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开创了儒学。儒家学派的形成却要晚得多，大致是在战国初年。战国时期，大一统的趋势已经显现出来，儒家学说针对时局发展，适时革新。此时儒家学说的衣钵传人，最著名的有两个：孟子和荀子。

关于孟子，读过《三字经》的小伙伴都知道，孟子小时候特别淘气，害的“孟母三迁”，“断机教子”。后来小孟同学幡然悔悟，发奋学习，拜入子思门下，成为孔子的再传弟子，终成大器。显然，这是一个浪子回头，励志成才的故事。实际上，《三字经》中的典故是经不起推敲的。“孟母三迁”和“断机教子”这两个励志故事，最早见诸于刘向的《列女传》。刘向生活于两汉之际，他是怎么知道发生在战国时期的故事？很难说孟子的故事有多靠谱。

历史上，这样的故事不少，大多都是后人为先贤增加光环，让他们更为神异而杜撰出来的。我深度怀疑，孟子的故事亦如是。自从董仲舒新儒学上升为国家正统思想之后，孔子、孟子便走向登上神坛，成为圣人。圣人怎么可能没有几件超凡脱俗的故事呢？这样“孟母三迁”、“断机教子”便应运而生，也在情理之中。在儒家道统中，孟子的地位仅次于孔子，他扬弃了孔子的文化精神，有“亚圣”之称。门人将他的思想辑成《孟子》一书，孟子的思想全都融会在这本书中。

其一，主张“仁政”，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

孟子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把“仁”的个人道德引入到国家治理，主张“法先王”、“行仁政”，强调其治国理政的功用。孔子逻辑是，因为先王们行仁政，天下大治，所以要学习先王。因而孔子说：“父慈子孝，兄爱弟敬，这种仁爱精神，是先王们秉持的治国理念。”孔子所遵循的先王，自然是他念念不忘的尧、舜、禹、汤、文、武。尤其是对制礼作乐的周公魂牵梦绕，他不禁感叹：“天啊！难道我是真的老了吗？好久都没有梦到偶像周公啦！”

孔子是儒学大宗师，他主张法先王，影响了徒子徒孙。孟子也是满嘴的“法先王”，他认为只要统治者遵循先王的施政方案，想出错都难！若能循规蹈矩，学习先贤，便能小国做大，大国崛起。统治者怎样施行仁政于民？轻徭薄赋。对那些不行仁义的君主，宗室贵族要劝谏，执迷不悟的话，换人；异姓贵族也要劝谏，听不进去的话，走人。后者实际上是孔子思想的延续：用仁义之道来侍奉君王，如果君王是个王八蛋，那就撂挑子不干。

正是基于此，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民权第一，政权第二，君权第三，且民权高于君权。这在讲血统，讲身份、讲等级时代，孟子能喊出“民为贵”，是非常了不起的！民贵君轻，听起来不错。但，身处于君主时代，孟子无异于痴人说梦。孟子在宋、魏、齐诸国开设国王培训班，给国君灌输儒家治国思路，大讲“仁政”和“王道”，讲君臣对等关系。在那个“大一统”的前夜，强化君主专制的“霸道”才是“王道”，孟子的“仁政”主张，完全是鸡同鸭讲、对牛弹琴。

“王道”难入君心，“霸道”符合利益。所以，各国君王纷纷延请法家人物，启动变法模式。楚国请吴起，秦国聘商鞅，齐国用孙膑。这些国家的结果呢？富国强兵，转败为胜，称王称霸。所以不难理解，各国君主都很敬重孟老头这位国际文化名人，却没有人愿意采纳他的政治主张。设身处地，你要是国君的话，你愿意“民贵君轻”，让人民骑在你头上，作威作福吗？除非你脑袋被驴踢坏了！

孟子的民本思想，深刻地影响后世君王。自从董仲舒新儒学和皇权捆绑在一起之后，董仲舒吸纳了孟子的民本思想，成为限制皇权的最后一道屏障。对那些想要搞独裁的皇帝来说，孟子在他们眼中“罪无可恕”。朱元璋在读《孟子》时，肺都气炸了。愤愤地说：倘若这老儿活到今天，看我不活剐了他！随后，老朱果断地下达了两项命令：

一是剥夺了孟子的陪祭孔庙的资格。孟子从宋代起，随着孔子地位水涨船高，配享孔庙，在孔子身边蹭饭。“民贵君轻”影响老朱心情，取缔了孟子高配孔庙待遇，不让他再享用“三公消费”。这就等于剥夺了孟子的政治权利终身，看你还敢胡咧咧不？！

二是删减《孟子》“不法”言论。组织人员把《孟子》里有民主思想光芒的章句全部删去，重新编订一部“干干净净”的《孟子》——《孟子节文》。所以，明代学生读的都是阉割版的《孟子》，和此前所刊的《孟子》有很大出入。

孟子的民主思想，成为君主专制的枷锁，却成为被近代革命党反对满清王朝的理论来源。孙中山就曾这样向革命党员宣称：“我辈之三民主义首渊源于孟子，更基于程伊川之说。孟子实为我等民主主义之鼻祖。”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孟子的民本思想关系并不大，他之所以如此说，是源自于政治上的需求，从学术上讲站不住脚。

其二，在人性认识上，主张“性本善”

