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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的三国(陈文新)

民间的三国(陈文新)选自《明清小说名著导读》《三国志演义》对刘备集团的描写,以民间故事为主体,其文化内涵的特征是:追求道德化的情感满足,在明确区分“好人”、“坏人”的基础上

选自《明清小说名著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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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演义》对刘备集团的描写,以民间故事为主体,其文化内涵的特征是:追求道德化的情感满足,在明确区分“好人”、“坏人”的基础上,还热衷于赋予“好人”的“谋”、“勇”以传奇意味、超人色彩。

对道德化的情感满足的追求集中体现为尊刘抑曹的倾向。曹操复杂性格的核心是极端利己主义,由此呈现出虚伪、奸诈、残忍和凶暴等特征。第四回写出场不久的曹操杀害吕伯奢全家,给读者留下极为可憎的印象。曹操明知误杀吕家八人,还杀死买酒回来的吕伯奢。陈宫谴责他的负义行径,曹操竟毫不迟疑地说出了他信奉的人生“格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事实上他一生中就是按这损人利己的信条行事的。并非偶然,在曹操、刘备、孙权三个首脑人物中,曹操杀人最多,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杀人方法,如疑而杀人:赤壁之战前夕,他中了周瑜的反间计,怀疑自己的水军都督暗降东吴,杀掉了蔡瑁、张允;梦中杀人:他怕人在他睡觉时行刺,就宣称自己“梦中欢喜杀人”,故意把一个热心服侍他的近侍一剑刺死;酒中杀人:赤壁大战前,他把酒临江,横槊赋诗,扬州刺史刘馥认为诗句不祥,曹操便佯装大醉,“手起一槊,刺死刘馥”;借刀杀人:祢衡击鼓骂曹,他极为恼怒,打发祢衡说降刘表,借黄祖之手杀之;伺机杀人:他平时嫉恨好耍小聪明的行军主簿杨修,以“鸡肋事件”扰乱军心的罪名将其除掉;大规模杀人:衣带诏事发,曹操将董承等五家老小七百余人斩首;攻打徐州陶谦时,“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操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这些情节一部分是有历史依据的,但“民间的三国”显然做了刻意的集中和渲染。

尤为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小说第十七回的描写。曹操围寿春攻打袁术,军中缺粮,在军心浮动之际,竟向仓官王垕“借头”来稳定军心。

却说曹兵十七万,日费粮食浩大,诸郡又荒旱,接济不及。操催军速战,李丰等闭门不出。操军相拒月余,粮食将尽,致书于孙策,借得粮米十万斛,不敷支散。管粮官任峻部下仓官王垕入禀操曰:“兵多粮少,当如之何?”操曰:“可将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垕曰:“兵士倘怨,如何?”操曰:“吾自有策。”垕依命,以小斛分散。操暗使人各寨探听,无不嗟怨,皆言丞相欺众。操乃密召王垕入曰:“吾欲问汝借一物,以压众心,汝必勿吝。”垕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头以示众耳。”垕大惊曰:“某实无罪!”操曰:“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必变矣。汝死后,汝妻子吾自养之,汝勿虑也。”垕再欲言时,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门外,一刀斩讫,悬头高竿,出榜晓示曰:“王垕故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军法。”于是众怨始解。

这样一个曹操,既奸诈,又残忍,当然不会赢得读者的好感。

与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利己主义人格成为对照,刘备是“民间的三国”极力推崇的仁君,“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在老百姓的心里,刘备仁义布于四海,是一位仁慈之主。贤达之士愿意为他出谋划策,平民百姓愿意拥戴他,追随他。在徐州,老百姓哭着请他掌管州事:“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在新野,小孩们唱着“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的儿歌;在樊城,曹操大军逼近之时,诸葛亮建议速弃樊城,取襄阳暂歇,刘备说:“奈百姓相随日久,安忍弃之? ”于是按诸葛亮的主意,遍告百姓:“今曹兵将至,孤城不可久守,百姓愿随者,便同过江。”两县之民,齐声大呼道:“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这些情节,都致力于塑造刘备的“仁君”形象。只是,由于作者粉饰过分,甚至入侵西川也被粉饰为并非出于本意,这样就失去了真实感。曹操曾经这样评价刘备:“沛郡小辈,妄称‘皇叔’,全无信义,所谓外君子而内小人者也。”以曹操这样一个“心口如一之小人”,给刘备一个“外君子而内小人”的评语,倒也与许多读者的感觉吻合。

