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想着重介绍陈垣同志在史学研究实践中所总结的搜集、考证与运用史料的经验。

在搜集材料方面，陈老提出要做到“竭泽而渔”。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系统地周密地调查研究，详细地占有材料。但是，真正要做到竭泽而渔，谈何容易。那么，他是怎样做到这点的呢？

第一，他掌握了深厚的目录学知识。陈老是靠自学成功的，目录学著作就是他的入门老师。他自小读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觉得这是个门路，就渐渐学会按着目录买自己需要的书看。以后他还进一步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青年时代就读了好几遍。他认为研究和教学，要“从目录学入手”，“目录学就好象一个账本，打开账本，前人留给我们的历史著作概况，可以了然。”掌握前人提供的目录学知识，固然重要，但他不满足于此，几十年来，他自己在目录学方面作了许多工作，写了许多宝贵著作。随着史学研究工作的发展，对目录学的要求越来越高。陈垣提出要改良工具书，要编各种类型的书目、篇目和索引。没有现成的目录、索引，他就自己动手，在研究每一个专题以前，一定先把有关的目录、索引编制出来。这些目录、索引，也为当时许多史学家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

第二，他具有勤于搜访和虚心求教的精神。陈垣经常告诫后辈，研究不能只靠目录，而必须阅读原书，勤于搜访。他搜集材料，真有入虎穴得虎子的精神。一九二三、二四年，他为了研究道教史，“将《道藏》中碑记，及各家金石志、文集，并艺风堂所藏拓片，凡有关道教者，悉行录出，自汉至明，得碑千三百余通”，编成《道家金石略》一百卷。全书约八十万字，是道教史料的一次大结集。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查阅《嘉兴藏》的情况。三十年代，他发现北平某处藏有从未被人利用过的《嘉兴藏》。但这套佛藏不能借出，只能在该处翻阅。而藏书的地方又非常阴暗潮湿，蚊子很多。他为了探寻这座史料宝山的奥秘，带领助手，每次在事前服用疟疾预防药，亲自前去查阅。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将全藏阅读一过，搜集到了大批僧人的语录，在著名的《明季滇黔佛教考》一书中充分加以利用。陈寅恪先生为该书写的序言说：“寅恪颇喜读内典，又旅居滇地，而于先生是书征引之资料，所未见者殆十之七八，其搜罗之勤，闻见之博若是。”除了自己勤于搜集之外，陈垣还非常注意虚心向内行求教。一九二四至二五年，他在编撰《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史朔闰表》这两部著名的工具书时，曾向研究历法的人求教，并请胡适代他查阅有关西历的外文资料，胡适在一九二五年二月曾有一封长信回答他的询问。一九三三年，他作《元秘史译音用字考》，自己虽然不懂蒙语，但多方向蒙语专家请教，终于写成了这部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

第三，他精益求精，永不满足。《释氏疑年录》是陈老编撰的一部工具书，根据此书不但可以检查自晋至清初二千八百名僧人的生卒年，而且由于书中对每一个僧人都注明所据材料，也为研究这些僧人的史迹提供了重要线索。他为编撰这部工具书，共引书几百种，费了多年时间。一九三九年，正当这部十二卷的著作整理完竣、即将付印的时候，又发现了《嘉兴藏》。他根据新得的材料，毅然将该书第十一、十二两卷全部改作，使它更加充实和准确。《元也里可温考》是他的第一部宗教史著作，也是他元史研究的第一篇论文，一九一七年初次发表时，立即引起了中日两国学术界的注意。但他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年间，即将此文增订了两次，材料比初版增加了一倍。从这以后，一直到一九三四年，十几年中，他仍不断修订，有新材料随时补入校订本中，并且注明：“辑论文集时应采此本。”

史料并不等于史实。搜集到了丰富全面的史料以后，必须加以考订，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陈老很注重考证史料。

