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西诗云：“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苍藓盈阶，落花满径，门无剥啄，松影参差，禽声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随意读《周易》《国风》《左氏传》《离骚》《太史公书》及陶杜诗、韩苏文数篇。从容步山径，抚松竹，与麛犊共偃息于长林丰草间。坐弄流泉，漱齿濯足。既归竹窗下，则山妻稚子，作笋蕨，供麦饭，欣然一饱。弄笔窗前，随大小作数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迹、画卷纵观之。兴到则吟小诗，或草《玉露》一两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边，邂逅园翁溪叟，问桑麻，说粳稻，量晴校雨，探节数时，相与剧谈一晌。归而倚杖柴门之下，则夕阳在山，紫绿万状，变幻顷刻，恍可入目。牛背笛声，两两来归，而月印前溪矣。

这篇文字为《山静日长》。字字可喜，使人流连。古人留下的字，在故纸堆中依旧清晰，而幽远情意恐已在时间更替之中再难寻觅。隐遁生活在任一时代中都只是逆流和孤立，而与之映衬的“驰猎于声利之场者，但见衮衮马头尘，匆匆驹隙影耳”却是主流。集体依靠迅疾而粗暴的力量向前推进。即便有人另辟蹊径，背离大多数人的归宿，在扑面击打的浪潮之中做不合时宜的事，其根本也只是一种个人选择。

“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余花犹可醉，好鸟不妨眠。”《醉眠》的诗句，清简如溪水中的松影，使时间循向缓慢，放空。这种变化需要内心的基底作为支撑。在缓慢中有丰富的流转，在放空中有笃实的基底，如此，太古和小年的感受，才不至于成为另一种寂寞的负累。清醒则时时逼迫出内心漏洞。佳境之前，原是险道。文字背后，唯见承当。

被湮没的古时，热衷于插花、焚香、点茶、挂画的日子，手工逐一制作出端正的纺织品瓷器漆器和食物，尊重四时节气，对万物和天地的敬畏之心，对风雅和优美投以深深爱慕，对高洁和矜持的情操不失信仰……这样的辰光貌似已一去不复返。被电视新闻、互联网、科技电器、虚拟空间、化学污染……种种新世界的衍生物所包围的我们，又可以对历史及传统作何欣赏、表达、维持和保护？

彼时有缺，也有光华。古今对照无定论。被吞没和推远着的价值观，如夜空中流转星光逐一熄灭。我们也许已忘却抬头看一看天空，寻找星辰轨道，感受它遥远时空之前迸发的光耀。而这光耀仍在等待。

因此，古书、古物、古人、古事不妨重提。

才有了这本关于古书的采访的开端。

庆山

二○一二年三月十二日

北京

《古书之美》原本是安妮宝贝（现在改名为庆山）为《大方》所做的一篇采访。在此之前，我接受过很多媒体的采访，上百家总有。很多记者在提问前会做一些功课，那些所谓的“功课”，通常是从网上找一点关于我的介绍，采访时基于那些介绍，换种提问的口吻或方式，其实都大同小异。而我也会像做命题作文一样，把他们想听的话复述一遍，谈到最后都是套路式的回答。

但安妮的采访不一样，从未有一位采访者像安妮这样认真。初一见面她就跟我说：“关于你的资料，我在网上查了一些，别人问过的我不想重复再问，我们可以另外谈些别的吗？”我说当然可以。她提问的角度也跟以往的采访者很不一样，让我觉得耳目一新，因此倾吐的欲望大增。以往我接受采访，很少超过三个小时，而这次采访前后持续了有一个多月。安妮对待这件事的认真，超出我的想象。

甚至有一次我去上海买书，她也提出跟我一起去：“我能不能跟你一起？我不会影响你谈事，也不参与你的事情。我只在旁边客观地观察你，然后客观地记录下来。你也别介绍我是谁，就当一个陪着办事的人就行了。”我觉得这样很好。我向博古斋买了一批书，商谈书价时，安妮就在一边旁听。卖书的人很忌讳，一直问她是谁。我说她是一个圈外的朋友，也来出差，我们有别的事要谈，碰上了，就带她一起来了。对方放下心来，继续跟我谈书价，她就在旁边听着。晚上有人请客，一大帮人吃饭，她也跟着，就在那听我们侃大山。我第一次感受到这样一种认真做事的态度。

采访持续进行了几次，录音量很大，整理出来有几十万字。最终出版时只保留了不到十分之一。出版方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取舍，删改，反复多次，真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从几十万字删到几万字，现在想想都是一次不可思议的经历。

