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纪事本末体史书，是一种以历史事件为主的史书体裁。这种史书体裁因“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利于彰显历史发展的大势，受到史家的青睐，逐渐成为与编年体、纪传体、典志体相颉颃的四大史书体裁之一。晚清时期，由于西方侵入造成的严峻形势，要求史家因时变革，敢于创新体例，撰写符合时代需要的纪事本末体史书。鉴于此，晚清史家针对纪事本末体史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流弊，注意吸收其它史体的优点，形成以纪事本末体为主，多种体裁配合的新形式，逐渐形成具有近代色彩的纪事本末体史书编纂的新模式，其成就不容低估。

关键词：晚清；史家；纪事本末体史书；成就；近代化

作者简介：舒习龙，男（1969—），安徽巢湖市人，历史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史学史及史学理论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纪事本末体史书，是一种以历史事件为主的史书体裁。这种史书体裁自先秦时期萌芽，经过漫长的演变发展至宋代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问世，开始迅速发展，成为与编年体、纪传体、典志体相颉颃的四大史书体裁之一。这种史书体裁有其自身的优点，但是它也有弱点，比如（一）用纪事本末体写史易掩盖历史的真相。历史事件如流水难以隔开，某一事件起止是不能明确划分的，“因此，把历史过程分为若干事件来看，有时反易无当于历史全体之过程”[1]。（二）用这种体裁写史多出于史家的主观。史家认定某些事来突出写史，必为此事立题目，这往往出于主观，很难恰当。再者，史家既然认定某一事件的起因结果，便以此来取舍材料，表面看起来简明扼要，“其实是写史者之主观成份反掩盖了历史的真实过程。”[2]（三）用此体写史，往往使人挑选耸人耳目的事件，“在此等事件中，又使人引起二种不正确的历史观。”[3]一是英雄史观，认为历史常有几个杰出人物所引起；二是群众史观，认为历史常有一群乱糟糟的群众一时盲目冲动造成。（四）用这种方法会丢失原有的史料，“先时史料，因未能仔细保存录下，遂苦追踪无从。这一个大损失，终无可补偿。”[4]纪事本末体既有优点，也有缺点，那么要使这种史体适应晚清客观形势的需要，史家必须进行变通和改进。

18世纪以降，尝试用新综合体形式弥补传统史书体裁的不足，逐渐成为一种趋势。晚清史家对纪事本末体史书改造顺应此潮流，主旨表现在充分吸收其它史体的优点，形成以纪事本末体为主，多种体裁配合的新形式，其主要成就略说如下。

一、史论与纪事本末体结合，着力反映历史的真实和发展的大势。

晚清以来，史学开始与社会生活密切结合起来，在史学著述上，史家由“考史”而转变为著史。学风的转变为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晚清史家在前人改造纪事本末体的基础上，更加注意史论这种体裁的优点，来弥补传统纪事本末体的不足。

史论是一种主要用于品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体例。刘知几说：“序者，所序作者之意也。”“夫论者，所以辩疑惑，释凝滞也。”[5]可见，史论具有明确揭示作者思想感情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史书的灵魂。魏源撰著的《圣武记》主要将史论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体现出纪事本末体学术研究的色彩，在改造纪事本末体上作了初步的尝试。

《圣武记》在编撰上的创新，最主要表现在将史论这种传统体例，同纪事本末体体裁有机地结合。传统的纪事本末体裁由于各条目相对独立，因而读者很难理清事件和事件之间的关系，领悟作者表达的历史发展大势的观点。史论由于独特的史例特点，易于彰显作者对历史事件的精深思考，有助于了解作者的历史观和史书的价值，其功能和作用不容忽视。《圣武记》的史论形式包括：序论、前10卷篇末“臣源曰”、后四卷《武事余记》史论专篇。纪事本末体重视序论的作用，并且与“经世”思想紧密结合，《圣武记》可谓第一篇有特色的序论。作者交待撰述背景时说：“晚侨江淮，海警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及，乃尽发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表明作者是在鸦片战争后，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编撰《圣武记》，作者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发下“尽发椟藏”，“排比经纬”，“于是我生以后之数大事，及我生以前数十大事，磊磊乎耳目，磅礴乎胸臆”。魏源论述《圣武记》的撰述目的时说：“如是何患于四夷？何忧于御侮？斯之谓折中于尊俎。……奚必更问其胜负于疆场矣，记曰：‘物耻则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故帝王处蒙业久安之世，当涣然大号之曰：‘必然以军令饬天下人心，皇然以军事、军实延天下之人材。’人材进则军政修，人心肃则国威遒。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强，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来王，是之谓战胜于庙堂。”[6]作者为反对资本主义的侵略，捍卫祖国的独立和主权，希望通过歌颂清初的“盛世武功”，激发统治者“御侮”的决心，使清王朝成为“军政修”、“官强”、“兵昌”、“令行”、“四夷来王”的强国，以抵制外来民族的侵略。

