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一下。不知道可不可发。本文写于2002年左右，传统文化课作业。

从周朝一直到五四时期，中国的众多文学作品中都有过同性恋相关的记载和描写。明代以前主要是诗歌形式为主，比如《诗经》。明清以来，男男之恋、女女之恋、男女之恋常见于小说中……本文拟就明清小说涉及同性恋的部分加以论述，其中或有纰漏之处，还望方家指教。

或许是由于精神分析学的渗入，及同性恋研究在中国的「解冻」，再加上近年来发表空间向网络拓展的缘故，从五四至七十年代末几为空白的同性恋文学，先于1970年代末在台湾「复出」并形成一股潮流，又于1990年代延伸至大陆，迄今为止，已产生不少值得一提的作品——它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复出」，经历了八十年左右的空白。

但这并不能说明同性恋文学在中国是无根之木，它也并非全从外国横向移植而来。要看到，在如此漫长的空白之前，中国古典文学中一直存在着描写同性恋的部分。所以研究现当代的同性恋文学，不能不追溯到古典文学。

而古典文学中，又以明清时期最多，且大都以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对明清小说中此类题材的研究，便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本文拟就明清小说涉及同性恋的部分加以论述，其中或有纰漏之处，还望方家们指教。

先看一下明清以前的情况。

周朝民歌，如《诗经》中的《郑风》，「子馻」一章的不少内容，经考证都被认为是「两男相悦」之词，其它如「山有扶苏」、「狡童」、「褰裳」、「扬之水」等章，有「狡童」、「狂童」、「狂且」、「恣行」、「维予二人」之类词句，均可能和同性恋有关。《战国策》之魏策、楚策，《韩非子》之《说难篇》，以及《汉书》之《佞幸传》，分别记载了为后人熟知的「龙阳」、「安陵」、「分桃」、「断袖」等故事。

弥子名瑕，卫之嬖大夫也。弥子有宠于卫。卫国法，窃驾君车，罪刖。弥子之母病，其人有夜告之，弥子轿驾君车出，灵公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犯刖罪。」异日，与灵公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以其余鲜灵公。灵公曰：「爱我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瑕色衰而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尝轿驾吾车，又尝食我以余桃者。」

——《韩非子·说难》中的「分桃」典故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能是因为社会上男风较前为盛之故，这类题材的诗歌开始多了起来。阮籍的《咏怀》中的那首「昔日繁华子」，明显是歌颂同性恋的。此外，刘遵的《繁华应令》，梁简文帝的《娈童诗》，以及晋张翰的《周小史诗》，梁刘永的《繁华》，刘孝绰的《小儿采菱》，无名氏的《少年》，昭明的《伍嵩》等，都是对男风的歌颂之词。

唐朝出现了这方面的传奇，李翊《陈子高传》专门记载了陈茜（陈武帝）与陈子高的故事。宋代可能是理学兴盛的原因，这类题材较少见到。元代，林载卿的《诚斋杂记》记载了春秋战国的潘章和王仲先「共枕树」的故事。这些都为明清小说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传统，有的还是明清小说直接采用的题材。

从上文不难发现，明清以前描写同性恋的作品以诗歌居多，这与明清两代大异其趣。

明清自然也有此类诗歌出现，如郑板桥《县中小皂隶有似故仆五凤者每见之黯然》，吴梅村《王郎曲》等，还有人把女诗人吴藻献给烟花女林姑娘的《洞仙歌》，也列为同性恋作品。

珊珊琐骨，似碧城仙侣，一笑相逢淡忘语。镇拈花倚竹，翠袖生寒，空谷里，想见个依幽绪。兰针低照影，赌酒评诗，便唱江南断肠句。一样扫眉才，偏我清狂，要消受玉人心许。正漠漠烟波五湖春，待买个红船，载卿同去。

——吴藻《洞仙歌·赠吴门青林校书》

吴藻与林姑娘，作者未知，图侵删

可能是小说更宜于充分铺展的原因吧，与诗歌的数量比起来，明清文学中的这类小说即便不算蔚为大观，也足以令诗歌的数量显得微乎其微。

在这些小说中，对同性恋的描写比诗歌更为淋漓尽致，甚至不惜流于下作。这应与明清艳情小说异常繁荣，而明清两代男风继续盛行不无关系。

刘达临在《中国古代性文化》第七章和第八章中，对明清男风之盛有着详细的介绍。明代尤其是明后期，同性恋在社会上已很普遍。不少有名的学者及士人，都是「分桃之士」。他们除了妻妾外，还有年少俊美的书童，这些书童除伴主人出外或远游，往往也是主人的性伴侣。

