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明清战争·真相”系列第一篇。话题是：八旗集团的兵力。

明清战争，从历史研究角度说，是一场“资料不对等”战争。举例说，明朝的档案虽然存世极少，涉及明军兵力和损失的第一手文献却有很多。相对而言，八旗集团对兵力和损失数字却遮遮掩掩，资料鲜少。甚至入关多年以后，八旗集团依然是“虽罗列营制而不计兵额”、“使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更惊人的是，满清倒台后，其档案不再保密，却还是找不到入关前的全面兵力统计，涉及人员伤亡的报告更为罕见。

于是长期以来，对满清集团入关前的兵力，只能靠各种间接材料来推测。对八旗集团内部的人员构成关系，史学界也缺乏明确认识。结果，得出的结论往往南辕北辙。比如有人觉得八旗集团有几十万兵力，也有人认为只有几万甚至一万多兵力。

遗憾的是，即使对有限可靠材料的收集和整理，也并不系统。

要搞清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从稀少的真正第一手材料入手。将类似材料最大限度搜集并串联起来，加以互相印证，以期得出最接近于实情的整体印象和结论。

一 入关前夕（1644年）的总兵力

现存的八旗集团最早的兵力统计，来自“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开的《顺治五年八旗男丁满文档》。这是真正的第一手可靠资料。对这份档案的深入分析，或许可以成为解开秘密的钥匙。档案所示细目如下：

满洲55330人

蒙古、察哈尔蒙古28785人

汉军、台尼堪等汉人45849人

（据《八旗通志》，满清入关后，自顺治元年到五年，以南明降军新编了四十多个汉军牛录，依编制有近万人。还不算零散“抬旗”和攀附的汉人。与顺治十五年数据相比，也可知入关后的汉军旗人数是增长趋势。至于所谓“台尼堪等汉人”，则不同于汉军旗。他们是满洲旗下汉人，比如“满洲旗下包衣汉人”或“满洲旗下包衣旗鼓汉人”。本文称“台尼堪等汉人”为“包衣汉军”。）

包衣阿哈尼堪（汉人）216967人

（“包衣汉军”和“包衣阿哈汉人”都简称为“包衣汉人”，容易被混淆。可是如《满洲氏族通谱》所示，这两者截然不同。八旗集团内分“兵”和“奴”两个阶级。“包衣汉军”是“兵”，而“包衣阿哈汉人”则是劳动奴隶，是干活养兵的，也不在牛录兵数内。正如朝鲜人在后金内部所见：“自奴酋及诸子下至卒胡，皆有奴婢、农庄。奴婢耕作以输其主。军卒则但砺刀剑，无事于农亩者”。残存明代档案，有一些后金逃出的汉人奴隶口供，自述工作也是“做庄稼”、“纳粮”、“种地”；满洲兵则“每月较练兵马”。八旗军会从汉奴里挑选出一些“汉军”和“汉军包衣”，有时也携带一些汉奴随军“牵马”，充当“跟役”。但“跟役”未必全是汉奴，也较少直接参战。现存几份八旗损失档案，罕有跟役的伤亡记录。惟前屯卫战阵亡的137人内有7个跟役。本文原则上不把“包衣阿哈汉人”列为军事人员）

综上所述，顺治五年的八旗集团共有346931个男丁。其中有近13万军事人员（确数129964人）。去掉入关后的新编汉军等，则入关前的军事系统约有12万人。值得注意的是，自顺治五年到十四年，满蒙男丁从84115人减至75748人，少了8367人。以趋势所见，入关前的满蒙男丁或比顺治五年更多。

据此，以顺治五年（1649年）数据反向推定，则1644年的八旗集团有12万兵力。其中满蒙兵8-9万人，汉军和汉军包衣兵约3万人。

入关前，除了八旗集团，满清还有三顺军和外藩蒙古两支力量。有趣的是，涉及这两个集团的兵力档案反而比较多。与缺乏补充来源的满洲兵不同，三顺军入关后补充比较容易，入关前兵力或更少。几份档案也证实了这一点：孔有德耿仲明投金时，所带官兵和水手总计有4198人，到崇德元年则有4350人，而顺治五年是5600人；尚可喜带着1405个男丁投降，到顺治五年有2300人。综合判断，1644年的三顺集团约有6000-7000人（1649年明确记载是7900人）。

崇德元年，外藩蒙古共有5456个甲兵。入关前规模又有扩大。崇德四年的一份档案，指责一些外藩部落在1637年劫掠济南期间，少派了2458个披甲。可见外藩蒙古的兵力相当庞大。外藩蒙古每次为满清出兵20-27个旗、每旗200-300人。推测总计有超过一万甲兵。

