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一部奇书，它大大颠覆了人们对历史固有认知的印象，不被封建正统所接受。以至于多年之后如今的我们，很多人都不太知道它的存在。

那么，它到底是一部怎样的奇书呢？说起这部书，得先从一段传奇的事件说起。

01《竹书纪年》的文物出土：与盗墓贼有关

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河内郡汲县(也就是如今的河南卫辉市)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历史有重要影响的事件，一个名叫不准的盗墓贼，挖开了郊区的一座古墓。

不准他挖开了坟，来到了黑漆漆的墓室之后，火把很快便烧尽了。而当时墓室里刚好堆放着大量的竹简，他随手便捡了一把点燃了起来，用来照明。毕竟，这种不是赤裸裸的真金白银的东西，也很难进入盗墓贼的法眼。

不准借着竹简点燃的亮光，到处搜寻财物，最后也确实如愿以偿地从墓室里盗走了金银珠宝，并溜了出来，逃走了。

关于这个故事的出处，历史资料如此记载：

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晋书・束皙传》：“太康二年，汲郡人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嫠王冢，得竹书数十车。”苟岛《穆天子传序》：“太康二年，汲县民不准盗发古冢。

几天过后，有人发现有被盗的坟墓，便将事情报告给了当地的官府。

当地的村民在报告官府之前，已经有人偷偷溜进去，尝试着想要顺走些什么。

只是遗憾的是，墓室里能看到的只有散落一地的竹简，其他值钱的金银珠宝早已被洗劫一空。

官府派人来到了现场勘查发现，墓地里存在大量的竹简，且从墓葬规模来看，这并非一般的墓地，当地官府只好上报。

之后，此事逐级上报到了晋武帝司马炎的耳中。当时司马炎已经建立晋国15年了，又刚刚消灭了东吴，天下一统，听到古墓里发现有大量竹简，预感到这座墓室的价值绝对非同一般，连忙派朝廷官员去整理，解读。

最后，整理出来的竹简，有足足几十车之多，都被装车运回到了洛阳。书简被运到洛阳后，史官学者们立即组建了相关的清理小组，进行相应的整理，解读。

然而，摆在学者面前的第一道难关就是怎么破译出竹简上的文字，因为竹简上的字都是蝌蚪体。

而在秦朝之前，各国的文字都不一样，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才统一了文字。

尤其是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之后，针对当时一些代表六国的分裂势力，发布了《焚书令》，规定史官须将《秦记》以外的史书全部烧毁，亦即除博士官掌管收藏外，天下所有《诗》《书》和诸子百家书籍，一律送到郡中烧毁。

所以，战国时期，除了秦国外，几乎所有国家的史记都被毁掉。要想解读出竹简上的文字内容，又岂非易事。

最后，这个相当复杂的工程，其前后花费了近十几年的时间才完成了。

而最终得出的结果，震惊了当时的史学界。

原来这些竹简来自于战国时期的魏国，而古墓的主人身份非同一般，此人就是魏国第四任君主的魏襄王。

学者们在通过一片一片辨认，翻译后，从中整理出了75篇古文献，合计超过了10万字。

由于这部书本来没有题目，后世人以它所记史事属于编年体，称为《纪年》。又因为这原书为竹简，也被称为《竹书》。

后来，这部书也被称为《古文纪年》或《汲冢纪年》。古本十三篇，今本二卷，有《竹书异同》一篇。

《竹书纪年》是我国古代唯一留存的一部编年通史。这部书第一卷的开篇就写到了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三皇五帝的史事，不过没有确切的纪年。其记载时间非常长，它从上古时期的黄帝开始记录，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上下记载了89位帝王，跨越了1847年的历史。

不过，由于这部书曾经被历代的儒家学者视为是异端，为此曾多次遭到封禁，几度散佚。

02 关于《史记》

大家对《史记》这部书，都再熟悉不过。前面的文章中，读书君也曾经比较细致地讲过这部书的一些相关历史知识。

《史记》，这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这部书在中国史学界占据着难以撼动的地位，其历史及文学意义和价值不容置疑。鲁迅曾对其大赞道“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为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所撰写的，全文526500余字，共有130篇，它的原名本叫《太史公书》《太史公记》。

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的是，“太史公”也就是指写历史书的人，即司马迁就是“写史”的人。另外，这里还特别一提的是，司马迁写史，和那位写《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写史的性质有些区别，前者是个人写史，后者是有官方支持，官方背书的写史。

“史记”原本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逐渐成为司马迁《太史公书》的专称。

03《竹书纪年》和《史记》谁的可信度高？

说起史书，你脑海中想到的可能是一本正经，与中国的封建传统、儒家思想，明君所期待的那样，为国家正统思想服务的著作。

而《竹书纪年》这部书却大大颠覆了人们的常规想象。为此，在历史上，它曾屡次遭到封禁。

说到了这里，可以得出两种结果：第一，它写的不是真的，原因很明显，因为它和其他史书记载的历史出入比较大。

第二，它写的是真的，可信度比较高。因为根据实现的可能性情况，它之所以一直被视为异端，可能是由于历史记载得过真，不加粉饰，对正统思想统治产生了影响，而被打压，排斥，封禁。

