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对于蒲松龄所作的《聊斋志异》，自古以来，史学家文学家都给予极高的评价。我们都知道，文学作品都是为现实服务的，其中无一不寄托了作者的思想情怀，《聊斋志异》也是如此。然而，在《聊斋志异》中有多处细节，却隐藏着作者蒲松龄科举屡次不第的根本原因。

01 从《聊斋志异》看科举考试

在蒲松龄的代表作《聊斋志异》中，故事情节里不难看出作者对科举的批判和嘲讽，但同时也间接表达了他对金榜题名的向往和憧憬。一边分外渴望功名，一边屡次不第郁郁不得志，这样的矛盾也是蒲松龄内心痛苦的根源。

正是因为受到蒲松龄主观的影响，所以后世的研究者们也常常将《聊斋志异》中有关科举描写作为参考，感性的将清朝科举考场腐败、衡文不公、有才者名落孙山无人赏识这些因素，自然而然地归为蒲松龄科举失败的主要原因。

但实际上，对于一个朝代来说，以科举考试来作为人才选拔制度，确实要比之前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选拔制度要完善许多。虽然说未必完全的公平公正，但整体来说是比较完善和严密的人才选拔体系，它给许多出身卑微的有才能之人提供了入仕机会，一旦中举，可谓是鲤鱼跳龙门，命运就此转折。所以这也就意味着竞争无比激烈，尤其是蒲松龄屡次屡败的乡试，更是百里挑一的选拔，其难度完全不亚于现在的“考公”。

但是这一完善的人才选拔制度，并不是对所有人都适合的。正如同现代考试一样，有的人能力强，但是考试不一定能得高分；有的人能力不出众，但就非常擅长考试，每次考试都能“超水平发挥”。蒲松龄也是如此，他对于科举考试的应试能力并不算强。

究其原因，还是要回归他自身。

清朝科举制主要是以八股文为主，写八股文，在文章格式、字数各个方面都有严格要求，是明显的八股定体。究其特点，是以古人语气立言，体用排偶，命题依照四书五经原文来出题，审题以程朱理学为严格标准，不能自由发挥，结构上有固定格式，两两相对，起承转合，形式要求严谨，思想上较为束缚，更有着明确的评判标准。

然而通过蒲松龄撰写《聊斋志异》就可以看出来，他更擅长的是小说题材的风格，由于他常年搜集和创作离奇故事，无意识间培养出来了求异的思维习惯，表现为小说笔法多，形象思维多，富有想象力，善于文艺描摹。尽管文采非常出众，但他的八股文仍然不过关，不符合科举制度选拔的标准。

那么，有人可能会问，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后世会有那么多人批判科举制度和八股文呢？

其实，八股文和科举制度虽然在明清两代紧密结合，但却并不完全是一码事。受到主流思想的影响，八股文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应试的一种形式，但它也仅仅是科举考试的一块“敲门砖”，中举之后就可以将它抛弃，之后再也用不到。八股文虽然形式严谨，但却在思想上有着很大的限制和束缚，并没有什么实际用途，只是一种应试文体而已。所以后人对于科举制度的批评，很大程度上只是针对明清两代的八股取士法，并不是针对科举制度本身。

02 自身的小说家气质与科举选拔条件不符

世上有很多事情可以通过努力改变，但也有一些东西，是后天无法更改的。

比如蒲松龄自身的小说家气质和写作风格。

我们所熟知的蒲松龄，又叫做聊斋先生。他多次科考不中，就开了一家茶馆，免费给来往的人提供茶水喝，但要求别人讲一个奇异故事。多年来搜集的奇异鬼怪故事，都变成了他创作的素材。

或许是由于多年来他自身的经历，形成了《聊斋志异》中他所体现出来的写作风格。但在笔者看来，他自身无法抑制的丰富想象力，以及对那些素材加工和修饰描写出来故事的感性能力，都是他自身具备与生俱来的。

就像有很多学者提出的，蒲松龄之所以屡次不能中第，是因为他主观上和科举制度不能相适应，他自身所携带的小说家气质和当时社会环境所形成的思维方式，以及科举制度所要求的思维方式是恰恰相反的。

深入探讨他的文章会发现，虽然他写文章的研究立场非常有新意，但是例证很少，而且对八股的分析存在一些主观上的问题，这些问题恰好是科举考试无法成功的要点。

如果他意识到了自身与科举选拔存在的这些问题，可以有意识地更正，或者朝着科举八股文的方向去有意靠拢，说不定还有中举与获取功名的可能。然而蒲松龄好像并没有意识到自身的这些问题。

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蒲松龄虽然努力那么多年，都没有考取自己梦想的功名，但他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用来撰写的《聊斋志异》，也让他的文学成就在历史上留名，像一颗璀璨的明星，并未随着历史的湮没而蒙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