加上三顺集团和外藩蒙古，满清入关前夕可用兵力约13-14万人，其中满蒙兵约10万人。

二 八旗集团的兵力变化

分析了1644年的满清兵力后，再回顾一下入关前的兵力变化过程。满清时代的汉人，虽然搞不清八旗到底有多少兵力，却知道一个常识：“不得佐领（牛录）之数，则历朝之兵数不可得而稽也”。也就是说，想摸清八旗的兵数，首先要知道牛录数。

《钦定八旗通志》记载：“甲寅年（1614年）始定八旗之制……每三百人设牛录……时满洲蒙古牛录三百有八，蒙古牛录七十六，汉军牛录十六”。合计为400个牛录。以一牛录三百人计，则总共有12万兵。其中满蒙兵11.5万人，汉军约5000人。

努尔哈赤在战前就有十二万兵力？靠谱吗？未必不靠谱。请看《满文老档》对抚顺之战的记载：“四月十三日，寅日巳时，发八旗兵十万攻明”。而这十万兵以外，还有一些留守兵力。也就是说，开战之际，努尔哈赤手下兵力已超过十万人！

有人说“十万”是虚数吧？不是。《满文老档》还写明了十万兵的编组：“二十日，分遣六万兵携俘获前行。立大功者重赏，立小功者轻赏，而负伤者视伤势轻重，酌情行赏、重赏阵亡之甲兵。汗亲率兵四万，移营前进”。《清实录》也说：“令兵六万率降民及所得人畜前行归国，帝与诸王臣领四万移营”。两者的记载一致，都是四万+六万=十万兵。

《满文老档》还记录努尔哈赤多次动用重兵。举几个实例：“率兵四万往取开原城”，而明朝在开原只有1万守军；《满文老档》对攻打毛文龙的兵力说得更具体：13540个兵。而毛文龙手下只有少数正规军和难民。从这些记录看，努尔哈赤时代，后金居然往往用优势兵力来打明军。

更鲜为人知的是，《满文老档》删去的一份旧档记载，天命八年的八旗集团已有三十二万个男丁：“简派八旗游击十六员，每游击管诸申（满洲）、汉人官员所隶男丁二万名”。这是包括了汉人奴隶的数字。但也证明，努尔哈赤完全可能拥有10万左右的兵力。

萨尔浒之战后，明朝和朝鲜也普遍认为后金有十万甚至更多兵。举些例子。

《明实录》：“奴酋之兵，据（萨尔浒）阵上所见，约有十万”；熊廷弼也报告：“（后金）计兵已近十万”。

朝鲜人李民寏在萨尔浒后当了一年多俘虏，对后金内情有亲身体察。他所知后金有360个牛录，14-20万兵（骑兵8-10万）。明朝军官所写《武备要略》，也说后金有360个牛录。与满清自称的400个牛录差异不大。天启元年，光海君派郑忠信出访后金，回报称：“（后金）八部大约九万六千骑也”。

几年后却有了不同情报。天启四年，毛文龙将18名后金俘虏送到北京，在中军都督府衙门接受审讯。其中有个“牛鹿”豹販供述说：“计奴酋有牛鹿三百余，领兵多寡不等”、“奴酋有兵七万”、“复称我兵杀奴兵一万余，尚有精兵五万余。”

（崇祯十一年，后金逃回的汉人称清军为“有马精兵达子”和“步兵达子”。崇祯十三年的逃回汉人也说“有马精兵达子”。在后金内部，“精兵”或专指骑兵？不一定。但立此存照）

豹販知道“牛鹿三百余”，其牛录额真的身份或许不假。但他只是个25岁的中级军官，所知有限，所供数字也未必精确。关键是豹販口供反应出一个问题：战争爆发六年以来，后金兵力或因战损而有过急剧减少。

进入皇太极时代，《满文老档》不再提及总兵力或总男丁数，对于战役兵力的说法也更加模糊。可能是皇太极更怕泄密。

还有更离奇的事情。天聪八年（1634年）九月，皇太极突然下令只留240个牛录，其他牛录全部解散，以其兵力来弥补缺额：“八旗制设牛录，一例定为三十牛录。如一旗于三十牛录之外余者即行裁去，以补各旗三十牛录之不足者”。

