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却说袁术暗有称帝之心，乃回书推托不还；急聚长史杨大将，都督张勋、纪灵、桥蕤，上将雷薄、陈芬等三十余人商议……（见《三国演义》第十五回 太史慈酣斗小霸王 孙伯符大战严白虎）
对比《三国志》原文：
后术死，长史杨弘、大将张勋等将其众欲就策，庐江太守刘勋要击，悉虏之，收其珍宝以归。（见《三国志》卷四十六 吴书一 孙破虏讨逆传第一）
可以猜测，有可能是罗贯中看到《三国志》少了一个”弘“字，因为那时候没有标点符号，所以“长史杨弘”就变成“长史杨大将”了。
还有《三国演义》第一百二十回 荐杜预老将献新谋 降孙皓三分归一统:
濬大笑，遂造大筏数十方，上缚草为人，披甲执杖，立于周围，顺水放下。
对比《晋书》第119章 王浑（子济） 王濬 唐彬（1）:
濬乃作大筏数十，亦方百余步，缚草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铁锥，锥辄著筏去。
这里又少看了一个“亦”字，结果把“方”错当做量词。这里不是要说罗贯中看书不仔细，而是可以从中看出《三国演义》的创作过程。即《三国演义》是参考史书写成的小说，也就是说《三国演义》跟陈寿、房玄龄等人所写的历史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对“小说”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书·艺文志》，书里列出来的九流十家中最末一家就是“小说家”。按照《汉书·艺文志》里的说法，小说指的是“琐碎之谈”，这显然是相对另外相对主流的“九家”来说的。到了元明之际，小说逐渐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在《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里，都讲到了说书，可见说书是宋朝的时候市民生活里很重要的一项娱乐。《东京梦华录》里汴梁的说书分为四类:小说、合生、浑话、说三分五代史，《梦粱录》里临安的说书也分四种:小说、讲经、史书、参请。合生、讲经和参请都和佛教有关，浑话是类似插科打诨的相声、段子，说三分五代史就是讲“三国”和“五代”的故事。“三国”和“五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那都是非常混乱的时代，发生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因而最适合拿来说书，让观众听得津津有味。无论是“说三分五代史”还是“史书”都是和“小说”并列的存在。根据《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这些说书人不仅有各自的话题、受众甚至还有专属地盘。比如合生、讲经、参请就不会跟小说一个堂子讲，讲史当然也有特定的场合和观众。有了活跃的商业行为，说书人就有强烈的动机精进自己的说书技能。于是在这个行业里，说书人对三国、五代的故事不断进行整理和加工。到《三国演义》成书的时候，说书的传统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三国的故事经过了千锤百炼。
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梦梁录》
说明讲史有着明确的规范，那就是兴废战争之事，也就是“大”故事。一个朝代之所以兴，一个朝代之所以灭亡，这中间往往有很多战争，对比小说的“琐碎之谈”就有了截然不同的面向。另外，讲史不能够凭空去讲，通常是有根据的，根据就是历代史书。比如《梦梁录》里说南宋临安最流行的是“说通鉴”，这里的“通鉴”并不特指《资治通鉴》而是指编年史这一类史书。通鉴的一个意义就来自编年体这个形式，这样的史书是按照时间顺序编纂而成的，这样展示出来的因此隐藏着一种叙事性，有情节的发展，有前因有后果，有大势所趋，还有治乱分和。另外，传统上常说以史为鉴就是“通鉴”的另一层含义。但是，从《史记》以来的史书大多采用纪传体，如此一来就让人很难完整掌握一件事情。比如鸿门宴这一件事在《高祖本纪》里写了，到了《项羽本纪》又写了一遍，仿佛是发生在不同时空的两件事。从更大的视角去看，纪传体同样不利于对一整场战争，对一个时期的把握，那需要读者付出太多努力。或者说在这一个层面上纪传体的阅读门槛比较高，因为它在写作结构上是离散的，有着复杂的交叠形式。于是便于从整体上把握历史，对受众更“友好”的“通鉴”应运而生。再到“说通鉴”，历史就从一个相对比较精英的概念，一直不断下沉，降到了最普通的草根阶层。说书人把《三国志》的每一章、每一段、每一句都翻译成白话，说给来茶馆喝茶的每一个人。把那一段纷繁复杂的历史经过了整理，变成一个有头有尾有中腰，有因有果，环环相扣的一个完整的大故事。
