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背后的“真实”，你看懂了吗？-米儿火

《聊斋志异》插图《小猎犬》

一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或称柳泉居士，淄川县（今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人。其父蒲槃，尝习举子业，以博学多识享誉乡里，后因家计问题弃儒从商。蒲松龄自幼从父习读《四书》、《五经》，欲由科举跻身仕途，十九岁即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进学（俗称考取秀才）。原欲顺风顺水以搏一第之荣，不意从此蹭蹬场屋，屡战屡败，始终未能通过山东乡试，直至七十一岁方援例经考试成为岁贡生，有了做学官的资格，然而已垂垂老矣。

为维持生计，蒲松龄大半生从事科举之馀，多将岁月消磨于设帐授徒的苜蓿生涯。除须常到济南府应考岁、科、乡试等考试外，康熙九年（1670），三十一岁的蒲松龄曾应同邑进士、扬州府宝应县知县孙蕙之邀，出走江淮为幕不到一年，历练人生之馀，也大长了见识。南下而外，蒲松龄游过崂山、泰岳，到过淄川邻近的府县，活动范围不广，实在没有“行万里路”的富馀精力与闲暇时间。南游之前，蒲松龄一度在城西王村（今淄博市周村区）设馆教书；南游之后，又曾至本邑仙人乡(正东乡)马家庄王体正兄弟家为塾师一段时间(参见苏家庆先生《蒲松龄设帐淄川县仙人乡马家庄考证》，载《蒲松龄研究》2006年第1、2期)。

康熙十八年（1679），年已四十岁的蒲松龄至本邑西铺村毕际有家坐馆，直至其七十岁方撤帐归家，结束了在毕家三十年的西宾岁月。毕际有为明户部尚书毕自严之子，自己也以顺治二年（1645）拔贡入仕，官至江南通州知州。毕氏在淄川自属诗书继世的官宦人家，蒲松龄常年与毕际有一家维持亦宾亦友的良好关系，毕家的丰富藏书令这位穷书生大开眼界，终于有了“读万卷书”的机会。刘松岭先生《蒲松龄与毕氏藏书楼》（载《蒲松龄研究》2010年第4期）有云：“毕氏藏书楼兴盛时藏书达五万馀卷，富闻遐迩，就其藏书规模、种类、品位、贡献等，都堪称明末清初私家藏书楼的杰出代表之一。”这在没有公共图书设施的古代是极为难得的，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蒲松龄著述人生未能“行万里路”的缺憾。总之，书海徜徉对于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创作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聊斋志异》（详注新评版）

蒲松龄晚年生活堪称小康，有养老之田五十馀亩优游乡里，聊以自慰，或可略微平衡其未遂青云之志的失落心理。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1715年2月25日），蒲松龄在家中寿终正寝。蒲松龄生于明崇祯十三年四月十六日（1640年6月5日），以旧时计岁法计其卒年已届七十六岁，以今之实足周岁计，七十五岁尚欠近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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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若综合不同版本加以计算，《聊斋志异》总共收录多少篇作品？一般多以四百九十馀篇或将近五百篇模糊言之，这是因为个别篇目或有不同版本分合不一的情形所致。马振方先生《聊斋志异评赏大成·前言》（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有云：“以篇目计算，《聊斋志异》包含作品四百九十四篇。此外，一目多文涨出十篇，篇末故事类附则四十一篇（不含引录他人作品），‘异史氏曰’记述生活故事九篇。全书计有各类作品五百五十四篇。”又说：“《聊斋》还有一定数量的议论文字，这就是部分篇末的‘异史氏曰’。全书计有‘异史氏曰’一百九十四则，虽不全是议论，还是以议论为主调。”以上统计最为明晰。

讨论《聊斋志异》的创作主旨，一向有孤愤说、劝惩说、游戏说、自娱娱人说等等说法，各有道理，一时未易轩轾；然而若从其小说的文化品格入手加以研究，探讨其真义则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中国古代社会的传统文化，若按其阶层粗略划分，可有宫廷文化、士林文化、乡村文化、市井文化的分殊。《聊斋志异》则具有士林文化辅以乡村文化的双重品格。……《聊斋》本是一部孤愤之书，正是现实中的困顿令这位内心世界异常丰富的读书人不得不到虚幻世界去寻觅理想的净土。

