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B5【复印期号】2007年09【作者简介】程水金，冯一鸣，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内容提要】近人考辨《列子》真伪，无论主真派抑或主伪派，所用方法不外三种：一是文献比勘对读法，二是文化背景考察法，三是《列子书录》证误法。然而，同样的方法与同样的材料，所得结论却截然相反，致使考辨陷入僵局。本文采取客观实证的方法，由《庄子》外、杂篇之命名方式，知《汉志》所录《列子》八篇出于《庄子》之后；由刘向校书通例与奏录行文法式，知今传《列子书录》不出刘向之手；最后，由见存《列子书录》与今传《列子》文本之间的矛盾，知今传《列子》必为伪书。词】刘向/校雠/叙录/列子/辨伪《汉志》著录“《列子》八篇”，班氏自注曰：“名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然今传《列子》一书，古今学人疑真疑伪，聚讼纷纭。近代以来，多数学者认为，魏晋间人聚敛缀合秦汉典籍，又附益纬书、佛典之说，成此八篇，复假刘向《叙录》以欺世。亦有学者认为，今本《列子》乃《汉志》著录之旧，且属先秦古籍，其词古义精非魏晋间人所能造。两种说法针锋相对，互不相让，遂使《列子》之真伪，成为无头公案。而考辨所以陷入僵局，原因在于考辨方法与所用材料，均在一定程度上“言之成理”，因而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

有鉴于此，采取实证方法，由刘向校书通例入手，揭明今传《列子书录》的纰漏及其与今传《列子》文本之间的龃龉矛盾，釜底抽薪，则《列子》一书之真伪，才有望得到彻底解决。一、《列子》真伪考辨方法述评近人考辨《列子》真伪的方法，不外三种：一是文献比勘对读法；二是文化背景考察法；三是《列子书录》证误法。文献比勘对读法，是以学说的发展与文献的因袭为依据，考证著作时代先后的基本方法。但这种方法，极易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思维怪圈，从而使考辨形成僵局。今传《列子》与《庄子》、《管子》、《晏子》、《墨子》、《韩非子》、《山海经》、《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子》、《说苑》等书的相似文字，以及《列子•周穆王》与汲冢书《穆天子传》的关系，考辨双方通过文献比勘对读，进行了十分详细的考辨。然而，双方所用材料相同，所得结论却大为相反。主伪者认为《列子》抄诸书，主真者认为诸书抄《列子》。各家之文俱在，毋庸赘述。文化背景考察法，是以《列子》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包括史实背景、思想背景以及语言背景为依据的考辨方法。这种方法，往往易于先入为主，同者视其同，异者视其异，从而使考辨各执一端。考辨者比较集中地讨论了“火浣布”的时代问题，《列子》反映了佛教教义还是道家思想的问题，以及《列子》是魏晋颓废思想的产物还是战国时代荒淫思想的产物问题。

主伪者认为，《列子•汤问篇》末所记“火浣布”，乃影射魏文帝曹丕，因而《列子》成书于曹魏之后。主真者则认为，魏文帝曹丕不信“火浣布”，“正史未载，不足凭信”。对于《列子》反映了佛教教义还是道家思想，主伪者认为《列子》吸收了佛教教义，并以老庄思想与佛说相比附，因而今传《列子》在整体上受佛教影响甚深；而佛教传入中土，始于后汉明帝之时。主真者则认为，《列子》反映的是道家思想，不是佛教思想。而且，在魏晋颓废思想与战国荒淫思想之间，证伪者与辨真者亦针锋相对，前者主魏晋思想说，后者主战国思想说。真伪双方所论，皆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根据汉语史的发展，从语言背景考察某书的成书年代，应该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杨伯峻说：“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的真伪以及它的写作年代应该是科学方法之一。”杨氏列举《列子》中“数十年来”、“舞”、“都”、“所以”、“不如”等词的用法，认为皆非先秦古书所见，为汉后乃至魏晋始有，且列举了《列子》书中更有不少六朝常语。继杨氏之后，刘禾以“朕”、“吾”、“弗”三字的用法以及“眼”的词义和“乞儿”的构词为例，论证《列子》用语与先秦用语习惯相左，从而论定《列子》为伪书。然而，严灵峰则认为“这是非常不科学的考证方法”，理由是“我们无法看到先秦全部典籍”，“谁能保证其中没有与汉人的同样用法”。