主流说法称《三国演义》就是罗贯中根据说书人的话本整理加工出来的一部小说。比如，很多人认为《全相三国志平话》，就是《三国演义》的一个渊源的版本。可是，对于所有读过《三国演义》这部书的人来说，有一个问题就是《三国演义》究竟是文言文还是白话（或者古代白话）呢？显然，相较于《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的语言更加的“文言”。《三国演义》不只是语言上与史书更加接近，在结构上同样也有史书的特点。比如“主角”诸葛亮要到三十七回才出场，那么之前的核心角色其实是曹操，这一部分对应的是《三国志·武帝纪》。熟悉《三国演义》的读者，不难发现小说里有很多的段落是直接挪用的《三国志》原文。甚至在比较原始的绣像版本前面有注明“晋平阳侯陈寿史撰，后学罗贯中编次”的说法。另外这本小说最开始也不叫做《三国演义》，而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后来我们把它简称叫做《三国演义》，就失掉了这本书是依据《三国志》而来的这一层意思。它跟《三国志》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透过了说书这种长期的中介，一段一段地经过表演和捶打，然后他才把它整理出来。至少在罗贯中自己的心里面，《三国志通俗演义》就是从《三国志》而来的。
《全相三国志平话本》的开头叫做“司马仲相阴间断狱”。司马仲相是汉朝有名的狱官，他死了之后就继续干他的老行业，在阴间断狱。这个时候有一个复杂的案子呈到他的面前了，要他断四个人之间的恩怨，他们分别是刘邦、韩信、英布、彭越，这四个人经过转世轮回就依次变成了汉献帝、曹操、孙权和刘备。前世恩怨未了，所以他们来报仇了。当然这里最倒霉的是汉献帝，这三个原来建立汉朝的功臣，要回来把刘邦从他们身上夺走的拿回来，这才有了三分天下。这才是说书人经过了各种不同的演练转变之后，他们认为最精彩曲折，最能够吸引听众的一种开头。显然，罗贯中并没有采取这样的一中立场，他深浸在那样一个从宋朝长期传流下来，到了元明之际，已经非常成熟的讲史传统里。因此，他不会去照搬说书的讲法，而是把讲史的精神拿来改写《三国志》，尤其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把讲史的精神发挥到淋漓尽致。
罗贯中很清楚，通俗演义就是把《三国志》当中复杂的人际关系，波谲云诡的战争和政治，最好就是用“通鉴”那样的一种编年史，依照时间一段一段地编织起来，让这段历史就可以连贯，让大家在读《三国志》的时候，不会产生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明确的因果变化，分分合合，就有了一个清楚的面貌。这大概就是罗贯中的动机和用意，同时这也是罗贯中最主要的成就。
《三国演义》的开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便是一种循环史观。同时也清楚地显现出来《三国演义》把历史做了整理之后，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出来，看“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显示的是时间的本质。时间是不断流淌的，时间是不会停的。讲史就是要把被分割开来，在纪传体里面不容易形成的这种连贯的时间感找回来。在重建了这样的一种时间感之后，我们才能够更清楚地体会如何分，如何合。在中国的循环史观当中，这样的一种历史的因果也才能够建立起来。
在宋朝的时候，讲史主要有两种，一个讲三分，一个讲五代。这两个时代都是分的时代，因为有分，所以在重建历史感的时候，就自然形成一个主题，那就是看原来“分”的局面，究竟经过了一些什么样的人的努力，经过了一些什么样的因果的关系，不管是来自于主观的，或者是来自于客观甚至偶然的因素，后来走向了“合”。这样一个“逆熵”的过程有着清楚的时间方向。
读《三国演义》，我们能感觉到三国这个时代，如此重视人才，因为重视人才，所以个体就会凸显，他们的个性，他的努力就变成了这个时代各种变化背后主要的推动力量。所以《三国演义》有一个非常强的以人物的意志，以人物的努力来（试图）推动和改变历史的主轴。相对来说，五代的时候并没有像三国那样从汉末一路延续下来，对于个人对于人物，这种各种不同的品评跟重视，这是时代精神上巨大的差别。因而，在讲五代史的时候，虽然也有很多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背后没有明显的人物意志和努力。因而在讲五代的时候，往往最后归结为历史的偶然。