相比之下,还是与刘备一起承担着道德使命的关羽和诸葛亮更受读者欢迎。与《三国志平话》格外突出张飞不同,《三国志演义》更加突出诸葛亮和关羽。

诸葛亮是《三国志演义》着力刻画的重要人物。《三国志演义》以魏、蜀、吴三条叙事线索为纲,而魏、蜀两大政治集团的较量尤为全书的主干;对魏、蜀的描写以蜀汉为重点,而对蜀汉的描写又以诸葛亮为中心。《三国志演义》一百二十回,共写了一百十一年的事情。诸葛亮的政治军事活动虽然只有二十七年,但这二十七年却在《三国志演义》中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即从第三十八回的“隆中决策”,到第一百四回的“丞相归天”,共有六十六回,这还不包括诸葛亮出山前水镜先生对他的赞美、去世后“魏都督丧胆”、“定军山显圣”等有关情节。在这近七十回中,有大半回目是专写诸葛亮的。如此着力刻画的人物,在全书中没有第二个。

历史上的诸葛亮,本来就为士大夫文人所推崇。其原因有二:1、诸葛亮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即杜甫《蜀相》诗所吟咏的:“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2、他才具不凡,即杜甫《咏怀古迹》之五所谓“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三国志演义》对这两个方面都写得很透。

早在隆中隐居时,诸葛亮就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初见刘备,他就透辟地分析形势,提出了占荆据蜀、联吴抗魏的战略思想。正是依据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决策,刘备集团才由被动转为主动,蜀汉事业蒸蒸日上。刘备后来背离了联吴抗魏的国策,为了给关羽报仇,大举伐吴,彝陵之战,蜀汉事业遭到极其惨烈的摧残,诸葛亮不由哀叹:“汉朝气数休矣!”

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即忠贞品格,集中表现在他对蜀汉事业的态度上。他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为创立蜀汉基业殚精竭虑,义无反顾。刘备死后,他继续忠贞不二地辅佐孱弱的刘禅。尽管刘禅昏庸,“是扶不起的阿斗”,尽管刘备当初白帝城托孤时曾说过,“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主”,但诸葛亮却始终克尽人臣之职。在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的情况下,他力撑危局,坚忍不拔,“知其不可而为之”: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六出祁山。为了蜀汉事业,他南征北战,不是运筹帷幄,就是临阵督战,甚至“亲校簿书,自理细事,食少事烦,汗流终日”。部下关切他的健康,劝他不要过度劳累,他感慨地说:“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吾尽心也。”司马懿得悉这种情形,对诸将说:“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果然,诸葛亮积劳成疾,病逝在伐魏前线的五丈原。《三国志演义》细致描写了他临终时的情形:

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视各营。自觉秋风扑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

这是诸葛亮人格精神的光辉写照。人格,是诸葛亮生命的基石。

诸葛亮的主要对手是曹操、司马懿。在与他们的较量中,诸葛亮一再展示自己智力的优势。诸葛亮不仅懂兵法,而且善于结合对手的性格,结合实际情况予以创造性地运用。第四十九回,诸葛亮在华容道设伏,吩咐关羽:“于华容小路高山之处,堆积柴草,放起一把火烟,引曹操来。”这是用“火烟”明告敌人此处有埋伏。即所谓实者实之,是反用兵法之道。诸葛亮如此用兵,是因为曹操深知兵法。后来曹操见到火烟,果然得出了这样的判断:“岂不闻兵书有云:‘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诸葛亮多谋,故使人于山僻烧烟,使我军不敢从这条山路走,他却伏兵于大路等着。吾已料定,偏不教中他计!”曹操这个判断按照常理当然是正确的,然而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上了诸葛亮的当。与此相似而又相反,空城计却是以虚者虚之而取胜的。此次诸葛亮的敌手是老奸巨猾的司马懿,他深知兵法而又对诸葛亮一生谨慎的性格十分了解。诸葛亮面对司马懿率十五万大军席卷而来,弹丸之地的西城仅有老弱残兵两千五百人,战、守、逃都不行,便命“大开四门,每一门用二十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自己“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使得司马懿满腹狐疑,不敢冒进,最终“两路兵尽皆退去”。兵法上所谓“实则虚之,虚则实之”,被诸葛亮运用到了化境,连司马懿也不得不承认诸葛亮是“天下奇才”,“吾不如孔明也”。