鼓吹善行仁孝是《聊斋》士林文化品格的一个方面，而向往政治清明，歌颂清官，憎恶贪官污吏，则为蒲松龄儒家仁政理念的流露，也属于士林文化品格的表证。蒲松龄保守性的小农意识较为强烈，我们在《聊斋》中常可以发现作者对于男读女织社会理想的无限向往。清但明伦就此评道：“室有美人，闭户相对，书声机声，衔杯拈韵，千户侯真不足贵也。”同属封建文人，自然心有灵犀一点通，最能体会《聊斋》作者的心态。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士林文化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乡村文化具有天然的亲和力，《聊斋志异》具有双重文化品格顺理成章。不过就整体而言，《聊斋》仍以士林文化品格为主，这不仅取决于其典雅文言的纯熟运用，偏重于精神层面的审美愉悦也是其士林文化品格鲜明的标志。

《聊斋志异》插图《聂小倩》

蒲松龄一生有强烈的文人自恋心理，常高自位置，满足于精神贵族的自身想象。卷七《白秋练》中商人之子慕蟾宫“聪慧喜读”，他与“渔家女”相恋，竟能以吟诗疗疾，显然是文人自恋中想象的辉光。卷七《刘夫人》中的廉生经商后仍“嗜读，操筹不忘书卷，所与游皆文学士”，也可见作者理想之所在。他参加科举本为进入仕途，屡屡败北又导致其目的性本身的模糊，而令中式与否成为其学力优劣的验证，这在《聊斋》有关科举的篇章中，读者可以明显感觉到。如卷一《叶生》中屡试不售的主人公“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的无奈呐喊。蒲松龄不满于科举“黜佳士而进凡庸”（卷七《三生》）的不公弊端，且深恶痛绝，而非彻底否定科举取士制度，对于八股文也并非全持否定态度，卷八《新郑狱》“谁谓文章仅华国之具哉”一语可证。在封建社会相对安定的时期，科举是中下层文人跻身仕途的唯一可能通道，渴望龙门一跃的蒲松龄没有理由对于科举进行制度性的否定，他所希冀或企盼者，公平而已。

耐得住常年苜蓿生涯者往往属于性格内向的人，蒲松龄无疑具有这样的性格。他用儒家理念约束自己的实际人生，却又不妨在内心畅想中完成虚幻世界中的自我重构。尽管有时他也不免于词或俚曲中有一些“放浪形骸之外”的言语，但总的说来其为人处世却是以为人师表的自我约束为外在形象的。这种内在充盈的人生境界是导致他孜孜于科举却又安于贫贱的重要原因。

三

蒲松龄常将青云有路与佳人在室视为满足人生的两大愿望，在旧时文人心目中，这两种愿望往往有代偿作用，并且以后者代偿前者最为普遍，唐诗、宋词这类例证不胜枚举。卷三《青梅》中当丫环的狐女青梅能识张生于困顿潦倒中，也无非是文人自恋心理在男女情怀中的投影。该篇“异史氏曰”：“天生佳丽，固将以报名贤；而世俗之王公，乃留以赠纨袴，此造物所必争也。”《聊斋》中的书生受到女主人公的青睐，就是作者愿望的达成，大有风流自赏的成分在内。其他如卷三《姊妹易嫁》，卷四《莲花公主》、《封三娘》、《细侯》，卷八《织成》等篇，都有女性对于包括自身在内的属于士林阶层的读书人无限仰慕的蕴涵，这与千载之上战国楚屈原“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九歌·少司命》）的心态是一致的。

文人自恋的情结而外，在男女恋情的渲染中辅以儒家“慎独”精神的某种自律，也体现出《聊斋》的士林文化品格。卷一《聂小倩》中书生宁采臣有言：“卿防物议，我畏人言；略一失足，廉耻道丧。”卷二《红玉》中的女主人公竟也以儒家礼教为戒：“妾与君无媒妁之言，父母之命，逾墙钻隙，何能白首？”这些出自作者之口的议论也许更能凸显蒲松龄对于儒家礼教的认真态度。

