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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到现在，已有几千年了。在这数千年之中，不知上演了多少幕悲喜剧，不知重复了多少回月缺月圆、聚散离合。来来往往的人们，在历史之中穿梭，纷纷纭纭的历史，在人群中前行。大江东去，淘去了多少泥沙，也留下了多少沉淀。来来往往的人们,有的死了,有的还活着；有的永远死了,有的却永远活着，如他,司马迁！司马迁的名字是和《史记》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座丰碑 ，《史记》从史学和文学两方面给人们做出了范例。３０００ 年的历史画卷，在《史记》中得以一一展现，３０００ 年的灿烂文化，在《史记》中得以宏扬光大。鲁迅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毫不过分的。司马迁将《史记》奉献给了人类文明，将自黄帝到汉武帝３０００ 多年的历史展示给了人类社会，然而他自己的生平事迹，却几乎被历史遗忘了！这难道是命运的捉弄吗？一个记载了历史的人，历史却没有将他记载下来。我们现在能了解到的、能查证到的，有关司马迁生平事迹的记载太少了。历史上有关司马迁的传记资料，主要的只有《史记》中的《太史公自序》和《汉书》中的《司马迁传》两篇，而且《司马迁传》中的内容，也多是《太史公自序》的重复。

历史太吝啬了，竟不给我们以了解司马迁身世生平的机会；历史也太无情了，竟然将这一伟人的许多踪迹都冲刷得干干净净！我们今天能奉献给各位读者的《司马迁 》，实际上并不是司马迁一生事迹的记载，而只是他生命的部分梗概，既不完整，也缺乏细节的描写，使他的形象难以鲜明起来。但我们已经尽力将他的一生展示给大家了，拙劣的文采，在于我们的浅陋；材料的匮乏，在于历史的遗漏。然而传记毕竟是传记，不接受绮丽的想象、奇特的设想、大胆的夸张。司马迁的一生在历史的载述上留下了许多空白，这些空白就作为后来者思索的空间吧！也许历史就是这样。历史长河亘古不变地流着，带走了多少故事，留下了多少遗憾，还有一串一串再也解不开的疑团。现代人纵然用尽了各项高科技工具，动用了各门学科的知识，穷尽了推测、想象、演绎、考证各种方法，这些疑点却成了历史中的黑洞，除非时光倒流，否则许多历史的真相是永远不能得以见天日的了！但，正因为有了空白,一幅图案才显得错落有致,更有韵味；正因为有了缺陷，断臂女神维纳斯的美才得以让人惊叹；正因为有了遗憾，圆明园的废墟才有了它存在的价值。司马迁谜一般的一生，才使得他的《史记》更添传奇的色彩！我们今天所能了解到的是：他生活在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汉武帝时代,幼年在夏阳(今陕西韩城县芝川镇 )度过，１０ 岁左右随父亲司马谈到了京师长安，２０ 岁时开始漫游祖国的大江南北,回来后不久,做了郎中。

以郎中的身份，他多次侍奉汉武帝出巡、祭祀,并奉使蜀滇；公元前１０８ 年,他做了太史令；公元前１０４ 年 ，《史记》的著述工作开始；公元前９８ 年，因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被处以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愤而著书，书成后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卒年不可考。但司马迁毕竟留下了一部《史记 》，我们可以从《史记》中去揣摩他的思想、他的学识、他的人生体验。纵观《史记》全篇，中国文化的各方面，无一不在其中体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天文、地理、风土人情，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帝王将相、文人学士、游侠刺客、佞幸滑稽,社会的各个阶层，《史记》中无一不囊括，无一不博极。司马迁的渊博学识、深湛思想、过人才华、绚烂文采,也都在其中体现出来。《史记》既是我们了解自黄帝到汉武帝之间３０００年历史的依据，也是我们研究司马迁本人的依据。然而《史记》太深奥了，它就像是无边的大海，我们不过是这海滩上的游人。相对于它来说，我们太渺小，太无知了，只能面对着大海感叹，感叹它的广博，它的宏伟；感叹它的含蓄、它的悠远；感叹它的壮丽、它的异彩纷呈；同时，也感叹它的深不可测。中国人迈向世界的步伐中，有《史记》在闪光；中国人走向繁盛的进程里，有司马迁的不朽功勋在呐喊，在歌唱。

