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睡在武威市凉州区旱滩坡汉代墓葬中的92枚珍稀医药简牍，自1972年11月出土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但考古学、文字学、医药学界对这批简牍的研究仍然长盛不衰，各类有关学术著作层出不穷，数十家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将其列入长期研究课题。2016年9月，根据武威汉代医简中第5个方“瘀方”内容挖掘提炼出的“拔火罐”等古老岐黄医术，亮相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引起多国外宾的热捧。武威汉代医简以它汉语语言文字学、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考古学、历史学等6个方面的重大研究价值和人文历史积淀，已初步形成了一个专门性的“武威医简学”，目前已走出国门，远及东亚、西欧，被学界誉为名副其实的“中华第一医简”。

汉墓中的稀有国宝

1972年11月，原武威县柏树公社下五畦大队社员在旱滩坡修建水利工程时，意外发现了一座古墓葬。在洞口冒出一团滚滚白烟后，社员们借助火把余光，惊愕地发现，这是一座类似窑洞寝室的长方形葬室，顺土台阶入内，迎面是一座炕型的陈棺台，台前立着一根顶部装有鸠鸟的木杖；台上木棺为柏木，长方形，用细腰接缝，木榫合盖，不用铁钉。棺中仰躺的老人银发鹤面，胸口以下覆盖着彩绘的布匹，须臾间，老人和他身上衣物风化成灰，露出一具骷髅。老人头前布囊里盛放着一卷折叠起来的简书，有大胆的社员展开后一看，简牍上的字迹墨色如新，简上的三道编绳却一触皆散了。

旱滩坡发现古墓葬的消息立刻传到了武威县考古人员的耳中。武威县文化馆工作人员闻讯及时赶到，对古墓葬进行了先期的保护。随后，甘肃省博物馆专家小组在当地群众和武威县文化馆的配合下，对这座墓葬进行考古性清理。据1973年《文物》第12期发表的《武威汉代医简的发现与整理》一文记载，该墓葬中共发现木简78枚，木牍14枚。简系松木和杨木所制，简长一般为23厘米至23.4厘米，简宽为1厘米和0.5厘米两种规格。1厘米简共41枚，考古标记

为第一类简；0.5厘米简共37枚，考古标记为第二类简。简文系单行墨书，每行20字至40字不等，字体为隶书兼草；牍均系松木所制，略残损，部分字迹模糊不清，牍长22.7厘米至23.9厘米，厚度为0.2厘米至0.6厘米不等。牍文也是墨书，正反两面书写，每面行数不等，一般为2行，但亦有多达6行者。简牍中可识别文字共3097个，字种数588个。92枚珍稀医药简牍中，有78枚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鸠杖解开了墓主人的身份。历史学界根据《后汉书》的相关记载，断定墓主人为享年70岁以上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老古医，简牍为墓主人生前所持有。

考古界推论，武威医简具体的成书年代和作者是东汉早期。根据其所出墓葬与东汉武威磨咀子六号墓相似，且同墓所出五铢钱上“五”字在形制与书体上明显具有东汉早期五铢钱特征，以及墓室形制、殉葬品等，另根据医简章草字体与《流沙坠简》中有东汉早期年号的章草简中“食”、“当”写法的对比，得出医简的年代应当在东汉初期，建武、永平（公元55年-公元68年）前后。同时，考古发现，在很多古医书中“癃”在殇帝之前称“癃”，之后称“淋”，而武威医简称“淋”者只有一处，

其余均称“癃”，故武威医简的抄写年代下限应该在殇帝之前，即不会迟于公元106年。

武威医简的书法艺术价值首先引起了全国性轰动。第一类简的书法特征为隶行，而第二类简中有26枚简为书体流畅的隶草，这是中国古代书体出土作品中最令人瞩目的隶草经典。历史学界普遍推断，武威医简的抄写年代，在西汉成帝、哀帝、平帝及新王莽时期之间，正是草书于西汉昭、宣之世发展成熟后，急速扩展应用于文书的重要阶段。武威医简中的隶草艺术，直接保存了中国隶草书法艺术成熟后的最经典艺术范本，是中国隶草传世代表作。武威汉代医简中的隶草书法，字体体势端润而用笔精熟，已达到心手如一之境。二类简中的26枚简的隶草字，在宽度仅有0.5厘米的极其有限的书法空间，书写恣肆挥洒，开合、疏密、轻重、韵律四个方面布度有方，线质遒劲，笔意圆润，行气舒畅而丰姿自具，显示书法修为已臻妙境。尤其为人们所惊叹的是，武威医简中木牍83号甲乙牍堪为压轴之作，它点线飞舞势贯遒畅，神采夺目气韵生动，神质情性同臻妙造，在两汉草书遗迹中是孤绝之作，是书法艺术中的稀有国宝。