《聊斋》写情有代偿自己“风云不展”的用心，但也不乏面向现实的篇章，前者属于幻想，不具有世俗婚姻的特征，如果将这些作品当作鼓吹婚姻自由的篇章，反而会无意中降低了小说的美学价值。后者涉及现实中的婚姻状况，福善祸淫之旨明显。

在蒲松龄一生中，有可能近距离接触并持续有一定时段的文化层次较高且温柔美丽的女性，只能是他做幕宝应期间所遇知县孙蕙之姬顾青霞。蒲松龄涉及顾青霞的诗作有六题十三首之多，诗中隐含有一定的倾慕情绪，但终因是“他人妻妾”而不得不有所顾忌。这种疏离感又适以造成某种想象的空间，可容纳进作者纵横无际的绮思妙想，而不必担心负社会与伦理意义上的责任。在想象中驰骋人生，就是其情感的休养生息之所，对于顾青霞的这种隐密的情感，我们常常可以在《聊斋》的有关篇章中寻觅到蛛丝马迹，如《娇娜》、《婴宁》、《连城》、《连琐》、《罗刹海市》、《白秋练》的名篇，细心的读者几乎都可以寻觅到顾氏的影子。

《聊斋志异》插图《罗刹海市》

这种近乎“暗恋”或当代作家三毛寻觅“梦中橄榄树”式浪迹天涯的情感，对于某些人而言可能是终生难忘的，并不随空间的隔膜与时间的流逝而烟消云散，反而因好事难成而令思念更加炽烈。季羡林先生在将近九十五岁高龄时写有《忆念荷姐》一篇散文，对于他年轻时心仪却又错过姻缘的一位家乡女子荷姐仍念念不忘。1948年，季先生回济南，曾有机会再见荷姐，文中这样写道：“她漂亮如故，调皮有加。一见我，先是高声呼叫‘季大博士’。这并不奇怪，我们从小相互开玩笑惯了。但是，她接着左一个‘季大博士’，右一个‘季大博士’，说个不停。这就引起了我的疑心。我悚然听之，我猛然发现，在她的内心深处蕴藏着一点凄凉，一点寂寞，一点幽怨，还有一点悔不当初……从此以后，就同荷姐失去了联系，到现在已经快六十年了。”在文章结尾处，作者无限怅惘地说：“到了今天，又已经过去了几年。看来，要想见到荷姐，只有梦中团圆了。”（《季羡林全集》第三卷《散文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空间的睽违与时间的流逝可令人对心仪者美好的想象空间更加宽广，并且永远定格于对象年轻时的容颜，终生相随，永不磨灭。这种纯属于精神层面的男女之情常可与读书人的知己之求相应共振，联系紧密。《聊斋》所谓“天下唯真才人为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卷七《瑞云》），这显然与其渴求知己的心理是一致的。

《聊斋》所反映出的性心理无疑是以男子为中心的，卷二《莲香》、卷四《小谢》、卷六《嫦娥》、卷八《香玉》等篇中的男主人公无一例外全是一位书生，女方则或一鬼一狐，或两女鬼，或一仙一狐，或二花妖，皆共恋一位才子，演出无尽缠绵的一段情事。作者笔下常换位于女子眼中设置自身形象，于是就有了令男女地位暂时获得平等的利他性倾向，这无疑又使《聊斋》中的许多恋情篇章获得了超越时代的隽永魅力。

《聊斋》写男女恋情大多隔膜于社会，与婚姻实际也有相当距离，这是其文化品格有别于“三言”、“二拍”的一大特征。“三言”、“二拍”固然也有士林文化因素，但主要以市井文化品格为主，因而在男女之情的表现上多暴露出情与理的冲突，与时代脉搏相应；《聊斋》则以士林文化品格为主，其对男女之情的表现偏重于类似“意淫”的精神层面，并与其强烈的自恋心理相融合，为自我写心，有超越社会和历史的特殊美感。若与明末清初盛行一时的才子佳人小说比较，体裁相异姑且不论，两者的文化品格也迥然不同。

文章节选自《聊斋志异详注新评》前言

人文共读之 “21天共读《聊斋志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