而马达则认为，“《列子》书大量使用通假字、古字、古义、古音，证明《列子》确系先秦古籍”。可见，语言背景考察，这种“科学方法”，在各执一端的对峙之中，也变得“非常不科学”了。《列子书录》证误法，是指出今传刘向《列子书录》中的疑误之处，从而证明伪造《列子》“托向言以为掩饰”。这种方法，应该说，触及《列子》真伪的要害。如果能够证明《书录》为伪，则《列子》一书必伪。然而，目前学者对于《列子书录》的证误，仅以个例分析为基础，一则以偏概全，再则流于浅末，三则缺乏有力实证。考辨者对于《列子书录》的证误，主要集中于三事。其一，《书录》曰：“列子者，郑人也，与郑缪公同时。”主伪者认为，列子应为郑繻公时人，刘向误以为“郑缪公”。故主伪者马叙伦认为，刘向“博见洽闻，号为通人”，不应有此低级错误，所以《叙录》“亦出依托”。而主真者日人武义内雄则认为，“因一字之误，而疑《序》之全体，颇不合理。况由后人之伪写，抑由向自误，尚未可知”。其二，《书录》曰：“《力命篇》一推分命，杨子之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背，不似一家之书。”主伪者认为，《书录》这一说法，与《尸子•广泽》、《吕氏春秋•不二》及《庄子•应帝王》皆谓列子“贵虚”的说法不一致，而《书录》言之如此，乃造伪者“恐致诘难”，“借托向言以为掩饰”。

而主真者认为，《列子》全书，除《力命》、《杨朱》二篇外，都讲“贵虚”，与《尸》、《吕》、《庄》“三子之言”相应。其三，《书录》曰：“《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又曰：“孝景皇帝时，贵黄老术，此书颇行于世，及后遗落，散在民间，未有传者，且多寓言，与庄周相类，故太史公司马迁不为列传。”主伪者认为，“迂诞恢诡”之寓言，“庄生有甚”，不足为怪；史公不得因“寓言与《庄子》相类而不为列传”，其所以不为列传者，乃由“太史公未见《列子》书”。而主真者则认为，《列子》与《庄子》“都有很多寓言，与《庄子》是一类的书”，而“刘向认为太史公在这一类书中选了《庄子》做代表，这也可能是太史公不为列子立传的原因之一”。又引行于世”后，又“遗落散在民间”，太史公不为列子立传，“就不足为怪了”。因此，主真者进而认为，“从《列子叙录》的内容看，充分体现了刘向的学术思想和学识功力，也是完全符合官方权威学者和有‘通万方之略’的气量的学术带头人的地位和声气的”，因而“刘向《列子叙录》绝非伪作”。由上述双方所论可见，无论是文献比勘对读，还是文化背景考察，甚至《列子书录》证误，无一不陷入对峙僵局。问题的最终解决，恐非目前仁智互见、各执一辞的主观方法所能办，必须求之于立敌共许的实证材料并加之以严密的逻辑论证而后可。

二、以《庄子》外、杂篇命名方式，知《列子》不在《庄子》之前考辨者为了证明《列子》先于《庄子》，将《汉志》“名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读成“(《列子》)先《庄子》，《庄子》称之”。是将班固所谓列子其人先于庄子其人，读为《列子》之书先于《庄子》之书。然则，《列子》果先于《庄子》耶？今人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对《庄子》外、杂篇命名方式，作了相当有意义的研究。刘氏认为，《庄子》外、杂篇的命名方式，除《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四篇 之外，大抵以篇首二、三字题篇。这二、三字，或为人名，如《则阳》、《徐无鬼》；或为双 音实词，如《外物》、《秋水》；或为多音节词组，如《知北游》。其意义都比较完整，不包含 虚词。但不用篇首二、三字命名的例外情况，则有四种类型：一，不用虚词与单音词。篇首 二、三字有虚词或单音词，则顺次取后面的实词。如《胠箧》首句“将为胠箧探囊发匮之盗 而为守备”，不取虚詞“将”“为”，而取第三字与第四字“胠箧”。又，《在宥》首句“闻在 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不取单音词“闻”而取第二字与第三字。二，避与本书书名相重。 首句二字为庄子人名者，则顺次取后面的实词，以避免篇名与本书《庄子》之名相重。