《圣武记》的“臣源曰”仿《隋书》“史臣曰”的体例，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具有较高的政治见解和史学价值。《圣武记》记载了萨尔浒战役中，努尔哈赤采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策略，取得了胜利。他根据情报得知明军将领杜松“轻敌欲立首功”，不与南北二路配合，果断地决定“先败其中路之军”的策略，选择明军萨尔浒大营为攻击目标，集中六旗兵力将其击溃。书中还总结了康熙在严重的局势下沉着指挥的成功经验：军纪严明，“不宽王贝勒劳师养寇之罪，罚先行于亲贵”；发扬汉族和满族将领的作用，“群策群力，同仇敌忾”；布置严密互通声气，“其时乱在多方，所在鼎沸，情形日日不同。故中原腹地，皆屯重兵，以备应援。”[7]由此，作者议论说：“自古及今，或以殷忧启圣，或以道谋溃成，庙算不定，而大难克削者，未之前闻。”[8]作者认为，统治者在重大问题上的决策和对战争的态度关系到国家的兴衰。

其《武事余记》史论专篇，涉及到军事制度、战守形势、人材培养等问题，范围相当广泛，但其中《掌故考证》和《事功杂述》篇，对传统史学的批判意识，和对新史风气的倡导，最能反映魏源的史学思想和史论特色。

魏源的史论涉及的范围很广，既有关于清朝军事斗争的论述，也有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同时还提出了改变旧史风气，倡导新史风尚，振兴“经世”史学。史论的充分运用，能够清晰地表达作者的思想主张，使材料更加鲜活，这对传统纪事本末体史书过于注重史料的剪裁，忽视通过论述彰显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史书内在的生命力，无疑是一种进步。

再如王韬撰著的纪事本末体史书《普法战纪》，也是将史论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代表性著作。王韬注意从史料中挖掘历史事实，表达作者对历史的态度和观点。书中用“逸史氏王韬曰”对战争爆发的原因，战争双方胜败的分析，战争性质进行论述，体现出作者独到的眼光和视角。他认为法国政治浑浊，拿破仑的黩武主义，以及官民不和，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他说：“法为欧洲强国，虽壤土不广，而勇悍好战，争地争城，素为列邦所摄。”[9]法国依仗在欧洲执牛耳的地位，拿破仑时代发动了一系列对外兼并战争，招致国内反对派和欧洲被征服国家的联合进攻，导致帝国最终解体。普法战争中，法国的失败是其“威兵力则以慑人”的结果。他还特别强调民心向背对战争的影响，他说：“盖必先得民心，然后能得土地。未有民心不向，而能常有其土地。”[10]他认为普国的胜利是由于君臣一心、将帅和谐，统治者的决策正确所致。由于王韬善于在叙事中发论赞，借以表达作者对史事的认识，获得很好的学术和现实效果。当时学人对这部书评价很高，丁日昌认为它“具有史笔兼才学识三长”[11]；日人冈千仞说：“《普法战纪》传于我邦，读之者始知有紫诠王先生，（先生）以卓识伟论，鼓舞一世风庳，实为当时伟人也。”[12]

重视史论也是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编撰的鲜明的特色所在。梁启超一生以善于论辩闻名，著史以“笔锋常带感情”的史论见长。他表明对史论的观点：

中国旧文体，凡记载一人事迹者，或以传，或以年谱，或以行状，类皆记事，不下论赞，其有之，则附于篇末耳！然夹叙夹议，其例实创自太史公……后人短于史识，不敢学之耳，著者不敏，窃附斯义！[13]

上述观点虽有感于编年体之弊而发，但实际上梁氏戊戌后的史著，由于受进化论的影响，和西方史学思潮的刺激，要求改革传统史书编撰形式，重视以史论来探索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已经成为梁氏编撰史书的重要趋向。《戊戌政变记》虽系纪事本末体史书，但其史论对揭示变法的“本末”以及变法失败的原因等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新政诏书恭跋》详细记载了变法“始末”，阐述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新政的看法。在此篇中，梁启超借助跋体，以“按语”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同传统的跋体是“图书在流传过程中写上的有关版本源流、流传情况的文字”不同，梁氏运用跋体，偏重于事件始末的议论，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如对光绪帝4月23日下诏改革的上谕，梁启超的“按语”就是一篇对晚清六十年变法历程及阶段划分“自成一家之言”权威观点。梁启超将这一时期的变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即所谓的“四界”。第一界，自道光二十年割香港，通五口，魏源著《海国图志》，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为变法的萌芽时期。第二界，起于同治初年，为学习西方技艺时期。第三界，始于中法战争后，识者渐知西法不能尽拒，谈洋务者亦不为深耻，为渐知西学，而莫肯讲求。第四期，始于甲午战争后，自甲午东事之败，朝野乃知旧法不足恃，于是言变法者纷纷，为变法时期。梁氏以精炼的文字，勾勒出“四界”的大致轮廓，着重指出不同时期的特点，并对阻碍变法的内外因素进行剖析。因此，可以说梁氏的“按语”是对光绪帝下诏改革的历史背景的阐明，突出了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