也就是说，在皇太极看来，他的兵力只够编240个牛录。据崇德二年奏本，满洲牛录编制仍是“满洲规矩每三百”。以此计算，则皇太极手下实有7.2万兵。

到底发生了什么？令后金从1618年的400个牛录十多万兵，减少到1634年的240个牛录七万兵？

还真发生了大事。就在皇太极下令裁编前不久，刚刚结束了宣大之战。第二年，朝鲜使臣出访后金，发现人丁变得特别稀少：“（城内）民家未满千户。城外四面人家，几至万余户，但人物鲜少”。这引发了朝鲜人的兴趣。他们在后金内部到处打探消息，问了很多人，获悉后金不仅在宣大吃了大败仗，损失还特别惨重：

“上年从宣大之战，仅得生还军合二万余，而太半死亡”、“自宣大之败，兵数甚少”。一个祖大寿的老兵还告诉朝鲜人，大凌河被俘的1.5万军民只剩5000人；“且孔耿兵亦死亡过半。兵势甚凋残尒。”综合这些说法，后金在宣大死亡超过2万人；两顺集团也遭到重创。

（大凌河降众剧减倒不全是战死，还有很多是逃回明朝。《满文老档》有记载：“凯旋以来，自大凌河携来之汉人，逃者甚多”。明朝的记录也显示，明辽军在长山和大凌河名义上损失了19990人，但在收容整顿后，实际只减少了9400人。可见确有大量被俘或失散人员回到明朝）

宣大一战死了超过2万人，大凌河投降的明军又大量逃跑。这样的背景下，皇太极也只能大量裁减牛录。

有人会说，如果后金真的遭受重创，光靠新的适龄男丁肯定难以补充，必然要寻找新兵源。没错，皇太极真这么干了！宣大惨败后只过了四个月，皇太极就开始大抓索伦人充当“新满洲”。据《清实录》，仅1635-1640年三次远征黑龙江，就掠来16734名索伦人，内有5832名壮丁，另有大量“不入册”儿童分给各牛录充当储备兵员（每个牛录200个儿童，规模惊人）。1641年又收降1675个索伦人。账面合计就有18409人。

明朝也发现皇太极的行动。崇祯十二年（1639年）十一月，满清有两人投奔明朝，供称：“（清军）去抢鱼皮达子（索伦人），每年抢一次，抢来数百或千余不等，每犯抢以鱼皮达子冲锋”。可见除《清实录》记载的三次大规模行动以外，还有多次中小规模的抢人行动。“每犯抢以鱼皮达子冲锋”的供词，也得到满清史料证实。1640年抢来的三千索伦壮丁，就被皇太极送到最前线锦州。送去的还有所谓“新附蒙古”。皇太极也大量招募蒙古人来补充八旗集团。

汉军也损失惨重。努尔哈赤后期的汉军规模不详（初期是五千人左右）。一说曾经有很多，但被“杀无谷汉人”政策干掉了大部分（顺治十七年，汉军旗高官私下也说努尔哈赤“杀穷鬼”、“杀富户”，以至“辽人昔已杀尽，十无一二”）。对此先不深究。皇太极时代，汉军的规模有具体数据。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把汉军交给佟养性集中指挥，据《八旗值月档》统计有1660名行营兵和1620名守兵，合计3280人。其后，加上大凌河的上万俘虏和奴隶征兵（天聪七年一次就征汉兵1580人），汉军必定远远超过1万人。可是到了崇德二年（1637年），满清内部奏本却说汉军只剩“马步兵丁近万”，就是说不到一万人。三顺集团此时另有5900人。此后，皇太极又从奴隶里挑选了一些汉军。大凌河后，他感到明军俘虏不可靠，一般都杀光（如皮岛和松锦），只留一些军官和家丁之类。

综上所述，皇太极用新的满蒙适龄男丁、索伦人、“新附蒙古”、奴隶、俘虏来补充和扩大八旗集团。入关前却只有12万八旗兵。换言之，他用尽手段，也只能保持与努尔哈时代相当的兵力。

更有趣的是，皇太极下令只留240个牛录后过了3个月（12月），编制上仍有390个牛录（与1614年的400个牛录相近）。证据就是皇太极自己的说法：“率每旗将领一员，每牛录甲士一名，共四百人”。此后，牛录数还在不断膨胀。按满清几个官书的记载，到入关前已有583-592个牛录。

皇太极为何取消裁减令？道理很简单：裁减编制，就会有很多人丢官。只有增加编制才能满足升官许愿。对面的明军也一样。崇祯十年的辽东明军，以兵数计只能编20-30营，每营2000-3000人，实际却有53营，每营1000人左右。编制多，官才会多。也算一种鼓励机制吧。