如《山 木》首句“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不取首二字“庄子”，不取单字“行”、“见”，亦不取 虚词“于”等，而以第五字与第九字“山”与“木”缀合名篇。此与《孟子》开篇首句“孟 子见梁惠王”，其篇名取“梁惠王”而不取“孟子”正同，避与本书《孟子》书名相重也。 三，避与本书篇名相重。《至乐》篇首句“天下有至乐无有哉”，《天下》篇首句“天下之治 方术者多矣”，二篇首二字皆为“天下”，而《至乐》篇不取首二字“天下”，而以第四字、 五字“至乐”题篇，否则便出现两篇《天下》从而篇名相重。四，避与他书书名相重。《庚 桑楚》首句“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不取首二字“老聃”为篇名，避与《老子》书名相重， 此与《山木》不取“庄子”名篇，嫌与《庄子》书名相重，其意从同。 刘氏的研究结论，对于《列子》先于《庄子》，还是《庄子》先于《列子》的问题，颇 有参照价值。由上述可见，《庄子》篇名设计，具有统一周全之特点，而避免重复，乃是全 书题篇之重要原则。既避与本书篇名相重，又避与本书书名相重，还避与现行他书书名相重。 因此，《庚桑楚》不以《老聃》名篇，则《庄子》成书必在《老子》之后，否则避名《老聃》 就毫无意义。然而，《庄子》一书，《列御寇》作为篇名，却与《则阳》、《徐无鬼》、《田子方》、 《庚桑楚》相并列而赫然在目。

其不避《列子》之书名，足证《庄子》成书之时，尚无《列 子》一书。否则，当如《山木》避“庄子”而《庚桑楚》避“老聃”一样，取“之齐”或“中 道”二字或者别的什么字名篇，不得冠以《列御寇》之名。 《庄子》的成书年代，无可确考。《汉志》所录五十二篇之书，于周秦之际业已完成，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既然《列子》成书更在《庄子》之后，则《汉志》所录之《列子》，成 书不在先秦，也就无可怀疑了。职是之故，《庄子•天下篇》历叙墨翟、禽滑釐、宋鈃、尹文、 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之徒而及于庄周、惠施，列御寇之名独不与其列，也就理所 当然了。因此，《列子》一书，决非先于《庄子》。 三、由刘向校书通例与《书录》写作法式，知《列子书录》不出刘向之手 肯定《列子》成书于《庄子》之后，只能说明《列子》不是先秦古书，可能出于汉初黄 老盛行之时；并不能证明今本《列子》为刘向以后所伪造。而考定今传《列子》的真伪，《列 子书录》仍然是重要的突破口。理由非常简单，今传《列子书录》果真，并不能证明今传《列 子》为真；但今传《列子书录》果伪，则今传《列子》必伪。 刘向所奏之群书《叙录》，今可考见者，尚有《战国策》、《晏子》、《孙卿子》、《管子》诸《录》， 另有《关尹子叙录》，乃后人伪托，不足数也。

由见存刘向所奏《新书叙录》，略可考见刘氏 校书之通例及其《叙录》之写作法式者，其大较有二：一是去重复，定篇章；二是笺讹误， 定缮写。 在群书尚未定型，犹书无定篇，篇无定章，章无定句之际，刘向校书之首务，便是去其 重复，确定篇章。其事著之于《书录》，亦有基本的写作法式。《晏子叙录》曰：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 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 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 “凡中外书若干篇”、“除复重若干篇”、“定著若干篇”，此乃刘氏校书之首要任务，亦 其《叙录》之基本写作法式。若以刘秀(歆)《上山海经表》较之，刘向之叙述方式，其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