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胡戏妻”故事在我国具有悠久历史，最早见于汉代刘向编著的《列女传》，故事情节为鲁国光禄大夫秋胡，娶妻五日即赴陈国为官。多年后回乡，见一美妇人，调戏之，妇人怒骂秋胡。后返家看望母亲，母亲唤来儿媳。而秋母之媳、秋胡之妻正是桑园调戏的女子。秋胡惭，秋胡妻亦羞愤难当，怒斥秋胡：“今也乃悦路旁妇人，下子之装，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佚，是污行也，污行不义。夫事亲不孝，则事君不忠。处家不义，则治官不理。孝义并亡，必不遂矣。妾不忍见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投水而死。

在此基础上，历代文人似乎对“戏妻”以及之后演变的“试妻”颇感兴趣，之后诸多朝代在文学作品、戏曲中都有对其的发展，而因故事本身的主要角色为秋胡妻而历朝历代故事书写者均为男性，因此，“秋胡戏妻”故事流变，也在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古代妇女地位以及中国文人心态情况。

一、汉刘向与《列女传•节义传•鲁秋洁妇》

“秋胡戏妻”故事始见于汉代刘向编著的《列女传》，经学家刘向因目睹汉成帝专宠赵飞燕、赵合德姐妹而荒废朝政，故搜罗历代贤妃贞妇，兴国保家以及后妃专宠，国破家亡之事劝勉成帝 。而《节义传》中的“鲁秋洁妇”赞美正是刚烈坚贞的秋胡妻。刘向的写作目的，决定了素材的选择。秋胡妻不堪忍受丈夫的轻薄无礼，从而推广到“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极端境地，最终投水自尽。

在刘向的笔下，固然能看到秋胡妻义正言辞，刚烈自守的一面，但由于丈夫的错误，妇人羞愤自尽，却也实在残酷。况且男子轻狂，只需面露惭色即可得到原谅，但无辜的女性却只能以自尽表达愤怒，再无他法。而且文中秋胡妻言辞中均是儒家伦理道德，秋胡妻俨然成为“儒家卫道士”，以其口述刘向之意。但刘向以儒家礼教赞扬秋胡妻的行为，固然达到了一定的规劝男子的作用，但也变相的肯定了女子守节而死的合理性。由此反映出汉代女子地位之轻，在男子眼中仅为符号或表征，没有自我，没有自主权。而以刘向为代表的经学家也肯定了女子的附庸地位。

二、魏晋傅玄与《秋胡行》

西晋诗人傅玄曾做《秋胡行》（一名《和班氏诗》），其大意与《鲁秋洁妇》并无二致，但诗人用诗化的语言，对“秋胡戏妻”之事做了新的诠释。诗中“皎皎洁妇姿，泠泠守空房”，“烈烈贞女忿，言辞厉秋霜”，“引身赴长流，果哉洁妇肠！”极力赞扬秋胡妻忠贞守节。但末二句“彼夫既不淑，此妇亦太刚”又表达出诗人对其悲剧结局的惋惜怜悯之情 ，从而使全诗具有了人情的温暖。这与傅玄生活的魏晋时代不无关系，尽管傅玄崇尚儒学，但魏晋时期儒学一统的局面已经受到冲击，这也从另一方面促进了对人的自觉性的发现和对人格的尊重。而志人小说《世说新语•贤媛》也多选取贤能智慧，风度超然的女性入传，反而对贞洁烈妇着墨较少。余嘉锡 有言：“有晋一代，为陶母能教子，为有母仪，余多以才智，于妇德鲜可称者。”足可见魏晋时期女性地位与尊严的相对提升。但不可否认的是，以傅玄在诗中末二句“彼夫既不淑，此妇亦太刚”中又流露出一定的不满情绪，即秋胡固然可耻但秋胡妻做法亦太偏激，不和儒家对妇女“婉娩顺从”的要求。从这一角度上，可见魏晋时期的妇女仍然生活在三从四德的儒家礼法束缚之下。而当时代文人也处于一边赞扬女子才情卓越，一边要求女子忠顺贞洁的二元对立心态中。