《三国志演义》在着力表现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和智力优势外,还用大量笔墨赋予他异乎寻常的“超人”色彩,突出了下述几个相互呼应的侧面:1、诸葛亮常常给人一种他是刘备之师的印象。《三国志演义》之写诸葛亮,自始至终以“其名臣也,其实师也”为基调;而写周瑜、鲁肃,则“其名臣也,其实友也”;写荀彧、贾诩、郭嘉,则“其名臣也,其实仆也”;写沮授、田丰等人,则“其名臣也,其实虏也”。这样处理,不只显示了诸葛亮、周瑜、荀彧、田丰等人的高下,也同时显示了刘备、孙权、曹操、袁绍的高下。2、着力渲染诸葛亮的名士风度。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裴子语林》卷上曾引司马懿的一句话:诸葛亮“可谓名士矣”。而诸葛亮也确曾在隆中隐居,《蜀志》还记载他“好为《梁父吟》”。《三国志演义》据此写他:“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这种风度在特定场合中是适宜的。“空城计”中的诸葛亮,以“披鹤氅,戴纶巾”的风度退走司马懿也恰到好处;但反复使用,就不免给人张皇过甚之感了。3、把“人谋”写成“神机”,把富于智慧的诸葛亮塑造成神仙。祭风祭水,他俨然是位方士;对每次战役的进展,连时间、地点也预料得丝毫不差;他摆的石头阵让陆逊大军迷路,他制的木刻巨兽吓退蛮兵,他造的木牛流马能搬运粮米,他会“缩地术”,他能“变”出几个“簪冠鹤氅,手摇羽扇”的孔明。这些都令人难以置信。

在《三国志演义》中,作者对关羽的崇敬之情仅次于诸葛亮。关羽的“义绝”,与诸葛亮的“智绝”、曹操的“奸绝”,并称“三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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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在历史上以勇武知名,《三国志演义》中,关羽的勇武仍是重点描绘的性格侧面,“温酒斩华雄”、“斩颜良、文丑”、“单刀赴会”、“刮骨疗毒”等情节向来脍炙人口。第六十六回,先写东吴摆下“鸿门宴”,为关羽与鲁肃的见面设置了严峻的背景;然后写关羽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单刀赴会,在充满杀机的环境里从容不迫,谈笑自若;再写关羽随机应变,一面让周仓发出接应信号,一面挟持鲁肃来到江边,安然坐舟返回,使东吴方面的精心策划化为泡影,鲁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关羽乘风破浪而去。第七十五回,关羽中了曹仁的毒箭,“毒已入骨,右臂青肿,不能运动”,名医华佗提出:把关羽的臂膀捆在柱子上的铁环中,用被蒙头,再用尖刀刮去骨上的剧毒。关羽笑道:“何用柱环?”一边下棋,一边伸出胳膊令华佗医治。“佗乃下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骨上已青;佗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公饮酒食肉,谈笑弈棋,全无痛苦之色。”华佗感叹:我行了一辈子医,从未见过这样的病人,“君侯真天神也”。

在勇武之外,《三国志演义》对关羽“忠义”的描写无疑更为引人注目,也更能见出关羽的超群轶伦。所谓“忠义”,即毛宗岗《读三国志法》所说:“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谊重。”“报主”表现的是“忠”,聚焦于关羽与刘备的关系,无论曹操给予多少恩惠,关羽都绝不背叛刘备;“酬恩”表现的是“义”,聚焦于关羽与曹操的关系,无论需要付出多少代价,也不能改变关羽报答知己的信念。关羽当初死守下邳,兵败被围,巧妙地以“降汉不降曹”为策略,“身在曹营心在汉”,千方百计寻兄报主。曹操尽其笼络之能事,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封以高官,给予厚俸,赠美女、馈锦袍、送名马,都不能使他违背桃园盟誓。曹操赠他赤兔马,他想到的是此马一日千里,“若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而见面”;曹操赠他锦缎战袍,他仍把当年皇叔赐的旧袍罩在外面,原因是“新恩虽厚,旧义难忘”,“穿之如见兄面”。一旦打听到刘备下落,立马“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过关斩将”,寻兄报主。面对这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忠义之举,曹操也不由得赞叹:“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也!”《三国志演义》写得更富于生气、更为感人的还是“酬恩”之“义”。在“华容道义释曹操”一节里,关羽的“义”外化为—种复杂的、充满人情味的英雄气度,超越了集团利益和个人生死(关羽与诸葛亮立有军令状)的考虑。当关羽率领的五百校刀手挡住去路时,曹操“止有三百余骑随后,并无衣甲袍铠整齐者”,人困马乏,毫无斗志。此时的关羽,置身于一种进退两难的悲剧情境中。从忠于汉室、忠于刘备事业的立场来看,曹操是图谋篡逆的“汉贼”,是刘备的死敌,绝对不能放过;但从个人关系来看,曹操又是关羽的人生知己,恩深义重,他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回报:

