总结，那便是“奸雄”二字，这给以后文人书写曹操形象打下基础。

裴松之注释中同样充分反映魏文帝曹丕复杂多面的性格，比如曹丕也有贪婪和残酷一面。

例子见于《曹洪传》中，曹洪富有但吝啬，曹丕借钱不得，便借口想要将他下狱处死。

裴松之注引《魏略》说曹洪最终在卞皇后干预下被释放，但曹丕仍然没收了曹洪财产，反映出他阴毒又贪婪的性格面。

在《明帝纪》中裴注引了《魏略》中的记载，对“洛阳宫”做了比较详细地描述，写出了洛阳宫的奢华，同时借助朝臣的上疏谏诤凸显了曹叡的骄奢淫逸。

陈寿的《三国志》本着著史的原则，力求做到“文约而事丰”，裴松之则采用“绩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的方法，引用繁富的书籍与材料，展现出更多历史细节。

裴松之所引用的大量资料，有的来自正史，有的来自野史，有的出于官方，有的来自民间人士之手。

因此，裴注中出现了多个角度的声音与看法，正是这些不同于《三国志》的角度大大地丰富了人物形象，也开启了魏主形象转变之路。

司马光承上启下，活用史料，魏主形象初步定型，为三国演义的成书奠定基础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是一部空前的编年体著作，是陈寿著《三国志》与裴松之为之作注后的又一部重要史书著作。

作者结合陈寿所写原作与裴松之注，以编年形式撰写，清晰完整地勾勒出三国历史的发展脉络。

书中肯定了曹操善于识人和用人的才略，为人节俭的优秀品质以及他的政治成就。同时也没有回避他性格中的阴险与狡诈。

司马光对曹叡评价很高，评价为

沈毅明敏，任心而行，料简功能，屏绝浮伪。行师动众，论决大事，谋臣将相，咸服帝之大略。

与曹操与曹叡相对，《资治通鉴》中对曹丕和曹芳以负面评价为主。

《资治通鉴》中对曹丕的睚眦必报进行了记述，比如写曹丕向曹洪借贷而不得，由此怀恨在心，借机报复，势必处以曹洪死刑等。

写曹芳内心不够果敢强大，遇到大事，便露怯。如面对“李丰之死，意殊不平”，想要“勒兵以退大将军”，最后却“惧不敢发”。

司马光生于官宦之家，自小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其价值观建立在儒家的伦理道德和规范之上，强调人为在社会历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捍卫儒家伦理。

从“魏主”形象描写方面来看，司马光的观点较为客观，促进了“魏主”形象的传播，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史书，对“魏主”有褒有贬。

历代文人妙语连珠，“拥刘贬曹”思想趋于固化

魏晋南北朝士人对“魏主”评价更多在其性格中的狡诈和残酷等方面，而忽视其英雄般历史功绩。

唐代士人在诗歌中对“魏主”的英雄功绩给予了肯定和赞扬，但主要是对曹操进行褒义评价，对曹丕、曹叡、曹芳、曹髦、曹奂形象评价很少。

宋词中对于“魏主”形象，既有褒扬，也有贬斥。

到了元代，市民阶层发展壮大，新兴文学题材崭露头角，比如杂剧和散曲等。三国历史也借由这些新形式，融合口语和俗语，体现出自由灵活，通俗易懂的特点。

《三国志平话》中，始终贯穿着尊刘贬曹的思想感情。曹操以往被人褒奖的高大形象，如善于用人，文韬武略等，却在元杂剧的三国戏中发生了大转变。

在《虎牢关三战吕布》中，曹操的形象正逐步变成一个乱臣贼子，特别在对战西蜀的三国戏中，表现更为明显。从一开始刘关张结义，到破黄巾、战吕布，在这些三国戏的主题中，曹操的形象还比较公正，被西蜀集团称为丞相。

但是当曹魏和西蜀发生对立时，“奸雄”甚至“曹贼”等称呼则比比皆是。《大王独赴单刀会》《刘玄德独赴襄阳会》等 10 种杂剧，其中有 8 种皆是“拥刘反曹”的。

罗贯中笔下生花写三国，风起云卷，亦褒亦贬，魏主形象终归炼化定型

《三国演义》，又称《三国志演义》，是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根据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解以及民间三国故事传说经过艺术再创作而成的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

魏主形象借由小说情节的展现更为栩栩如生。

《三国演义》一书中，魏武帝曹操成为影响力卓绝的政治家典典范，他是一个有远见、有抱负的人物。

在东汉末年社会混乱，群雄割据的情形下，他运用其强大军事才能，逐渐统一北方，“挟天子以令诸侯”，占领了汉朝江山。

曹操具有政治野心、政治智慧和才能，这是对他的正面形象描写。

不仅如此，罗贯中在小说里还突出描写了身为政治阴谋家与野心家的贼人心理与行为特征，比如专制、虚伪、奸诈、欺骗、狡诈、虚伪等。

在小说的第四回中，逃跑的曹操处于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仅因为听到院子里有磨刀声，就杀了吕伯奢一家九口，道出那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言论，无疑给人留下了强烈的负面印象。

《三国志演义》中曹丕属于一个绿叶角色，与明君典范刘备形成鲜明对比。

秉承“拥刘反曹”的思想，小说中所写的曹丕在军政上急功近利缺乏远见，思想上刚愎自用且心胸狭窄，尤其是嫉妒并戕害兄弟曹植，俨然是一个反面人物。

为了突显曹丕性格刚愎自用，作者巧妙选取曹丕不听取臣下意见的几个事例，却不提及曹丕听从臣下建议的事例。

为了突出曹丕无能，刻意挑选其在位期间发动的每次战争都以失败结束，而舍去曹丕在位期间破羌胡、平定河西等战绩，只谈及曹丕屡次失败。

魏明帝曹叡具有很强的政治智慧与较高的军事才能，历史上与吴蜀的数次交战中，曹叡均能听从臣下的意见，并采取恰当的政治军事战略，有效阻止了孙权与诸葛亮的多番进攻。

但拥刘反曹的立场让作者弱化了他的军政才能，每当发生大事时他的表现总是“大惊”和“大惊失色”，到后来凡军事之事都直接交由司马懿处理。

结语

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与故事总是老生常谈却又经久不衰历久弥新。

从二十四史书《三国志》到司马光《资治通鉴》，再到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曹氏父子的魏主群像在各界文人笔下得到补充并趋于生动丰满。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总是随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改变而发生变化，面对三国群雄，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客观看待，理性分析，以史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