三、唐《秋胡变文》与高适《秋胡行》

变文，唐代出现的通俗文体，具有韵白相间，说唱结合的特点。“秋胡戏妻”故事亦以变文的形式在唐代出现。《秋胡变文》残缺不全，且缺少结局，让人不知秋胡妻的最终命运。但在变文中，秋胡妻的形象更加饱满，不仅有“一马不被两鞍，单牛岂有双车并驾！家中贫薄，宁可守饿而死，岂乐黄金为重！”的果决刚烈，更有对秋胡妻美貌的描写“容仪婉美，面如白玉，颊带红莲，腰若柳条，细眉断绝。”人物形象生动饱满，富有生活气息。

而高适的闺怨诗《秋胡行》中也写到：“蕙楼独卧频度春，彩阁辞君几徂暑”，“妾家夫婿经离久，寸心誓与长相守”，“如何咫尺仍有情，况复迢迢千里外。誓将顾恩不顾身，念君此日赴河津。”诗中并无秋胡妻的怒斥，但仍勾勒出了一个守节坚贞的女子，并且这种坚贞，并非全来自儒家礼教的束缚，更多的是来自自己内心情感的驱使。“一朝结发从君子，将妾迢迢东鲁陲。”由此“秋胡戏妻”中表现的道德宣扬成分开始弱化，转而向关注个人的情感诉求。唐代统治者的鲜卑血统与崇尚道家思想，使得礼教束缚有松动。加之武则天、太平公主、上官婉儿等贵族妇女临朝摄政，甚至登基称帝的行为，无不大大提高了妇女地位。而男性文人则相对增加了对女性的尊重，至少是情感上的关照。但不可否认的是，不管是《秋胡变文》还是《秋胡行》，都是男性话语权下的产物。尤其是《秋胡变文》更是用大篇幅描绘了秋胡雄心壮志，考取功名以报国的情怀，不免有为秋胡减轻罪过的意味在。可见，即使在唐代，妇女的附庸地位与文人对女性的习惯性歧视仍存在不绝。

四、元石君宝与《鲁大夫秋胡戏妻》

元代杂剧大家石君宝在《列女传》中“鲁秋洁妇”故事的基础上，创作了杂剧《鲁大夫秋胡戏妻》。而秋胡妻也有了自己的名字——罗梅英。故事延续了历代框架：剧写秋胡从军十年，与妻子罗梅英互不认识。桑园相遇，挑逗调戏，遭到罗梅英的痛骂，及至回家，才知采桑女正是自己妻子。罗梅英羞愤要求离异，后经秋母劝说，二人终归于好。杂剧中的罗梅英勤劳善良，又泼辣机智，很多唱段都在极力勾勒这一点，如：“你将着金，要买人犹云殢雨，却不道黄金散尽为收书。哎，你个富家郎，惯使珍珠，倚仗着囊中有钞多声势，岂不闻财上分明大丈夫，不由咱生嗔怒。我骂你个沐猴冠冕，牛马襟裾！”，“俺那牛屋里怎成得美眷姻？鸦窠里怎生着鸾凤雏？蚕茧纸难写姻缘簿，短桑科长不出连枝树，沤麻坑养不活比目鱼，辘轴上也打不出那连环玉。似你这伤风败俗，怕不的地灭天诛！”这些对秋胡的叱骂讽刺，可谓辛辣尖锐，又充满了活泼顽皮的气息，使得罗梅英跳出了“儒家卫道士”的口气，俨然就是淳朴鲜活的劳动妇女。而故事以二人和好的大团圆结局收场，虽则减损了故事本身的社会批判性，但仍因其富有人情味而人民广受喜爱，经久而不衰。