所谓人性，就是人生来的品行。孔子对人性的看法是“性相近，习相远”，他没有直接评判人性之善恶，只是强调了外部环境对品行形成的重要性，比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耳濡目染等。

孟子在看待人性问题上，有所发展。他主张人性善，并提出了“人无有不善”的说法。孟子举例说，小孩不慎掉到井里，一个正常的人都会伸之援手。如此选择，并非想和孩子的父母攀附交情，也不是在邻里间博取名声，更不是因为讨厌孩子的哭声。孟子进而得出结论：“这是因为人有隐恻、羞恶、恭敬和是非之心。同情心是仁的开端，羞耻心是义的开端，谦让心是礼的开端，是非心是智的开端。既然仁、义、礼、智——“四端”人皆有之，那么人性就是善的。反之，孟子强调，如果人没有“四端”，没有基本的道德准则，那就不能称之为人，那只能是禽兽！

孟子称人天性中的这种善为“良知”、“良能”。这种“良知”、“良能”虽然存在，但还需要扩充，让这种“善”不断成长，从而达到回复和扩充人的善性。实现方法是有二：从个人角度来讲，就是要不断地学习，加强个人品德修养，提升善念；从国家角度来说，就是要推行王道仁政，教化民众秉持善念，以善为先，以善为本。

后来，儿童的启蒙读物——《三字经》就调和了孔孟思想，开篇就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肯定了人性本善，但同时也强调外部环境对人性的影响，并认为教育是保持“善性”的重要手段——“苟不教，性乃迁”。比孟子稍晚的荀子，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人性恶”。对人性善恶的不同解读，儒学开始裂变为不同的流派，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关于荀子的人性论，下节还要专门讲。

西汉新儒学大师董仲舒，他对人性的解读有一个精彩的比喻：善良好比是米，人性好比是禾，禾苗虽然可以长出米，但不能把禾苗叫做米。同理，人性虽然可以生出人的良善，但是不能认为人性就是善的。很显然，董仲舒认为人性复杂的，并非一定善的，或者说一定是恶的。直到今天，关于人究竟“性善”还是“性恶”，仍是争论不休，并且“人性本善”论是主流。大家琢磨一下，如果说人性本善，还要法律来干吗？

从学问上讲，孟子确实没有孔子博大，他所涉猎的知识领域也没有孔子宽广。似乎在历史、教育、艺术等方面，孟子也没有太大的建树，但为什么孟子还能在儒家学派中担任“二当家”，并有“亚圣”的称号，仅次于孔子这个学派开创者？

这就要说，孟子超越孔子的地方，尤其是在主观精神方面。孟子认为：“世界万事万物之理都已经由上天赋予了我，我身上已经具备了，如果我能反躬自省并且心诚，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必然就会获得精神层面上的愉悦；如果还能以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去践行认知的话，那么，我自己离仁德就已经不远了。”

那么，问题来了，怎样才能让“万事万物皆备于我”呢？觉悟和反省，也就是内求。通过个人自身修养，培养出“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如此，便能形成即使“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如果没有正义和勇气存储其中，那么这一身正气便会消散于天地之间。

孟子提出的“万物皆备于我”的命题，从哲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唯心主义命题。但它属于主观唯心主义，还是客观唯心主义，目前还是人言人殊，并无定论。通常来讲，“万物皆备于我”，也就是备于我心，算是主观唯心主义。但如果从来源上讲，是天将万事万物备于我心，这算是客观唯心主义。不论主观，还是客观，孟子提出的哲学命题，在后世形成一个唯心主义体系，而这个理论体系对宋明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后面在宋明理学部分还要讲到。

参考文献

《孟母三迁》：“邹孟轲母，号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时，嬉游为墓间之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乃去，舍市旁。其嬉游为贾人炫卖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处吾子也。’复徙居学宫之旁。其嬉游乃设俎豆，揖让进退。孟母曰：‘真可以处居子矣。’遂居。及孟子长，学六艺，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谓孟母善以渐化。”

《断机教子》：“孟子之少也，既学而归，孟母方绩，问曰：‘学何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断其织。孟子惧而问其故。孟母曰：‘子之废学，若我断斯织也。夫君子学以立名，问则广知，是以居则安宁，动则远害。今而废之，是不免于斯役，而无以离于祸患也。……。’孟子惧，旦夕勤学不息，师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谓孟母知为人母之道矣。”

《孟子·离娄上》：“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

《大戴礼记·四代》：“是以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此昔先王之所先施于民也。”

《论语·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论语·述而》：“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孟子·娄离上》：“《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

《孟子·离娄下》：“莫若师文王。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

《孟子·万章下》：“（贵戚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异姓之卿）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论语·先进》：“所谓大臣者，以道侍君，不可则止。”

《孟子·尽心章句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离娄章句下》：“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明史·钱唐传》：“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时廷臣无不为唐危。帝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然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云。”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孙中山全集》（卷九），中华书局，1986年版。

傅玄《太子少傅箴》： “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声和则响清，形正则影直。”

韩愈《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铭》：“目擩耳染，不学以能。”

《孟子·告子上》。

《孟子·公孙丑下》：“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孟子·公孙丑下》：“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孟子·公孙丑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孟子·公孙丑下》：“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

《春秋繁露·实性》：“善如米，性如禾，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

《孟子·尽心上》：“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 求仁莫近焉。’”

《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 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矣。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