中华第一医简填补早期医学研究空白

武威医简出土以来，学界一致认为，这是1949年以来我国文物考古工作重大发现之一，它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一道，填补了中国医学早期的空白，对研究汉代医药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祖国医籍链上的重要一环”。武威医简除了“原汁原味”地记载了汉代医学的发展状态而具有极其珍贵的文献学价值外，还因为医简处在《黄帝内经》与《伤寒杂病论》之间继往开来的特殊历史时期，故而对研究汉代《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的继承与发展，特别是在探讨《伤寒杂病论》形成渊源方面更具有学术价值。医学界普遍认为，武威医简具有五个方面的显著医学临床价值：

一是扩展了古代药物种类。武威医简记载了99种药物，其中植物药61种，动物药13种，矿物药15种，其他药10种。医简内容丰富，包括针灸、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等多方面的内容，记载了各科的病名、症状、药物、剂量、制药方法、服药时辰和药量、针灸穴位、经络、针刺禁忌、药物禁忌、生活禁忌，以及药方主治等，为研究我国古代医学关于生理、解剖、方剂、病名、治疗、养生等问题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史料。其中69种见于《神农本草经》，11种见于《名医别录》，另外19种不见于这两本本草书，充分说明简牍在某些方面所反映的药物学内容，较《神农本草经》有所发展，而且这些药物的治疗性能，在当时已经能被人们很好掌握。

二是创立方药剂型。武威医简有内科方、外科方、妇科方、五官科方、针灸科方和其他方剂，共30余则方剂。每一则后面文列方名、病名或症状、药物、分量、冶合方法、服药方法、用药禁忌及其反应等，是以介绍方剂为主的书籍；且在方剂剂型方面，有散剂、膏剂、丸剂、栓剂、汤剂等。武威医简所载药物炮制内容比较丰富。所载炮制药物有近100种，比《神农本草经》要多。医简将药物的炮制加工称为“冶合”。具体方法包括“父且、冶合、烦、渍、挠、炊、煎”等，比《伤寒杂病论》更为原始。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所记载的半夏、狼毒这两种有毒药物的炮制方法颇为具体，且与今天使用的炮制方法极为相似，这说明我国医家最迟在公元初就已认识到炮制对于毒性药物的重要意义。在《伤寒杂病论》原著早已散佚的情况下，武威医简无疑是当代医学工作者了解和研究秦汉时期中药炮制历史的一份重要资料。武威医简不仅记录了汉代医务工作者对疾病的诊断、治疗和处方用药等方面的内容，还记载了一些优良的服药方法，医简运用中医辨证用药经验及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原则，根据不同病情，以白蜜、猪脂、乳汁等作赋形剂，制成多种剂型的复方，对今日的临床服药仍有借鉴价值。

三是在中国医学史上首提“活血化瘀治法”。武威医简中，第5个方为“瘀方”，所列药物为“乾当归二分、芎翦二分、牡丹二分、漏芦二分、蜀椒一分、虻一分”，并载“以淳酒和饮”。武威医简根据瘀血证的形成、致病特点用“瘀”“积”“徵”来描述，为此提出的“活血化瘀治法”一直沿用至今。

四是开创了中医辨证施治的先声。张仲景曾经提出“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这被认为体现了辨证施治具体法则。在武威医简中，同样把这个法则具体运用到临床治疗上。如，简79、简80甲、80乙所述病名、主症基本相同，但所用药物却大相径庭，前方以热药为主，如桂枝、蜀椒等，可知久咳上气喉中百虫鸣状是寒饮停肺所致；后方以寒为主如石膏、门冬等，可知久咳上气是肺内郁热所致，由此体现了医者抓住主症、辨其属寒、属热而“同病异治”的施治原则。

