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张元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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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编者按：张菊老（张元济）是参加戊戌变法硕果仅存之一人，故镌有图章一枚，内刊“戊戌党锢孓遗”六字，兹以八三高龄，远道来京，参加人民政协，本社视为难得之机会，特请回忆前事，由北大同学三人前往访问，细心记录，并将记录稿送请审阅，以求准确。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提到康有为等，认为他们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他们在当时的确是先进者。菊老这里所讲的很多是书本未见的材料，我们郑重商请详细记录，亦正欲为中国史料增加这极可珍视之一页。

昨天是张元济（1867年10月25日—1959年8月14日）逝世58周年

今年是商务印书馆创办120周年

五十多年前，因为朝鲜的事件，中国和日本开战，这就是甲午中日战争，结果我们被日本打败，大家从睡梦里醒过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丙申年（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前后，我们一部分同官，常常在陶然亭聚会，谈论朝政，参加的一共有数十人。当时并没有会的名称，只是每隔几天聚会谈谈而已。在一起聚会的人，我现在记得有文廷式（瑾妃、珍妃的老师，时任侍读学士。）黄绍箕、陈炽、汪大燮、徐世昌、沈会植（刑部官员）、沈会桐（翰林院编修）等，那时候康有为还不在北京。

以后康有为到北京来，戊戌年（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他组织一个保国会，在顺治门大街湖广会馆里开会，参加的人很多，其中京官也有，非京官也有。

是时上文所记的同僚与梁启超等在北京创设个强学会，地点在前孙公园，记得汪大燮和梁启超同在会中，那时办了一种强学报，用木刻活字印刷出版，每日发行一小册。后来强学会被住在我对门的御史杨崇伊奏参了，强学会遂被查封。

当时我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担任章京职务，这个衙门所主管的部门非常广泛，包括学堂、铁路、开矿、造船、练兵、外交等。主管官为总理王大臣，一共有八九位，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等都是当时的领袖。光绪喜欢看新书，常常写条子到总理衙门要书，这件事都由我经手办理。那时候黄遵宪做了一部日本国志，光绪指名要这部书看，也是由我取来送进去的。光绪也喜欢人上书言事，外间上书言事的人都是先送到总理衙门里来，再转递进去，当时外面送来各种章奏，内容奇奇怪怪的都有。

戊戌年四月二十八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和我，那时我还在总理衙门供职。为什么召见呢？因为当时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一个折子给光绪，保举康有为和我。

二十八日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到西苑，坐在朝房里等候。当日在朝房的有五人：荣禄，二位放到外省去做知府的，康有为和我。荣禄架子十足，摆出很尊严的样子。康有为在朝房里和他大谈变法，历时甚久，荣禄只是唯唯诺诺，不置可否。召见时，二位新知府先依次进去。出来后，太监传唤康有为进去。大约一刻钟光景，康先生出来，我第四个进去，在勤政殿旁边一个小屋子里召见（这个殿现在已经完全改变样子，看不出了）。光绪坐在上面，前面放扎着黄桌帏的一张书桌，光绪也穿着衣冠。我进去后，跪在桌子旁边，当时屋子里没有第三个人，只有一君一臣相对，太监留在门外，不能进内。

当时滇越边境发生划界的争执，光绪对我说：“我们如果派人到云南去，要二个月才会走到，但外国人只要十天、八天就会到达。我们中国道路不通，一切落后，什么事都赶不上外国，怎么好和人家办交涉呢？”我说：“皇上现在励精图治，力求改革，总希望国家能够一天比一天进步。”他听了之后，叹口气说：“可是他们都不能赞成呀！”我当时听他说这句话，心里觉得这位皇帝也够可怜了，也不便再说什么。光绪就把话头转到我们所办的通艺学堂上去。

那时候我在北京和一些朋友办一所通艺学堂（胡思敬所撰的“戊戌履霜录”说我在上海开办，这是错误的。），教授英文和数学，学生有四五十人。学堂聘请二位教员，一是同文馆的学生，另一位是严复的侄儿严君潜。“通艺”二个字就是严复取的。校址设在宣武门内象坊桥，租了一座大房子作校舍。学堂创办人有：陈昭常（后出任吉林巡抚），张荫棠（后任西藏大臣），何藻翔、曾习经、周汝钧均系部曹（以上五人均粤籍），夏偕复（工部主事，浙江人，后出使美国）和我。经费无所出，由我和倡办诸人向总理衙门各大臣递个呈文，请他们提倡，张荫桓最为热心，约了同僚数人联名写信向各省督抚募捐。一共捐了好几千元，张之洞、王文韶等都有捐款。光绪对外边的事很熟悉，知道我们在办学堂。那天他就问到学堂的情形，我就把学生人数及所学科目告诉他，他勉励我几句，说：“要学生好好的学，将来可以替国家做点事。”他还问我一些关于总理衙门的事，问些什么事我已经忘记了。光绪就叫我“你下去吧”。问话语气极为温和，看他面貌，殊欠刚健。我退出时碰见荣禄进去。

当日光绪即派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据说本来光绪想派他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被荣禄阻挠。但此事系得自传闻，不能证实。

甲午战后，中国承认朝鲜独立，我们放一个公使到朝鲜去，国书由总理衙门起草。国书的稿子将大清国大皇帝高一格写，朝鲜国国王低一格写，光绪用硃笔批在旁边，说我们已承认朝鲜独立，不应当低一格写，斥责总理衙门大臣思想腐败。