自宋程朱理学盛行开始，中国妇女地位迅速下滑。元代因蒙古自由遗风与棉纺织业的发展，女性地位略有提升。但元中后期，对女性“贞洁观”的要求及其他束缚仍十分严重 。

元代，文人地位低下，仕途无望，只能靠文学作品排遣。而剧中的罗梅英无疑是石君宝对现实的反馈。罗梅英勇于反抗，要求离异，也表达了文人欲反抗黑暗社会的渴望。但罗梅英的圆满结局，反映出石君宝等文人的内在希冀：最终与现实社会和解，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但仅仅是希冀，求之而不得，只好在文学作品中实现圆满。元代底层文人普遍传达出对女性的关怀，大多是基于对不幸命运的切身感触与对反抗精神的认同感。

五、明昆曲《蝴蝶梦》与清京剧《桑园会》、《武家坡》及《汾河湾》

产生于明代的昆曲剧目《蝴蝶梦》虽则讲述的是“庄周故事”，但从其情节看，仍是对“秋胡戏妻”的继承与发展。故事记叙了庄周见孝妇扇坟，问其故，知坟土变干即可改嫁，顿觉人情淡薄。庄周为试妻子田氏之心，假死，幻化美少年楚王孙迷惑田氏。田氏果然爱恋王孙，欲结鸾凤，田氏为救王孙头痛之病，斧劈庄周棺木取其脑髓救王孙性命，庄周在劈斧三响中惊醒，却原来是一场大梦。与原故事母本不同，“庄周试妻”替代了“秋胡戏妻”。

与其一脉相承的，还有产生于清代的京剧《桑园会》。主人公仍是秋胡及其妻子，但秋胡明知采桑女为其妻却不敢冒认，假托为送信人调戏其妻，秋胡妻羞愤逃返家。经秋母劝说，二人重归于好。京剧《红鬃烈马》中的折子戏《武家坡》，将薛平贵、王宝钏代替秋胡及其妻，讲述了丞相之女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丈夫，丈夫薛平贵返家，在武家坡前遇见王宝钏。夫妻分离十八载，容颜难辨，不敢贸然相认。薛平贵借问路试探宝钏，宝钏坚守贞节，逃回寒窑。薛平贵赶至窑前，细说缘由，夫妻才得相认。而京剧《汾河湾》与其情节类似，也有薛仁贵试妻柳迎春的剧情 。

京剧《武家坡》

三部戏曲均将“戏妻”改为“试妻”。不仅在中国，古希腊《荷马史诗》中亦有英雄奥德修斯别家数年，化装成乞丐试探其妻是否守节的故事。由此，男子对女子的调戏似乎有了充足的理由：验证妻子是否忠于自己，是否恪守妇德。对此，《武家坡》中的薛平贵振振有词：“洞宾曾把牡丹戏，庄子先生三戏妻。秋胡曾戏罗氏女，平贵调戏我自己的妻。”从“戏妻”到“试妻”的转变，可以窥见，男性世界的不断扩张，男性话语权持续增强、男权社会的势力日益强盛。明清对女性的束缚达到极致，致使女性完全沦为附庸物。明清两朝鼓励女子殉节，立贞节牌坊，欣赏病态美，无一不是对女性的戕害。同时，明清也产生了大量女性反抗的作品，如明代赞扬恋爱自由的《牡丹亭》，清代描绘传奇女子的《再生缘》，表现了这一时期压制与反抗并行，封建与觉醒共存的局面。

而明清文人心态也正体现了这种二元对立，如明清进步思潮中的代表人物李贽鼓吹男女平等。提出“有好女子便立家，何必男儿？”的观点，但男性文人又极力赞赏弘扬女性贞洁，立正了自己的话语权与地位。

综上所述，“秋胡戏妻”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广为传播，并不断发展流变。由此绵延的演进历程可见中国古代女子地位有短暂上升期，但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长期处于低下地位。中国古代文人对于女性的态度有过尊重、赞美及怜悯，但就总体而言，还是肯定并赞同女性的附庸地位，或将女性形象脸谱化，作为代己之口发言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