五是体现了“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中医传统精神。武威医简中，有的简文可能是从同时代的其他医书中转抄而来，如，同是白水侯所奏的治“七疾”（七伤）方，简文中就有两种不同的内容和治疗方剂。还有如“建威耿将军方，良，禁，千金不传也”的记载，是来自不同医家的见解和实践经验。这深刻地体现了《伤寒杂病论》张仲景〈自序〉所谓“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中医传统精神。总之，武威医简为研究中医学早期状况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例证，为研究秦汉及秦汉以前医药学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特别是在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随着武威医简半个世纪的研究，第5个方“瘀方”的显著医疗价值被甘肃中医研究机构历经长期攻关，最终古为今用，“活血化瘀治法”在临床医学实践中取得成功。武威医简中记载“活血化瘀治法”的多达9枚。第5个方“瘀方”对治“瘀”的具体方药、剂量、制法、用法，以及应用酒的行气作用，以助中药的活血功效，体现了对中医学中“气为血帅，血为气母”理论的具体运用。甘肃中医研究机构根据这一理论及治疗风湿、运用针灸的简方，从武威医简中提炼出“循经通络法、蜡疗法、热恿疗法、花式条打法、吸筒疗法、刮痧法、逐风火疗法、矩阵针”等古老疗法，运用到了临床医学领域，疗效显著。

2016年9月，在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上，“刮痧法”“逐风火疗法”在中医展馆成为博览会亮点，国内外嘉宾纷纷到中医药体验馆，感受武威医简“活血化瘀治法”的独特魅力和深厚文化。研究武威医简学的专著《武威汉代医简研究》《武威汉代医简研究注解》《武威汉代医简研究集成》《武威汉代简医方今用》等，也在博览会上得到集中展示。会议期间，有来自法国、美国、英国、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意大利、摩尔多瓦、澳大利亚、塔吉克斯坦等20余个国家的政府高官、专家学者，以及中外参会嘉宾数百人前去参观体验。阿尔巴尼亚等国还与甘肃省达成中医药合作协议。目前，甘肃通过在俄罗斯、法国、新西兰、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马达加斯加、摩尔多瓦、匈牙利等8国成立弘扬中医学为重要内容的岐黄中医学院，实施“以文带医、以医带药、以药带商”中医药国际化战略成果已初见成效，武威医简学功不可没。

武威医简堪称“汉代活字典”

半个世纪以来，文字学界对武威医简中的3097个可识别汉字进行了持续的考证研究，称其为“汉代的活字典”。

武威医简中一方面还残留着部分篆籀特点，一方面又超越了规范隶书的阶段，因此其字体特点可谓承前启后，尽态极妍。“六书”说作为关于汉字结构的学说，最早见于《周礼》，后经班固、郑众等先后阐释，至许慎《说文解字》基本定形，至今仍为人们分析汉字造字方法及结构方式的重要理论依据。《说文解字》编成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武威医简形成的时代与之相当。武威汉代医简中大量存在古代转注、假借、异体字，真实地保留了当时汉字发展演变及社会用字的实际状况，是中国古代“六书”理论形成机理的重要印证，也是古代汉字发展演变的“活标本”。

文字学界还在武威医简发现了不少的古代简化汉字，为研究现行简化汉字提供了历史渊源。武威医简中“药”字有34处，有14处把“药”字简化为“乐”，把“蛊”字直接简化为今天“虫”字的有6处，但也有“归”等字的汉代简化字没有传承下来。武威医简中保留了不少的汉字古义，简中有“六十日知，百日已。”这里“知”是疾病好转的意思，“知、已”的意义及用法与古代训诂书籍完全相同。另外，医简中储存了许多的古代本字，对研究古今字的词源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武威医简构词法也引起学界的关注，医简总词数5l2个，其中有单纯词292个，合成词220个，对汉语史词汇及语法的研究提供了原始的参考。

武威医简出土以后，为许多语文工具书的编纂提供了难得的实证材料。以《汉语大字典》为例，该字典在166个字头下收列了武威医简中的文字字形，作为汉隶字形的代表，并且在有些字头下只收列了武威医简字形一种古文字字形，如“盼”“菜”“菇”“苔”等字，还把有些写法作为异体收列于相应字头下。武威医简中的文字字形的应用，提升了现代汉语字典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