第一，他强调要弄清楚史料的源流。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一书中，他批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关于《广弘明集》的提要时说：“《提要》又引《神僧传》六，称道宣为僧祐后身。按《神僧传》乃明初撰集之书，其道宣传全采自《宋高僧传》十四，《宋高僧传》《四库》著录，《提要》何以不引宋传而引明传，可知其随手翻检，未尝一究史源，实为疏陋。”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书中，谈到大道教第九代祖师的名字时，他批评《元史类编》、《元书》沿袭《元史·释老传》的错误，仍称为张志清；肯定《新元史》作者能“探究史源”，根据吴澄、虞集、宋濂三家的记载，改为张清志。因为《元史》关于张清志的记载，本来是根据吴澄的《天宝宫碑》和虞集的《岳德文碑》。

第二，他又告诉我们，即使探究到了史源，找到了最早的记载，也未必可靠。产生这种情况，有多方面的原因。一种原因是，现存的最早记载，不一定就是这一事件的原始记载。德沛是雍正乾隆间信奉天主教的宗室，袁枚著《和硕简亲王碑》，是德沛碑传中刊布最早的，但错误极多。许多人著德沛传，都根据袁枚所著碑文，以讹传讹。因此，陈垣有“史源不清，浊流靡已”之叹。另一种原因是，作者记载时为自己的利害爱憎所左右。他在《通鉴胡注表微》中举了两个例子。史书对汉末杜畿在河东的政绩，有夸大溢美之处；而对三国时曹魏的令狐愚，又有毁谤之词。胡三省在注《通鉴》时指出，杜畿是杜恕之父、杜预之祖，“杜氏仕于魏晋，累世贵盛，必有家传，史因而书之，固有过其实者。”令狐愚则是王凌的外甥，与王凌同讨司马懿失败，对令狐愚的谤词，乃是“晋人作魏书所书云尔”。因此，陈垣一再指出：“读史必须观其语之所自出。”

第三，他指出：“考史者遇事当从多方面考究，不可只凭一面之词”。在《汤若望与木陈忞》这篇文章中，他根据汤若望的回忆录与木陈忞的《北游集》以及《续指月录》等材料，论述清初天主教与佛教的关系，以及顺治帝的思想。汤若望是耶稣会派到中国来的传教士，木陈忞则是清朝的国师大和尚，《续指月录》也是僧人的著作，而中西、佛耶两方面的记载，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如顺治的所谓“龙性难撄”（固执狂暴）以及他曾经剃发等等。陈垣认为这种记载是可靠的，“因为两家史源，皆各有根据，不是彼此抄袭的。”

第四，他在《通鉴胡注表微》的考证篇中，比较集中地讲了考证的具体方法。一、理证：即用常理判断某些史料的真伪。二、书证：即用当时的文件如诏令、法律等作为证据。三、物证：即“以新出土之金石证史，所谓物证也。”四、实地考察。

将经过考证的材料，加以精心的选择和严密的组织，用尽可能完善和恰当的形式写成论著，就是陈垣所说的“联缀成文”。他比较注重史学著作和文学著作的区别。他在《全谢山联姻春氏》一文中说：“随笔杂记之属，有裨于史学，然史学重考证，如只凭记忆，或仅据所闻，漫然载笔，其事每不可据。”即是说，史学著作必须有根有据，不能凭道听途说，更不应随意发挥，否则不能成为信史。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他更明确提出“史家之法”和“文家之法”的区别，强调史学著作不能因文害史。当然，他也不是认为史学著作就可以不注重文采。他的许多著作，在注重科学性、真实性的同时，也力求做到使人读起来有趣味。例如，他的《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的前言，就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远望缥缈，容态转真，窟别异形，无有复制。至于裸体神女，振翮凌空，宝相庄严，拈花微笑，则极画像之奇观，尽人工之能事矣。”对云冈石窟艺术的这些描写栩栩如生，读来琅琅可诵。陈垣写文章总是以理服人，从来不故作高深，炫耀博学，而是深入浅出；从来不发空言，而是精炼再精炼，宁愿把一篇论文浓缩为一条札记，而绝不把一条札记稀释为一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