当时社会上这股男风，在明武宗时最盛，可以说上自天子，下到庶民，几乎都有两男相悦的关系。

到了清朝，清王朝为汲取前朝荒淫腐朽而亡国的教训，曾严禁官吏狎妓，所以同性恋又成了一种泄欲方式。

明代覆亡后，不少遗臣和文士既不愿靦颜以事新主，又感到回天无力，于是披发佯狂，寄情声色以自娱，狎妇童、醉醇酒就成了政治逃避的方法。

而清王朝的统治者也鼓励他们这样做，因为溺于声色之好就不大会起来造反了。

另外，

明代中后期，在倡导「心学」性情的口号下，产生了一大批的艳情小说，这些小说适合了晚明的腐败政局，统治者亦曾深为忧虑，但由于明朝的迅速灭亡，这个后遗症久留给了清朝，进入清代以后，这些艳情小说作为媒介，变相发展，于是造就了清朝这些小说的肆意泛滥，如果清圣祖不力加禁毁，其蔚为大观的景象更加难以想象得到。[1]

在这种背景下，同性恋描写在小说的大量出现实数必然。很多作品都有同性恋描写穿插其间，如《金瓶梅》、《红楼梦》、《续金瓶梅》、《初刻拍案惊奇》、《石点头》、《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怜香伴》、《情史》、《艳异编》、《明珠缘》、《怡情阵》、《肉蒲团》、《绣榻野史》、《浪史》、《桃花影》、《杏花天》、《梧桐影》等。更有一些专门描写同性恋的小说，如《断袖记》、《龙阳逸史》、《弁而钗》、《宜春香质》、《品花宝鉴》等。

其中，有的致力于性行为的描写，文中多有自然主义的流露，有的则以同性爱情为主题；有描写男同性恋的，也有写女同性恋的；有反映历史上社会风俗百态的，有的则文学性更强一些……或兼而有之，不一而足。

这些小说中，偏重于性行为自然主义描写的居多。

《金瓶梅》中的金道士、金的徒弟、陈敬济、花子飞天侯林儿、西门庆、西门庆的书童、王经等人的同性行为，纯属性欲的自然描写，没有感情可言。

《初刻拍案惊奇》之《西山观设箓度亡魂，开封府备棺追活命》中，西山观道士黄知观，平时养着两个小道童，耽溺男风；《夺风情村妇捐躯，假天语幕僚断狱》中，讲了一个老和尚和徒弟搞同性恋，又与徒弟相争一农妇的故事。

《怡情阵》中，白琨与窗弟井泉及蓝应贤三人皆为同性恋者，而井泉与白琨及白妻、丫鬟等又行极为混乱的男女乱交之事。

《梧桐影》，全名《新编梧桐影词话》，又名《新编觉世梧桐影》，其中述及王子嘉与叁拙和尚的同性性行为。王与高氏通奸，高氏淫性甚高，王本领不济，抵挡不住，听说叁拙和尚采战有术，便主动献身做龙阳，从叁拙学习采战之法，两人遂如夫妇，或同床奸宿，或分头渔色。

《宜春香质》分风、花、雪、月四集，《弁而钗》分情贞、情侠、情烈、情奇四集，每集五回，两者合计有八个中篇小说，而《龙阳逸史》则是二十个短篇小说的合集。

这三部明末的同性恋小说，格调极为卑下。

《龙阳逸史》的作者甚至抱着「鸡奸一事，只可暂时遣兴，那里做得正经」的态度写作，落笔时极尽夸张之能事，涉及身体器官和性行为处，毫无保留，虽然这样的书不能说没有任何文献参考价值，但全书几乎皆以肉欲为导向，未免使之偏颇。