那么，真相到底是哪个呢？它和《史记》，谁的可信度更高呢？要回答这个答案，我们不妨先说说两部书记载的内容有多大的差异。

▲内容差异：《竹书纪年》与《史记》对某些历史事件记载的冲突差异

儒家向来是厚古薄今，简单地说，就是非常推崇古代。每每谈及圣皇之治，必定对三皇五帝，尧舜禹汤进行歌颂，把五帝强权交替带来的冲突都贤能禅让化，以此来树立皇帝正统，家天下的价值，稳定社会。

而《竹书纪年》对这方面的记载，则完全是颠覆儒家推崇的思想。

比如《竹书纪年》记载到：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翻译过来，也就是尧并非是主动把帝位禅让给了舜，而是舜夺取了尧的帝位，还流放囚禁了尧。这可谓是以下犯上，可以想象这个过程，必定是腥风血雨的，而非我们传统史书看到的那样，和谐禅让。

又比如在记述商王朝重要辅臣伊尹时，《竹书纪年》与《史记》记载的可以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

《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

翻译过来大概就是指太甲继承了王位后，伊尹更加地尽心尽责，指导教育太甲如何做一个合格圣明的君王。最初，太甲还比较听从，时间久了之后，他就得意忘形，放浪形骸了。他无视制度规则，不讲贤德良明，也根本不听劝。最后，伊尹以国家利益为重，将太甲送到了桐宫桑林去住，让他改邪归正，而伊尹则亲自打点了国政。太甲表现良好了之后，伊尹又把他接回了都城，并大赞太甲悔过自新。在这里，发动宫廷政变篡夺王位的伊尹，变成了大公无私的圣人。

而在《竹书纪年》中是这样记述的：

“伊尹放太甲于桐，尹乃自立，暨及位于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这段话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指伊尹“废掉”了“太甲”，自己当王，太甲在桐宫被关了两年多，后来伺机从桐宫逃回了都城，将伊尹杀了，抢回了王位，而且还大度地对待伊尹的两个儿子，给他们赐予了良田家宅。

总言之，《竹书纪年》与其他正统史书的记载，有着显著的区别。

其次，我们再来说说撰写这两部史书的作者。

▲撰写作者的问题

《竹书纪年》

从撰写作者的问题来看，学者们考究认为，《竹书纪年》的作者应该是魏国的史官。而史官修史，基本都是实事求是，历史是怎么样的，就怎么记录，而不是随性修改。

比如有个典型的例子必须得讲一下：

话说晋国的晋国大臣赵盾在桃园向晋灵公谏言时，结果晋灵公不但不听劝，反而欲要杀了赵盾，赵盾只能逃跑。而之后，他的弟弟赵穿把晋灵公给杀了，并把赵盾接回来主持大局，结果，史官们在撰写史书时，记载的是“赵盾弑君”。这赵盾知道了后很恼火，急忙辩解道：“人不是我杀的，是我弟弟杀的，我哪里是弑君？”

史官称：“你是晋国大臣，国君被杀，你没有阻拦，去抓凶手，你其实就是同谋，说你弑君一点错也没有”。

赵盾百口莫辩，看着这件事就这样被记入了史册。

所以，客观上说，史官修史，其可信度都比较高。即《竹书纪年》的可信度比较高，并且这极有可能是司马迁所未见到的原始资料。

《史记》

而大家都知道，《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个人修史，其撰写的史书，肯定带有比较个人主观色彩。

此前读书君在《《资治通鉴》和《史记》的区别是什么？》（2021年11月12日那期）一文中曾经比较细致地提到过，司马迁之所以写《史记》，其实和几大原因有关，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之一，那就是带着抨击强权，同情弱者的正义感去书写历史的。

光是从这点来看，我们大概就能得知，司马迁创作的《史记》，其个人创作的自由性比较大，书写的历史不一定完全契合客观事实。

为此，综合起来看，《竹书纪年》的可信度比较高。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竹书纪年》这书的作者可能是学者私人所撰的编年通史。且其后期可能被人为改动过。

我们都知道，《竹书纪年》的成书时间大概是战国时期，而被发现是在西晋时期，这中间已经间隔了数百年。这其中经历了多年，其古本可能已经被改动过。所以，其可信度高又存在一定的质疑。

不过，客观上说：

要探索历史的真相，恐怕也不是仅靠一两本史书，就能够真实看出来的，它还应该配合其他大量的文物出土来验证才可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正确、客观看待历史，才知道到底谁的可信度高。

参考资料：（1）旧时艳阳著.拿得起放不下的两晋史上西晋[M].2020

（2）王炜民著.历史与文明[M].2018

（3）王悦，《竹书纪年》与儒家的对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