皇太极的兵不比努尔哈赤更多，牛录却多出近200个。这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必然是牛录兵数大幅缩水。果然，到了崇德六年，皇太极下令：“每牛录满洲，3人中许1人披甲，以60名为常数。”可见满洲牛录的平均兵数，已经从300人减少到180人左右。

入关前有309-310个满洲整牛录、2-18个半牛录。以每牛录180人计，则有6万满洲兵。这与顺治五年统计的5.5万满洲丁非常接近。可见推论应该是正确的。

蒙古八旗有117-118个牛录，或有5个半牛录。顺治五年统计蒙八旗有近2.9万男丁。入关前可能有3万人。蒙古牛录似乎相对足额一些。

汉军有157-164个牛录和1-5个半牛录。如前所述，汉军连同包衣汉军约3万人（包衣汉军不属于汉军牛录）。汉军牛录按编制是200人，可是平均数也不足额。

通过分析八旗兵数，对其损失情况也可以有个大概认识。如前所述，天命八年（1626年），八旗包括奴隶在内有32万男丁。过了二十三年，也就是顺治五年（1649年），八旗集团含奴隶依然只有34.6万男丁。这二十三年间，且不算新适龄男丁、抢来的索伦人和“新附蒙古”、编入汉八旗的降军等等，仅仅五次入塞劫掠，满清就从关内掠走超过百万人口。换言之，二十三年间，八旗集团内部非自然损失大大超过一百万人。死者绝大部分肯定是汉人奴隶。甚至到了康熙时代，每年自杀的八旗奴隶就有两千人。入关前，虐待、饥饿等等横死者必然更多。从后金逃回的汉人口供，也多“受苦不过”、“割筋杀害不留”、“不纳完就要打”、“割去脚筋”之类内容。

八旗的军人损失也不会少。如前所述，八旗兵数并非持续增长，而是处于忽高忽低的过山车状态。初始兵力超过十万人，几年后或减少为5-7万人；再恢复到10万人左右，又减少至7万人……虽然满清很少保存损失记录（现存几份损失记录，其中一份还贴着“不入档”纸条，或是原定销毁的文件），但还是有更直接的证据。《八旗通志·忠义传》收录入关前战死的八旗将佐有225人：满八旗183人、蒙八旗26人、汉八旗16人。与之比较，《盛京战报档》记录皮岛战阵亡了38个军官，《忠义传》却只有10个死于皮岛的军官名单。另一份《战报档》记了7个阵亡的满蒙章京的名字（另有123个甲士阵亡），却没有注明时间地点。按名单排查后，只能确定其中有1人收入《忠义传》（1637年死于栾城）。死亡军官也只有数分之一名单得以保存，可见其伤亡规模很大。

以上是对满清集团兵力的大致推测。但兵数并一定不等于战斗力。明末战争，是一个以披甲兵来衡量战斗力的时代。“披甲”，就是下一个话题。

《石渠余记·京营表序》

《清初编审八旗男丁满文档案选译》11页

《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建州闻见录》43页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三十二册 435、439页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4册 32页

《明清史料·乙本第一编》27页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 320页。丙子之乱，孔部出兵800人；耿部650人。出兵率三分之一。则总兵力为4350人。尚可喜部约有1500人。

《南明史》317页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十七

《南明史》317页

《满文老档》1674页

《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汉译》第七辑 408页

《清太宗实录》卷三十二、六十

《石渠余记·京营表序》

《钦定八旗通志》卷三十二

《满文老档》55页

《满文老档》59页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

《满文老档》93页

《筹辽硕画》

《满文老档》283页

《旧满洲档》册3 1492页

《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五百八十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四百八十

《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建州闻见录》42页

《武备要略》卷十一

《光海君日记》卷一百六十九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二册 368、372页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二十九册 13页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二十九册 219页

《清太宗实录》卷二十

《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51页

《研经斋全集外集》卷四十

《崇祯长编》卷之五十四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32册 439页

《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三

《明季北略 卷之二·天启元年辛酉·辽阳陷·附记辽事》

《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2）》5页

《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51页

《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记载尚可喜于崇德四年出兵530人。以三兵出一计为1600人

《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一

592个牛录据《钦定八旗通志》计算；583个牛录据《大清会典事例》

《明清史料·甲编第九本》862页

《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之五十五

《八旗通志（初集）》卷十七

《清史稿·朱之弼传》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22册 273页；第32册 435页；《督戎疏纪》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4册 68-69页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4册 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