《宜春香质》夸叙少年孙义与「一十八人轮流冲突」的荒谬事迹，《弁而钗》则写翰林凤翔化名混迹其间，专营苟且勾当。

其余如《桃花影》之丘慕南对魏玉卿实行先骗后诱的奸情，《绣榻野史》中的东门生与赵大里，《浪史》中的梅素先与陆珠，都不过是对肉体的贪恋。

也有一些写同性爱情的小说。

如《石点头》卷十四《潘文子契合鸳鸯冢》，文笔雅洁，没有一点色情描写，即便是潘文子、王仲任的定情之夕，也写得很含蓄，不像《金瓶梅》等作品那样赤裸裸。可故事中男主角追求男性，竟是源于「偷妇人，有损阴德；分桃断袖，却不伤天理」的态度，且不惜暗设阴谋，「苦苦哀求」，只为得「一个可意种，来慰我饥渴」，最后虽然「自掘生圹」、「双双同逝」，但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为着后庭花的恩爱，弃了父母，退了妻子，却到空山中」，真乃「人类中大异事，古今来大笑话」。

清陈森的《品花宝鉴》，被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目为清末狭邪小说之首，较《九尾龟》、《海上花列传》等嫖妓文学犹有过之，可能是因为它写的主要是「闹小旦」，即达官贵公与男优的同性恋。书中所「品」之「花」全是男戏子。与那些只写同性性行为的小说不同，它力在赞扬一种比较洁净的同性之爱，作者让梅子云、徐子云诸名士，对喜爱的优伶「发乎情而止乎礼」，绝不涉及同性性行为。梅、徐们的态度，正如华星北所说的那样：

这些相公的好处，好在面有女容，身无女体，可以娱目，又可以制心，使人有欢乐而无欲念。这不是两全其美么？

在小说中，杜琴言和梅子玉几乎很少见面，别提产生淫念了，就连任何一种肌肤之亲，都会给他们的恋情留下污点。这样柏拉图式的同性恋，未免有些矫揉造作，使《品花宝鉴》的人物显得滑稽可笑。

比较而言，较为含蓄得体的同性恋描写，当数《红楼梦》。

《红楼梦》中同性恋的人物比较多，但贾宝玉、秦钟、柳湘莲等人的同性恋，作者着墨不多且闪烁其辞。仅在第九回《恋风流情友入家塾，起嫌疑顽童闹学堂》里，说及贾宝玉、秦钟「二人同来同往，同起同坐，愈加亲密」，一个「腼腆温柔，未语先红」，一个「性情体贴，话语缠绵」，并在闹学堂一段提及一些蛛丝马迹。薛蟠的同性恋倾向就较为明显一些，他对柳湘莲的爱慕与追求令人可笑可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作者未让描述沾上一点污秽之词。

柳湘莲痛打薛蟠

另外，书中不得不提的，是第五十八回《杏子阴假凤泣虚凰，茜纱窗真情揆痴理》中一段着墨较多的同性爱故事。曹雪芹通过芳官之口，向宝玉，也向读者们讲述了藕官与菂官（一作药官）、蕊官的爱情。藕官三人同为卖入贾府梨香院习艺的女伶，藕官是小生，药官是小旦。

往常时，他们扮作两口儿，每日唱戏的时候，都装着那么亲热，一来二去，两个人就装糊涂了，倒像真的一样儿。后来两个竟是你疼我，我爱你。药官儿一死，他就哭的死去活来的，到如今不忘，所以每节烧纸。

后来补了蕊官，她同样假戏真做，也跟藕官同性相爱。同伴问藕官「为什么得了新的就把旧的忘了」，藕官说：「不是忘了。比如人家男人死了女人，也有再娶的，只是不把死的丢过不提就是有情分了。」以至于令宝玉「又喜又悲，又称奇道绝」。曹雪芹写同性恋，与《红楼梦》中其他部分一样，雅洁而含蓄，常借局外人语，或事后补笔，委婉陈述；且很少加以褒贬，只是让已发生或可能发生之事自然发生，而令美丑自现，既能点破应说之事，又避免了污秽，不愧为传世经典之作。

87版《红楼梦》里的藕官和菂官

除《红楼梦》中藕官三人的故事外，女同性恋的描写在其他书中，也有少量出现。

《金瓶梅》中，西门庆留连妓女李桂姐，潘金莲曾修书一封，调寄《落梅凤》，情词真切，表达自己对西门庆的相思之意。但西门庆并未及时回家，而听信李桂姐之词，将潘金莲千数落、万数落，还偷偷地将她的一束头发送给李桂姐。潘金莲自从头发剪下之后，「心中不快，每日房门不出，茶饭慵餐」。郁闷和颓废之中，她和教她烧纸念咒、装神弄鬼的刘婆子，发生了同性恋关系。