有一天，我到总理衙门事务厅（即收发处）去，发现公文堆里有一封电报，签名的是俄皇尼古拉第二，电报是给光绪的。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由公使转呢？照例这样的电报应该立刻送给光绪的，但我一看，已经在事务厅里搁了二天。我就通知总帮办瑞良（旗人），他骑马赶来，恐慌万分，即请同文馆学生来翻译后送进去，可见当时政治的腐败。当时在总理衙门当章京的，只有我一个人略识洋文。衙门里还有一个木橱摆着和外国所订的条约，这样重要的文件，竟不注意保存，任何人都可以开，都可以看，这种腐败的国家哪能不亡国？

戊戌年六七月间，御史宋伯鲁奏请废八股开学堂，光绪谕准照办。那时守旧党派反对新政的空气已甚浓厚，我就劝康有为适可而止，不可操之过急。并劝他趁机会到南方去开办学堂，造就一批新的人才，将来自然有人帮忙，一面可以缓和缓和反对的势力，但康不肯听从，说这事一定要往前进。至于后来所传谭嗣同说袁世凯带兵围颐和园事，真相如何，我不能知悉，因为那时我只在外围，秘密我未参与。不过七月中袁世凯进京之事则属确实，当时袁在小站练兵，光绪召见他之后，就赏他侍郎衔。

八月初，外间风声甚紧。时日本伊藤博文到北京来，因为他是日本名人，我们学堂的同学想去见见他，伊藤答应接待。初六日我们到东交民巷日本使馆去见他，当时还不知道政变的事。伊藤对我们说：“一个国家要变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定要经过许多挫折才会成功的。诸位有志爱国，望善自保重。”伊藤已经知道政变的事，他不好明说，所以说出这一段含蓄的话。

我们由日本使馆出来，就听到西太后由颐和园回宫政变发生的消息。初六日西太后垂帘诏下，初八日大家庆贺她垂帘，初九日逮捕康广仁等六人。康有为在政变之前先已得到消息由英国人李提摩太护送他出京，当日南海会馆被围，但抓不到康有为。梁启超逃到日本使馆，由日本人带他出走。康有为到天津后马上坐英国船逃走，西太后命荣禄派飞鹰军舰去追，没有追到。梁启超由日本人送他到塘沽上船，荣禄派王修植（字苑生，北洋候补道，北洋学堂总办）追梁，有人说王头脑很新，对西太后不满，荣禄所以派他去追，意在放走梁启超，因为荣禄是个狡猾的人，惯于两面讨好。但此说不能证实。王修植曾经上船检查，时梁启超已剪去发辫，改穿日本和服，王虽认识他，但不欲道破，敷衍一番即离去，后梁逃亡日本。

被捕的六君子，上谕交刑部严刑审讯，十三日绑赴骡马市大街处以死刑。杨崇伊的儿子也是通艺学堂的学生，他跑来告诉我，看他面有喜色，不知是何居心。那时天天抓人，学士徐致靖，尚书李端棻，户部侍郎张荫桓等均下狱。杀了几个人之后就没有再杀了，但外间谣传还要大批杀人。李端棻和张荫桓先后充军新疆，动身时我们都到西郊送别。李端棻走到西安便病了，由地方官奏请暂留西安治病。张荫桓被充军到新疆迪化，到义和团事变时，西太后下诏把他处死。政变后陆续被革职的有数十人，湖南巡抚陈宝箴，侍读学士文廷式等均在内。

当时我仍在总理衙门，两天一班。时外间谣言甚炽，说要大批抓人，但我照常值班，静候逮捕。到八月二十三日，王锡蕃、李岳瑞和我同被革职，永不叙用。于是我就将通艺学堂结束了，把校产造册交给京师大学堂。

政变发生后，我去见李鸿章，对他说：“现在太后和皇上意见不合，你是国家重臣，应该出来调和调和才是。”他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因此我也不再说了。

我革职之后，李鸿章派于式枚来慰问我，问我以后如何打算，我说想到上海谋生。过了几天，于再来说：“你可先去上海，李中堂已招呼盛宣怀替你找事情。”我平素和李鸿章没有什么渊源，只是长官或下属的关系而已，但他对我似乎是另眼相看。

我到了上海，盛宣怀来找我说：“李中堂已来信介绍，现在请你在南洋公学办理译书的事。”我当时就把严复译的亚丹·斯密的《原富》印刷出来。过了半年后公学的总理何梅生暴病逝世，由我接任，当时南洋公学的监督是美国人福开森，我和他意见不合，只干了几个月就辞职了，以后进了商务印书馆。

庚子年义和团事变发生时，李鸿章任两广总督。当时西太后杀了五大臣：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后八国联军陷北京，西太后和光绪避难到西安，一面叫李鸿章北上议和。李经过上海时，我去见他，劝他不必再替清朝效力了。他对我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呀？”又说：“我这条老命还拼得过。”后来议和未竟，他就去世，未能观成。

戊戌年四月二十八日，康有为同我去见光绪那一天，翁同龢被驱逐回籍。到义和团事变时，西太后又命地方官对他严加管束，这是极大的侮辱。因为翁是光绪的师傅，平常和光绪甚为接近，致为西太后所忌。我见过光绪后，李鸿章问我是否知道翁同龢被逐事。当时我就觉得朝局会有重大变化，李只是叹气，那时他也没有权。对于变法事，他既不甚赞成，也不反对。

政变后，西太后把光绪拘囚在中南海瀛台内，硬说他有病不能亲政。当时各国驻华使节都赞成光绪的变法，还打算带医生去看光绪的病，所以西太后恨外国人入骨，以后所以激成义和团扶清灭洋之变，二者之间，是有因果关系存在的。

在当时环境之下，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必然的，断断无成功的可能，当时我们这些人要藉变法来挽回我们的国运，到后来才知道是一个梦想。

（原载《新建设》一卷三期，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张元济述，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汝成、昌杭、家麟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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