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大部分人就是从野史小说之中了解历史，而并不是从正史之中学习历史。

首先，正史和野史小说的服务对象就不一样。

早在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班固眼中的小说，指的是街头巷尾的那些言论，我们也可以理解为野史，毕竟现在有个成语叫“稗官野史”，而且班固似乎瞧不起小说野史，说它是“刍荛狂夫之议”，不值一提，君子是不屑为之的。然而他也承认“然亦弗灭也”。尽管统治者可能并不喜欢野史，然而野史还是客观存在的，为什么？因为群众就是通过野史来认知历史，将历史的记忆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一代代传播下去。古代的老百姓，要认知历史大概只有靠野史，他们根本就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去阅读卷帙浩繁的正史著作。

因为正史的阅读对象就不是普通的老百姓，正史也不是为了老百姓而写。像司马迁，就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宋神宗在为司马光《资治通鉴》写的序言中说：“存王道之正，垂鉴戒於后世者也。”可见正史为帝王将相之书，是为了吸取前代的经验教训，更好制定政策，来避免重蹈覆辙，起到了劝谏的作用。而野史，虽然也有教化的作用，然而也有满足普通老百姓的好奇心，丰富老百姓精神文化需求的作用。只要老百姓觉得有趣，野史便是能得到传播的价值。譬如，作为普通百姓，你是觉得阅读隋炀帝时期的奏章有趣，还是觉得隋炀帝艳史有趣呢？那当然是后者了。

其次，正史与野史并不是完全泾渭分明的，史学家在写作正史的时候，有时不得不求助于野史。

其实史官在写作正史的时候，为了可读性，还有某些历史事件过去很久了，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已经模糊了，有时必须采取小说化的写法，发挥想象力，仿佛自己当时就在现场。他们也必须收集稗官野史，甚至可能不辨真假，直接就当正史对待了。这种做法屡见不鲜。

比如说司马迁写作鸿门宴，写作烽火戏诸侯，绳池会，其发生的年代，连最近的鸿门宴都已经一百年之久，司马迁当然不可能在现场，所以他会采取小说化虚构的方法，更何况司马迁游历天下，本来就接触了不少民间野史；再比如说，南北朝范晔的《后汉书》讲述了王昭君的故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然而汉书并没有昭君主动出塞的说法，只是说汉元帝将王昭君赐给单于。所以大致可以肯定，范晔吸收了当时的野史小说的说法；再比如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本来就是个大乱世，怪力乱神本来就丰富，而且那个时期许多政权都时间很短，由于战乱等因素史籍散失很多，正如《隋书经籍志》所说：

而当时臣子，亦各记录。后魏克平诸国，据有嵩、华，始命司徒崔浩，博采旧闻，缀述国史。诸国记注，尽集秘阁。尔朱之乱，并皆散亡。

所以唐代人写晋朝，肯定要参考不少野史记录，所以《晋书》不仅有怪力乱神，还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羊献容嫁给刘曜后，皇后本纪说她生了两个孩子，而刘曜载记则说三个，那到底是两个还是三个呢？出现这样的矛盾，很可能就是记录的来源不一样所造成的。

所以历史学家所要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辨别真伪、考镜源流，从不同的史料之中寻找最接近真相的答案。然而野史却降低了这样的负担，野史可能是真事，也可能是假的，野史也是可以考证的。然而野史的首要目的，并不是考证真假，而是迎合老百姓的心理预期，符合他们的审美趣味和道德观念，具备长久的生命力的野史，才可以代代传播下去，变成脍炙人口的东西。

第三，从历史上来看，野史的传播路径丰富，而且统治集团越来越重视野史的传播与发展。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了“《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今所见汉人小说”，’“六朝之鬼神志怪书”。其实所谓汉代小说，许多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因为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审美大发展的时代。然而那个时代的野史传播路径相对比较单一，发生巨大变化的是从宋代开始的，市民社会的诞生，让普通老百姓能够更多地接触到野史小说。

那个时代适合市民休闲娱乐的项目增多，产生了平话，说书，南戏等多种娱乐形式，也产生了不少有名的说书艺人，还产生了勾栏瓦肆等专门的娱乐场所，南宋百姓成群结队前往勾栏瓦肆观赏戏曲等艺术，了解历史。我们知道，一个历史事件，会产生正史叙事，民间叙事，文学叙事三种互有影响然而略微有差别的叙事模式，而说书艺人就是要把这三种结合，创作出百姓们喜闻乐见的历史故事，从而使得野史在更广范围内得到传播，而这是正史著作无法达到的。

到了元明清时代，则是通过戏曲、小说等白话文形式，同时说书艺人如柳敬亭，赢得了不少百姓的青睐，这些都让百姓了解历史。而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让百姓知晓忠孝节义的道理，完善他们的道德，创造出儒家理想的世界。一句话，这些野史小说，本来就蕴含着儒家学者们治理天下的愿望，本来就是要让百姓们相信的，本身就经过了他们的加工。所以你现在问一个普通人，谁是刘备？他能跟你说上几句，为什么呢？因为刘备本身就是忠义的化身，包含着道德和理想，本身就是再加工的结果。

所以说，野史的传承和流变，往往是民间和读书阶层统治集团共同作用的结果，脍炙人口的野史小说作品往往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沉淀而形成的。像《三国演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既符合民众对安定和平生活的愿景，又符合了读书人治国平天下的愿望，再加上统治集团对忠孝节义的推崇，从三国到明朝，几千多年不断传承，这才有了《三国演义》的诞生；另外，文人也是要亲近民间的，他们在坚守自己的理想的同时，也不断吸收着民间的养分。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杨贵妃故事的传承。其实在正史中，唐玄宗固然对贵妃有感情，然而史官们的主要角度是抨击杨贵妃的骄奢淫逸。然而自从白居易《长恨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以来，杨贵妃的故事就逐渐变成了一个帝王的爱情悲剧，并且为民间所接受，而元明清时期的文人们，就接受了这一民间叙事，创作出《梧桐雨》、《长生殿》等作品，广为流传。这就是典型的多重因素导致传承演变的结果。

所以，许多人相信野史小说，并不是说这个野史就是真实的，而是，符合某一时代普通民众真实的心理预期、审美趣味、主流意识，也是文人集团、统治阶层等多重推动发展的结果。就如同，不少人觉得《陆贞传奇》好看，本身就是因为喜欢看小女孩的爱情故事，或者迎合玛丽苏而已，不知有多少人，真正在乎历史上那个真实的奸臣陆令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