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必然成书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灭吴之后，但灭吴之后到陈寿死去的十多年时间里，《三国志》究竟何时完成并不明了。本文想要通过分析史书记载更精准臆测一下《三国志》的成书时间，至少把时间范围缩小一点，顺便讨论一下魏晋史官的创置的某些意义。

《晋书·陈寿传》：

少好学，师事同郡谯周，仕蜀为观阁令史。宦人黄皓专弄威权，大臣皆曲意附之，寿独不为之屈，由是屡被谴黜。遭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往见之，乡党以为贬议。及蜀平，坐是沈滞者累年。司空张华爱其才，以寿虽不远嫌，原情不至贬废，举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补阳平令。撰《蜀相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领本郡中正。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

……由是授御史治书。以母忧去职。母遗言令葬洛阳，寿遵其志。又坐不以母归葬，竟被贬议。

……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昔汉武帝诏曰：'司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书。」使者得其遗书，言封禅事，天子异焉。臣等案：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于是诏下河南尹、洛阳令，就家写其书。

《华阳国志·陈寿传》：

吴平后，寿乃鸠合三国史，著魏、吴、蜀三书六十五篇，号《三国志》。又著《古国志》五十篇，品藻典雅。中书监荀勖、令张华深爱之，以班固、史迁不足方也。出为平阳侯相。华又表令次定诸葛亮故事，集为二十四篇。

《晋书》和《华阳国志》对于陈寿著作《三国志》的过程都很简短，给人的直接印象是看不出来什么，但是结合几条关键一两条关键性的记载我想还是能够推断出时间。不过，在此之前先就《晋书》和《华阳国志》的错误记载辨析一下。

《晋书》记载的“司空张华”是显而易见错误的记载。因为张华拜司空是在元康六年，是陈寿卒年的前一年。从陈寿传记来看，陈寿根本不可能到这个时候才被张华赏识。这句里的司空是对张华的追述的最高官职，但按道理来说是不应该用这种追述来记载，大概率是《晋书》对某史源不加修正处理直接引用导致。但是《华阳国志》里记载的“（中书）令张华”这个官职也是错误的。两周前我还没注意到，在我的两位好友提醒下发现了这点。根据《太平御览》引《晋起居注》：咸宁五年诏曰："一年不收，使公私俱匮；不惟天时，乃人事有不尽也。故总要者，正在度支尚书也。其以散骑常侍中书令张华为度支尚书。"张华早在灭吴之前就转为度支尚书，之后的中书令其实是和峤。《华阳国志》对陈寿写《三国志》和《诸葛亮集》的先后顺序也是错的。按《三国志·诸葛亮传》：“伏惟陛下迈踪古圣，荡然无忌，故虽敌国诽谤之言，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谨录写上诣著作。臣寿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阳侯相臣陈寿上。”陈寿搜撰《亮集》是早在泰始十年，而不是写完《三国志》之后。

关于陈寿的事迹，无论是东晋时期成书的《华阳国志》也好，还是唐朝官修的《晋书》也好，都需要仔细审辨。或许上面的记载中还存在一些错误，但限于本文主题我就不再多赘述。从两部史书中的记载来看，陈寿完成《三国志》有这几点细节：

灭吴之后陈寿开始整合三国史书著写了《三国志》。写完之后，荀勖、张华看过。陈寿后来受到荀勖的排挤，离开了朝廷。《三国志》是陈寿临死前才被朝廷收录到秘府中。

除此之外，陈寿的《三国志》中还有一个隐藏细节就是记载了孙皓的死年（陈寿记载为太康五年，但根据《吴录》是孙皓的死亡时间是太康四年十二月）。下面就这些细节分析下陈寿的《三国志》完成时间。

首先需要弄清第二条细节中出现的两个关键人物荀勖和张华的情况。

《晋书·张华传》：晋受禅，拜黄门侍郎，封关内侯。……数岁，拜中书令，后加散骑常侍。……初，帝潜与羊祜谋伐吴，而群臣多以为不可，唯华赞成其计。其后，祜疾笃，帝遣华诣祜，问以伐吴之计，语在《祜传》。及将大举，以华为度支尚书，乃量计运漕，决定庙算。……及吴灭，诏曰：「尚书、关内侯张华，前与故太傅羊祜共创大计，遂典掌军事，部分诸方，算定权略，运筹决胜，有谋谟之勋。其进封为广武县侯，增邑万户，封子一人为亭侯，千五百户，赐绢万匹。」

华名重一世，众所推服，晋史及仪礼宪章并属于华，多所损益。当时诏诰皆所草定，声誉益盛，有台辅之望焉。而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间隙，欲出华外镇。会帝问华：「谁可托寄后事者？」对曰：「明德至亲，莫如齐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为忤旨，间言遂行。乃出华为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领护乌桓校尉、安北将军（根据《武帝纪》在太康三年正月）。抚纳新旧，戎夏怀之。东夷马韩、新弥诸国依山带海，去州四千余里，历世未附者二十余国，并遣使朝献。于是远夷宾服，四境无虞，频岁丰稔，士马强盛……顷之，征华为太常。以太庙屋栋折，免官。遂终帝之世，以列侯朝见。