《续金瓶梅》中，女同性恋的性活动相当精细。《拉枯桩双妪夹攻，扮新郎二女交美》，及《同床美二女灸香瘢，隔墙花三生争密约》两回中，对金桂、梅玉二人的性爱有着大量露骨的描写。

《杏花天》第八回，《探姑母潜室夜欢，两闺女密窥相思》中，有对玉娘、瑶娘的同性性行为的详细描写。

李渔所著《怜香伴》中，崔笺云和曹语花等人，也明显地表现出女同性恋的关系。

此外，《聊斋志异》中的《封三娘》中，封三娘和范十一娘的缠绵情感，也极似同性恋人关系。

鸯鸯相抱何时了，鸳在一旁很急躁

这些小说有的直接取材于历史典故。如无名氏的《断袖记》写的就是汉哀帝与董贤的故事。冯梦龙的《情史》，一名《情史类略》，又名《情天宝鉴》，在《情外类》中选录了历代同性情事。

其余则多写同代或近代。有的在勾勒社会风俗百态上着墨较多。典型如《金瓶梅》、《红楼梦》自不必说。其他如《龙阳逸史》，在明代男风盛况与小官生活的反映上，表现十分突出。《品花宝鉴》反映清朝官场的蓄男之风，及其原因——清朝律例对官员嫖妓的严禁，可称为又一本「官场现形记」。除了《金瓶梅》、《红楼梦》等少数作品社会性与文学性具佳外，还有一些社会性较弱，而比较注意文学性的作品。比如《弁而钗》、《宜春香质》，和《龙阳逸史》相比较，二者的社会性较弱，但文学性更强。而与此二者比较，《石点头》中的《潘文子契合鸳鸯冢》又胜一筹。

以上笔者对明清时期涉及同性恋描写的小说，作了一个粗浅的介绍及简评。而面对这些独特的文学遗产，我们应该如何将其准确定位呢？答案当然是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来辨正地看待。

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研究这些小说的重要性。

首先，我们要看到，作为一种真实存在的文化——或用李银河的话说，「亚文化」——同性恋的研究，对于展示一个社会的文化全貌，有着有益的补充作用。而文学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对了解历史上的这种「亚文化」，能提供珍贵的信息，使文化中那些鲜为人知的部分「浮出水面」。

明清时期同性恋小说的繁多，与明清社会上的同性恋风气关系密切。很多历史没有记载的东西，都通过小说得以不同程度的展现，并在读者的阅读中逼真地再现，这对我们全面而真实地了解明清社会，有很大的帮助。

其次，在文学界引起广为重视的「人性」的研究，与「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性」的研究，如果离开了「同性之性」，就不能做到全面深入。明清时期艳情小说较为盛行，其笔触多为自然主义性描写的流露，较少道德说教等遮蔽，虽然难免流于淫秽狭邪，但其中穿插的性心理描写之详细真切，却不失为小说艺术的一个进步。而其中，同性心理的描写，对于了解性的复杂性，有其独特的贡献，尤其是《红楼梦》这样比较优秀的作品的，无疑是一副细致深入的人性「内画」。

还有，从比较文学的角度上看，同性恋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与同性恋运动等其他现象相对应，在外国甚嚣尘上，国内也日见升温。古今中外的同性恋文学存在着一些差异和联系，尤其是中国文学中，五四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左右的空白更使同性恋文学在中国具备了一定的特殊性。而古代同性恋文学中，明清小说的份量又占了大部分。因此，研究它在后代同类小说中的传承、流变，以及与它们的差异，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还应看到，在明清小说中，涉及同性恋描写的，有很多纯粹为单纯的性描写，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内容。

从美学的角度看，很多作品都缺少曲折丰富的情节，也少有感人至深的形象。从道德角度看，也少有能激扬人性美好一面的作品。如此众多的男男相通、女女相通，甚至男女混交的场面铺陈，在作品中大肆歌颂赤裸裸的同性性行为，格调未免流于低下，无非床上风月，野地淫行而已。

诚然，这种文学描写上的放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人雅士们的放荡不羁，反映了对封建礼教的一种反抗，但说到底，这不能不归为一种精神上的极度颓废丧志。所以，在研究中，应当以谨慎的、批判的态度为主，才不失客观公允。

张文武／写于2002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