可是这么多人费了这么多工夫整理出来，要刊登了，《大方》却停掉了。所有人都觉得非常可惜，费了这么多工夫，谈了这么多内容，不如把它编成一本书吧。可是，书与杂志专栏还是很不一样的，就又开始新一轮的修改，对内容也进行了增补，比如增加了介绍藏书知识的《古书收藏》部分。出版方还让我选十种认为有价值的书，跟止庵进行对谈。但书选出来之后，编辑和安妮都认为，这些书太过专业，能看懂的人很少。而《古书之美》的定位是面向大众的普及性读本，在不了解的人眼里，一千万一本的书和一千块一本的书，没什么区别。甚至很有可能一千块一本的书，普通读者更容易接受。于是她们重新开了一个书单，让我来写。

写书要有感觉，写书跋同样要有感觉，而今强迫自己写几本没感觉的书，“为赋新词强说愁”，确实有些痛苦。以前写的最多的是藏书书跋，选的都是我认为有价值、有故事的书，并且是别人没写过的。像《红楼梦》，红学家遍地，我也没有什么独到的高见，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就觉得无从下笔。而且写的过程中被编辑否了数稿，修改了很多次。最后出来的时候，觉得这样一本书，既不是大众读物，也不是学术著作，只能算是一个入门的小册子吧。没想到卖得这么好，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看来，我确实不太了解图书市场，不太了解一般读者的口味。

当然，《古书之美》之所以能够这么畅销，百分之八十要归功于安妮。她的读者很多，而我只是个小众的爱书人。不过，从《古书之美》这本书上我也得到了一些启发，开始更多考虑写法的问题。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我对自己的写作做了一些调整。我开始采用两种不同的文风，写学术著作时力求谨严，写其他类别的书则力求通俗易懂，专业走专业的路子，普及走普及的路子。在此之前，我总想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结果两头不讨好：学者认为不够严谨、不够学术，大众则认为太晦涩、不易懂。既然如此不如分开。比如，在有些书里，我开始以调侃的方式加入些藏书的掌故，倘若是正统的藏书史，这些都是不能收入的。

……

在受伤以前，我只是把写书当成我的副业，所做的工作多是搜集原始材料，有所感时就写一些，系统梳理总想留待以后。但在这件事之后，我开始加快步伐做自己想做的事，活在当下。我告诉自己能做就先做，别求全、求完美，别留遗憾。以前没有写完的一些半截书稿，我开始一本一本写完。除了每年一册的《芷兰斋书跋》，我做了《古书之媒》的系列访谈，也在媒体开设专栏，讲自己的得书记、失书记。同时也陆续把这些年寻访藏书家之墓、佛教遗迹等的所得整理出来。近年来，我基本把时间全都耗在了写作上，写得越多想写的也越多，丝毫没有厌倦之感。写作状态也比较自如，几种著作穿插着写，书跋写累了就去写访谈，或者整理寻访。

很幸运，我现在还活着。死是早晚的事，该受的苦难也逃不掉，但既然活着，那就尽量活得快乐。受伤之后，我对收藏古书这件事的喜爱并没有减少，那就继续享受这个过程吧。

而今我继续着自己的寻访之旅，并且题目越做越大，这很符合我好大喜功的禀性，经历了这么多，我已经用不着“三省吾身”来改变自己，既然喜欢这样做事，那就由着自己做下去吧。老天已经给了我一次苦难，按照能量守衡定律，它总要给我一些补偿，真希望自己能够快乐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

前段时间林妮娜给我来电话，她说不断有人询问《古书之美》，所以决定将此书修订再版。新版除改正之前的错漏，还会增加一些新的内容，为了不增加我的负担，会从原采访稿中摘出一些上次未用的内容，放在修订版内。感谢她的体谅。而后她将跟佛经有关的一段对谈发到了我的邮箱，让我做一下校订。如今再看几年前的言谈，我能够明显体会到自己在一些观点上凤凰涅槃式的变化，修订时感觉削足适履似的放不开，于是彻底放弃，按照安妮当时的提问，重新做了回答。由此推及《古书之美》整个访谈部分，当时所言跟今日所想都有较大差异，但如推翻重来，则会是全新的一种概念，与这再版修订本完全不搭边。以这种思路想下去，文中的回答就是我当年的思想，没必要为自己的不成熟做任何遮掩，于是我决定一字不改，除了增加的部分，其余原样呈现给大家，以供各位读者批评。

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社会在以加速度的方式进行着巨变，这让我变得不能从容，时不我待的感觉与日俱增，这同样是一种不达观吧。且不用管它，就让我继续不达观下去吧。

韦力

二○一七年三月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