比如讲到赤壁之战，在《三国演义》里很突出的情节就是“借东风”，可以说是诸葛亮的逆天神迹。而在借东风之前，又有周瑜跟黄盖所演出的苦肉计，之后还有曹操败走华容道，遇到了关羽，关羽就必须在忠和义之间作出选择。这些都是人物的意志和努力，它使得读者在情感上能够认同这些人物，认同诸葛亮的神通，认同黄盖的牺牲精神，也暧昧矛盾地但是仍然认同佩服关羽在华容道上所做的决定。所以虽然在宋朝甚至一直到南宋，讲五代看起来受欢迎的程度跟说三分基本上是同等的。但在这里有一种朝代的自尊，朝代价值观的介入。因为宋朝是靠收拾了五代，也就是五代的“分久必合”造就了宋朝。所以宋朝的人在建立他们自己朝代认同的时候，五代就最为重要，此时五代就成了一个典型的错误示范，也因此五代不会有英雄人物，而只有一连串的混战和偶然。宋朝人当然是听得下去的，你看这些王八蛋，这些莫名其妙的荒唐行为，一定要有一个力量出来把他们统统收拾掉。所以五代的这些人被描述得越不堪，越不值得认同，宋朝的建立也就越加正义。但是，一旦离开了赵家天下的意识形态，五代就没有那么吸引人了。于是，说五代逐渐消弭，说三国却很好的流传到了今天。
《三国演义》源自于《三国志》，同时也是对《三国志》的补充。陈寿的时代距离三国非常近，很多认识反而是不够清楚的。因此《三国志》里面的这个“三国”看上去十分暧昧。另外，陈寿还来不及看到三国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比如《武帝纪》里记录的中原大混战，牵涉到边境，而且边境的作用越来越大。曹操打败袁绍之后，袁绍的两个儿子就逃到北边匈奴去了，所以曹操曾经派兵去到北方。 三国还多次提到一股特殊势力叫作西凉兵，西凉原来是董卓的基地，西凉再往西就到了氐族的势力范围。氐族也多次被动员，卷入到中原的战争。 其实这就是后来“五胡乱华”的基础，并不是到了西晋之后，才突然之间有这些“胡族”。边境各族正是趁着汉末的大乱，参与到中原的势力角逐，借机扩张他们自己的势力，开启了魏晋南北朝那一个更复杂、混乱的时代。
陈寿写《三国志》的时候，历史的变化尚未抵定，等到元明之际，罗贯中写《三国演义》那就不一样了，他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历史解释的能力和冲动，罗贯中的动机要求他要解释三国是怎么来的。所以在《三国演义》里，罗贯中动了许多手脚。写《三国演义》，必然是已经确定了曹操、刘备、孙权三个人都要变成建国者，因此他们的戏份是要加重的。在《三国志·武帝纪》中，曹操参加袁绍联军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起眼，陈寿勉强把曹操拉高一点，就写曹操跟别人有不一样的看法，曹操反对这些人按兵不动，然而陈寿的结论是：人家都不听曹操的。但是到了《三国演义》中，曹操也出现在袁绍集团里，而且是二把手，甚至让人觉得有的时候简直像一把手一样，是曹操在叫袁绍这样做那样做，只是袁绍不同意罢了。读者已经知道曹操就是主角，所以曹操当然重要了。
刘备就更明显了，刘备崛起的过程漫长且艰辛，在《三国志》里，刘备一路颠沛流离，仿佛一不小心就跌下去，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但是在《三国演义》里，刘备是绝对的主角，他不可能消失，他注定要成就这三分天下，而且是三分天下中最重要的一方，刘备不止要三分天下，他还要匡扶汉室。
《三国志》里孙坚的势力原来并不是在江东，他跟刘备一样，起初也没有确定的基地，要投靠不一样的人，想办法站稳脚跟。《三国演义》用结果反推前因，看起来似乎江东一开始就是孙家的势力范围了，实际上这是和历史不相符的。于罗贯要解释三国的来历，于是把这些枝枝节节的因素，按照他的方式整合起来。罗贯中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历史上谁打赢了谁，谁败于谁手，统统予以合理化、戏剧化。这些看起来繁琐甚至重复的事件都只是过程，是不是真确，或者究竟有没有这回事儿其实都不重要，反而是对于历史的解释才是值得重视的。
按照中国传统史观，尤其是罗贯中的史观来说，历史本身是有规律的，而且这个规律还是循环的。就比如汉朝历史，秦末豪杰并起，最后高祖得了天下， 传到哀帝平帝天下又乱了，后来有光武帝起来收拾局面，再过二百年就是汉献帝，天下再度进入混乱的局面。在这些分分合合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仁”与“奸”这两个因素。曹操是奸雄，而刘备则代表仁德，有仁德有奸雄，在他们之间的互相激荡中，才产生了能够改变局面，促使天下由“分”再到“合”的一个趋势。这就是一种历史的解释。
要把曹操塑造成一个奸雄，留给罗贯中的创作空间就没有那么大，况且他还是要遵循《三国志》的基本框架。在《三国演义》里有太多重要人物牵涉到曹操，比如他身边谋士，郭嘉、荀彧、贾诩、荀攸、程昱、司马懿、刘晔、杨修等，而且曹操和刘备、关羽也有大段对手戏。在这些情节里《三国演义》不能背离《三国志》，必须要把曹操看重人才的价值观呈现出来。于是，在小说中能够看到这样一位奸雄对关羽如此敬重，原来是因为关羽忠于刘备，上升到忠于一种道德和原则的地步，关羽越是忠于刘备，越是不愿意背叛刘备投靠曹操，曹操反而越是对关羽敬重有加。正是这些故事修正了曹操作为一个奸雄的形象，使得“脸谱化”的人物同样具备了另一种层次感，从而脱离刻板、浅薄的认知。
