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兴濂

不知从何时起，皇帝身边有个起居舍人，专门负责“起居注”的工作，也就是专门记载皇帝每天的一言一行，包括皇帝的“幸”事等隐私，也要如实记录下来。

唐代魏谟是魏征的五世孙，唐文宗时专门负责“起居注”的工作。有一次，唐文宗派宦官来取“起居注”去看，魏谟拒绝了，并因此上奏：“臣以自古置此，以为圣王鉴戒，陛下但为善事，勿冀臣不书。如陛下所行错误，臣不书之，天下之人皆书之。”这道奏折说，陛下每日一言一行，要由史臣如实记载，并及时进谏。这“起居注”乃是历代遗留下来的规矩，目的是使皇上能够多做好事，少做不好的事。这些记载不能由陛下自己取去看和改，注记工作更不能取消。陛下该注意的是，自己怎样多做应该做的事，而不是怎样使臣只记好事，不记不好的事。陛下如果做了不该做的事，错误的事，即使臣不记载，全国臣民人人都可以记载，绝对是瞒天下后世人不住的。文宗只好不看了。

古时这样的例子很多。这种直书实录的传统，对国君来说，多少总要使他们有所顾忌——担心坏事被记载于史册，从而遗臭于后世，从而也就产生了某种制约力量。有一天，宋太祖赵匡胤坐朝归来，闷坐深宫，面有忧色。大太监王继恩问他不高兴的原因。赵匡胤说：“清早上朝时，有言前殿指挥一事的处理，‘偶有误失’，史官一定要记下来，我怎么会高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