《晋书·荀勖传》：武帝受禅，改封济北郡公。勖以羊祜让，乃固辞为侯。拜中书监，加侍中，领著作，与贾充共定律令。……咸宁初，与石苞等并为佐命功臣，列于铭飨。及王浚表请伐吴，勖与贾充固谏不可，帝不从，而吴果灭。以专典诏命，论功封子一人为亭侯，邑一千户，赐绢千匹。又封孙显为颍阳亭侯。……久之，以勖守尚书令。勖久在中书，专管机事。及失之，甚罔罔怅恨。或有贺之者，勖曰：「夺我凤皇池，诸君贺我邪！」及在尚书，课试令史以下，核其才能，有暗于文法，不能决疑处事者，即时遣出。居职月余，以母忧上还印绶，帝不许。遣常侍周恢喻旨，勖乃奉诏视职。……太康十年卒，诏赠司徒，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具、钱五十万、布百匹。

荀勖和张华都是西晋著名的才士，荀勖领著作、张华负责晋史，都涉及到修史，所以陈寿在完成《三国志》之后就给这两个人过目了。所以从这里我们能得出《三国志》完成时的前提：陈寿、荀勖、张华三人同朝为官。再加上灭吴这个前提，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只有太康元年三月后到太康三年正月张华外放之前。如果再考虑到东吴的档案资料从建邺运送洛阳花费的时间和荀勖、张华阅览需要时间，那么时间就更为紧凑了。

但是如果《三国志》完成于太康三年之前，那么显然与《三国志·孙皓传》的记载：“五年，皓死于洛阳。”矛盾了。在这里，我认为这条记载只是陈寿后来对原书补入的记载。按《吴录》，孙皓的死亡时间其实是在太康四年十二月死在洛阳，而陈寿却记为太康五年，有一个月的误差。这极大可能就是因为陈寿当时已经不在洛阳，等孙皓死亡的消息传到他那里时已经晚了将近一个月。而且，晋朝的图书、档案都是朝廷集中保管，大多都集中在秘书省，《晋书·职官志》：“汉东京图籍在东观，故使名儒著作东观，有其名，尚未有官。魏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于此始有其官，隶中书省。及晋受命，武帝以缪徵为中书著作郎。元康二年，诏曰：「著作旧属中书，而秘书既典文籍，今改中书著作为秘书著作。」于是改隶秘书省。后别自置省而犹隶秘书。”以当时太康初年的情况来看，西晋刚刚统一，要对三国的档案资料进行整理后才能发行，有关三国的档案资料是不会像五经以及《史记》、《汉书》一样广为流传的。这些档案资料更多可能性还是收藏在中书省中等待整理。既然如此，那《三国志》就肯定是陈寿在朝中担任著作郎时阅览这些资料编撰而成，在外朝恐怕还无法参考到这些资料。

如果《三国志》并不是按照我的结论在太康元年到太康二年这两年间完成，而是在太康五年后完成的，那就有三点条件满足不了：

陈寿在此后再也没有担任著作郎的记录，难以参考到详细的资料来撰写。上面提到陈寿的《三国志》是他临死前才被朝廷收录到秘府，所以如果陈寿的《三国志》完成于他被外放的时期，那么荀勖、张华是无法看到《三国志》的。陈寿要是通过某种渠道接触到了资料，那么通过孙皓的档案也应该会准确地记载他的死年才对，这就反而与上面记孙皓死年有误差产生了矛盾的现象。

所以，我觉得孙皓死年的记载不仅证明不了陈寿著史在太康五年之后，反而间接证明陈寿著史在太康五年之前，这条记载是后来补入，而太康五年之前陈寿能著史的环境只有在太康元年到太康二年这段期间。

如果我上面的结论正确的话，那么，陈寿的《三国志》以及范晔的《后汉书》、沈约的《宋书》、魏收的《魏书》等这些史书似乎体现了中古时期对于治史急于速成的态度。这样的结果就往往导致欲速则不达，这时期的史书在一些方面的质量远不如《史记》、《汉书》的原因，因为这两部史书是穷极一家两代人的一生完成的史学巨作，作者投入到书里的精力是后世无法比的。就《三国志》来说，这部史书就存在无书志、无序俐等史书体例问题以及内容过于简略等问题，在前代已经存在体例完备、内容丰富的史书情况下，不应该这样的。

魏晋时期，正式确立了专门负责修史的著作郎，尤其是两晋时，著作郎还要通过写《名臣传》检验质量，这对于史学发展的推动无疑是巨大的，但是从这时期史书速成的现象来看，反而使史书在一些方面的质量下降。究其原因，我想：一是官方虽然设立了专业的史官表示对史学的重视，但这种受官方最直接掌控、表达官方意志的史官反而限制了史家的个性；二是大多史家们把修史只是当作任务来看待，修史的功利性变强，责任心变弱。胡宝国在《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的兴趣主要在文而不在史，文的地位重于史的地位”，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上面的两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