云长是个义重如山之人,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如何不动心?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于是把马头勒回,谓众军曰:“四散摆开。”这个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操见云长回马,便和众将一齐冲将过去。云长回身时,曹操已与众将过去了。云长大喝一声,众军皆下马,哭拜于地。云长愈加不忍。正犹豫间,张辽纵马而至。云长见了,又动故旧之情,长叹一声,并皆放去。

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山阳公载记》:华容之役,备独追操;操走出华容之险,喜谓诸将曰:“刘备吾俦也,但得计稍晚耳。”因此,历史上不可能有关云长义释曹操一事。元代《三国志平话》所写,亦不似有意放曹:

曹公寻滑荣路去,行无二十里,见五百校刀手,关将拦住。曹相用美言告云长:“看操亭侯有恩。”关公曰:“军师严令。”曹公撞阵却过。说话间,面生尘雾,使曹公得脱。关公赶数里复回,东行无十五里,见玄德、军师。是走了曹贼,非关公之过也。

而《三国志演义》,则不仅强调关公是有意放曹,而且强调这是“义释”。作品描写关羽感情的起伏变化,真是一波三折,宛曲有致。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颂扬道:“彻胆长存义,终身思报恩。”毛宗岗在其修改本中也称赞道:“拼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义名。”“华容道义释曹操”为塑造关羽这个“义绝”的人格典范写下了最为浓重的一笔。人格比集团利益更重要,这或许是“民间的三国”所透露的一点重要意思。

写出关羽的光明磊落,胸怀坦荡,也是“民间的三国”的一个重心。其特点是,凡事皆明明白白地做,亦即毛宗岗《读三国志法》所称道的:“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身在曹营的关羽千方百计打听兄长下落,一日得到刘备书信,虽急着回到兄长身边,但不愿背着曹操离开。他的人际交往原则是,一定要来去明白:“人生天地间,无终始者,非君子也。吾来时明白,去时不可不明白。”曹操深知关羽,故意躲避不见。关羽一连去了数次,都见不到曹操,只好写信辞谢,“一面将累次所受金银,一一封置库中,悬汉寿亭侯印于堂上,请二夫人上车……率领旧日跟随人役,护送车仗,径出北门”。曹操赞叹说:“不忘故主,来去明白,真丈夫也。”曹操的赞叹可以视为作者的赞叹。

《三国志演义》还以热情洋溢的笔墨描写了关羽的儒雅风度。关羽精通《左传》,涵养极深,举止豁达而不粗野,言语磊落而不莽撞;甚至其容貌也给人风流儒雅之感:那—绺美髯,那酒后绰髯的动作,是何等儒雅豪宕!第二十七回,受命谋杀关羽的胡班,曾在极为特殊的情境中打量关羽:

胡班潜至厅前,见关公左手绰髯,于灯下凭几看书。班见了,失声叹曰:“真天人也!”

关羽的风度引起暗杀者赞叹,命运由此发生逆转。除了关羽和诸葛亮,《三国志演义》对其他人物很少表现出铺叙外在风采的兴趣。

总之,关羽终生守“义”尽“忠”,是一个集忠义、勇武为一身的“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在民间,关公是影响最大的民俗神,“孔庙”、“文庙”远不如“关庙”、“武庙”多。关庙遍天下,香火满人间,这是《三国志演义》传播接受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事实,也是我们解读《三国志演义》的一个重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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