罗贯中这种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今天的小说理论，比如伊安·福斯特的“圆的人物”，不在同一个维度上。他不是追求各种复杂的情绪和动机，让人不能一眼就看穿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如果按照那样的维度和标准，《三国演义》的人物会是一种失败的示范，因为它的人物趋于平板。但是罗贯中所追求的恰好相反，就算某个历史人物原来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在历史的记载中，他做了很多不太一样的事情，按照“讲史”的传统和原则，都要努力把他写成“扁平的人物”。也就是就算他有可以作为圆形人物的条件和材料，经过整理收束之后，呈现出来的将会是一个简单的、从整体上易于把握的答案。
罗贯中懂得如何运用《三国志》里曹操各种不同的，其实非常的立体，来自于不同的动机，在不同的情境下的反应，通通都归结为一个“奸”字，一切都是他奸诈算计的表现，最后就构成《三国演义》曹操的形象。而处在曹操对面的刘备，则是仁德的化身。
刘备在崛起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做了很多不是那么仁德的事。比如，刘备在最落魄的时候投靠了曹操，曹操接纳他，曹操还重用他，但是当他要离开曹操的时候完全没有道义上的压力。可是《三国演义》的刘备呈现出来后，不会让人感觉到刘备对曹操有不仁德之处。
在历史的解释上，《三国演义》简单的划分了正、邪的阵营，一边是奸雄，另外一边是仁德之士。照理说应该是正义战胜邪恶，仁者无敌，奸雄就该得到恶果，仿佛这样才是对的。于是《三国演义》沿着这条路线，把这个主题不断地彰显出来。刘备因为仁德，而取得荆州，向北打败了张鲁，向南打败了刘璋，进入蜀地，取得益州。可是到头来天意还是大过于人物的意志和努力，总有更高一层的规律是无法扭转的。
刘备在去请诸葛亮出山之前，先遇到了司马徽，司马徽说，“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一边是仁者无敌，但是另外有一条历史规律，却是个人无法抵挡、无法改变的天下大势。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里的两个“必”字就说明了这种规律的可怕。纵使是刘备这样的仁德之士，纵使他得到了诸葛亮这种人才的辅佐，也都无济于事。
一方面把刘备、诸葛亮说得那么好，最后又要让他们失败，这是《三国演义》给出的一个历史解释，这种解释是《三国志》无法给出的一种高度的悲剧性。
只从结局上看，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样一个悲剧结果，所有的读者从一开始就已经预知了这是怎样一个故事，都已经为最后悲剧性的结局做好了准备。这实际上是对罗贯中本叙事能力的一种考验。考验他如何让读者在已经知道结局不会是大团圆，结局会带来失望，甚至走向黑暗的预期里，还愿意读下去。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三国演义》，就可以看到它的戏剧性是建立在双重的逆转之上，一方面是代表仁德一方最后是要倾覆的，这是一重逆转。另一方面，它在倾覆之前，其实一直讲述的是反败为胜的故事。因为仁德一方不管如何弱小，不管处于怎么样的劣势，都不应该放弃希望，这是第二重逆转。
在诸葛亮登场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这样一种双重逆转的基调。刘备三顾茅庐，给了诸葛亮超出预期的礼遇，同时利用张飞、关羽两人的反应，把这件事情凸显出来，诸葛亮在这里是处于相对弱势的“胜者”。同样，刘备相对于曹操处于弱势，遇到诸葛亮之后，却够让处于强势的曹操在他的面前低头。
然而，这一路的逆转，最终仍要服从早已写在《三国志》里历史的答案。到头来，你的仁德，你的智慧，所有的正义和意志，所有的努力和希望，都逃不开一句“天下大势”。那是历史的宿命，那是时间的法则，英雄都被浪淘尽，是非成败转头空。
ps.很久以前的笔记修改一下发出来，大概从成书、语言和结构上，笼统的说明《三国演义》为什么不是小说的观点。各位姑妄听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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