第一章 童年时代

陕西韩城县附近，有一座龙门山，它横跨黄河，双峰对立，据说是当年大禹治水时为疏导黄河而开凿的。相传在远古的尧舜时代,龙门山将黄河从中截断,挡住了黄河水的去路,致使洪水泛滥成灾,生灵涂炭。尧派鲧去治水，鲧采用堵塞的办法，治了九年也没有成效，尧一怒之下，命令舜将鲧杀了，并命令鲧的儿子禹去继续治水。禹考察了龙门山的地势，决定开凿龙门山，以疏导黄河。龙门山被劈开后，河水畅通无阻，水患日渐平息，人们又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从此龙门山也就隔岸相守，犹如两扇大门一样对峙在黄河两岸。黄河在此处水流湍急，奔腾咆哮，气势十分壮观。传说每年都有许多大鲤鱼游集到龙门山下，争先恐后地跃龙门，跳上去的，就变成龙升天了，跳不上去的，只得垂头丧气、抱憾而归，养精蓄锐，以待来年再试。民间广为流传的“鲤鱼跳龙门”的故事，就是由此而来。龙门山在人们心目中，充满了神话色彩。公元前１４５ 年，我国伟大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司马迁，就诞生在离这个神秘的地方不远的芝川镇。司马迁出生在一个史官世家，他的祖先世代执掌史官的职务，只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时局纷乱,曾经中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才重新开始了司马家族的“史官”世业。

我们先来谈谈司马谈。司马谈生活在西汉王朝的文帝、景帝时代，他学识渊博，自小就立志出任史官，献身于史学方面的事业。古代的史官叫做“太史”，除了记录史事,搜集、保存典籍文献等职责之外,还要掌管天文星象的观测,阴阳吉凶的占卜之类的事情。要做史官，就必须具备这些方面的知识。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司马谈首先向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唐都学习天文知识，学习观测星象；然后又向《易经》专家杨何学习有关《易经》的知识，掌握阴阳占卜的方法；这两个方面的知识具备之后，司马谈并不满足，他知道仅仅凭着这些还不足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史官，于是他又向黄老学派的黄生学习道家的哲学思想。黄生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史记·儒林列传》中曾记载了他与当时儒学大师辕固生在汉景帝面前对商汤伐桀、武王伐纣事件的辩论过程。辕固生从儒家观点出发，认为汤武伐桀纣，是顺应天命，顺应民心的事，那么商朝、周朝的各自建立也是合乎民意，合乎天理的，以此推出秦末农民起义推翻秦王朝的必然性，推出汉王朝出现的合理性；同时也提醒统治者要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笼络民心,以免重蹈覆辙。黄生则从巩固新生的封建政权出发，为防止大臣和民众们不服从统治，起来反抗，提出不同的见解——汤武伐桀纣并不是顺应天理、顺应民心的事情，商、周王朝的出现不过是汤武反叛君主、不安分守己的结果。

黄生的意思是说，无论统治者怎样残暴，怎样腐朽，臣民也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一丝一毫的叛逆思想，一点一滴的反抗言行，都是要不得的。黄生反对动乱的思想对于当时新建的汉王朝很实用。试想一下，秦末农民起义后,刘家坐了天下,建立了西汉王朝，统治者用不着再考虑汉王朝的建立是顺应天命还是叛逆君主的问题，反正王朝的建立已经是事实，但是汉王朝建立之后会不会又有民众起来反抗，会不会重蹈秦王朝的命运，被其他王朝所取代呢？这正是汉初统治者所担心的，所以黄生的思想受到了当时统治者汉景帝的重视，成为封建政权统治的正统思想。对于民众，黄生以汤武伐桀纣而夺天下的不合理性,告诫民众要安守本分,万不可存动乱之心；对于统治者，黄生又主张“清净无为 ”，减轻剥削和压迫,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以利于生产的发展、民心的安定，最终达到巩固汉王朝统治的目的。历史证明，黄生的这一套思想对于汉初政权的稳固和社会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司马谈向黄生学习黄老思想，逐渐成为了黄老思想的代表人物。汉武帝建元年间(公元前１４０ 年——公元前１３５ 年)，司马谈终于如愿以偿，做了“太史令”，从此一步一步实现他献身史学的理想。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封建政权的巩固，封建统治者对内需要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对外需要反击匈奴的掠夺侵扰，因而已不再满足于“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统治办法，到汉武帝时，董仲舒——一代儒学大师的学说被采纳，其思想代替黄老思想而成为了当时的统治思想。持黄老思想的司马谈常常感到很压抑、苦闷，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观点,在其文章《论六家要旨》中,司马谈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的学说分别进行了评述，大力推崇道家思想。思想上与当时统治思想的悖离也并没有使司马谈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