从上述例证不难看出，用史论改造纪事本末体史书已经成为晚清史家的共识。试想如果没有这些史论来阐述作者对于事件的观点和态度，没有用史论对与事件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做分析，只是平直叙事，读者如何能领略作者的思想感情？

二、借鉴传统的编年体、纪传体等编纂方法，使之较好地和纪事本末体相融合，拓展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反映面，增加人物在纪事本末体史书中的位置。

由于传统纪事本末体各条目相对独立，缺乏纪传体的综合性和编年体的时间联系性，对此，晚清史家作了积极的改造。要展现历史的全貌，就不能仅记载大事，还应该将与史事有关的历史人物、学术文化等内容记载下来。晚清史家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增加人物在纪事本末体史书中的位置。如夏燮撰著的《中西纪事》则是把序录和纪事本末体结合的成功典范。作者在《海疆靖难记》说：“是编纪殉难之臣，不论文武，不叙官阶，悉以死事年月之先后为次，其兵勇、坤民、妇女之死难者附注于后，仿序录之例，兼备纪事之体，俾后之蓃八史志者，得以考见其本末。”[14]这里，作者以传记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形式，把在定海战役中殉难的官民事迹记录下来。这样处理，把人物和事件紧密结合，有效地改善了传统纪事本末体过分重视叙事，忽视了人的精神的跃动。从夏燮的改造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定海失守的始末，还看到了典吏全福等人在战争中的英勇表现。钱穆先生认为，只有编年体和纪传体才能克服纪事本末体在写史中存在的忽视人的精神等弊病，他说：“我所认为中国史学最精邃之深义所存，乃在其分年分人逐年逐人之记载，初若不见其事。”[15]夏燮的尝试实际上就是用编年体对纪事本末体进行改造的尝试，不管这种改造对纪事本末体的发展究竟起了多大作用，但是这样做本身对后世纪事本末体的编撰是有借鉴意义的。

王闿运（1835-19160，宇壬秋，又字壬父，长沙府属湘潭人。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述及晚清人创作的纪事本末体史著时就说：“最著者有魏默深源之《圣武记》、王壬秋闿运之《湘军志》等。……要之壬秋此书文采可观，其内容则反不如王定安《湘军记》之翔实也。”[16]光绪元年（1875年），由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出面，邀请“文翰颇翩翩”且又与湘军将领多有交往的湘潭名士王闿运来主持纂修《湘军志》的工作。光绪三年二月，王正式着手《湘军志》的编纂工作。光绪四年十一月，《湘军志》初稿成。光绪七年闰七月，《湘军志》最后定稿。王作《湘军志》共16篇，即：湖南防守篇、曾军篇、湖北篇、江西篇、曾军后篇、水师篇、浙江篇、江西后篇、临淮篇、援江西篇、援广西篇、援贵州篇、川陕篇、平捻篇、营制篇、筹饷篇等。王闿运在《湘军志》中对改造传统纪事本末体史书上作了不少探索，成就不可小视。（1）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增加人物在纪事本末体史书中的位置。其曾军篇和曾军后篇以人物命篇，重点记载曾国藩创建湘军的历史背景，湘军的建制分合，以及成军后所经历的战役，突出了曾国藩创建湘军的历史功绩。篇中还记载了胡林翼、彭玉麟、罗泽南、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战争中的表现。

（2）扩大纪事本末体史书的记载范围。传统的纪事本末体史书主要以事件为主，很少涉及军事制度、经济等方面的内容。王闿运在《湘军志》中专设营制篇、筹饷篇来记载这方面的内容。营制篇说：凡立营，十人为队，八队为哨，队、哨有长，队有斯养，队十二人，其正制也。八队之械：一、五抬枪，二、四、六、八刀矛，三、七小枪。抬枪迟重则增二人。故百六人而成八队，统以哨长，哨百七人，置哨官领之。四哨为营，亲兵六队，队长、斯养如哨之制，队十二人。六队之械：一、三主炮，二、四、六皆刀矛，五为小枪，凡七十二人，不置哨长，合四哨四百二十八人，皆统于营官，故曰营五百人，而哨、营官不数。曾国藩设立湘军营制的方针，是以封建宗法关系控制将领和军队。湘军各部，上自统领，下至哨长、士兵，从其开始招募成军，即是以同乡、亲友、师生等关系为纽带而维系着的武装集团。湘人王闿运在论及湘军时说：“湘军之可贵者，各有宗派，故上下相亲”；又说：“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17]可以说，营制篇比较清楚地记载了军事体制。筹饷篇则重点记载了湘军军费的来源和开支情况，对其中的蚕食军饷的积弊多所指陈。上述对纪事本末体史书的改造，致使《湘军志》有别于传统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编纂模式。王闿运评论《湘军志》时说：“此志自以纪事本末为易嘹，但非古法尔！”[18]后人曾评价它“敛雄才于方纪，纳万变于小篇”，认为“史裁之丽密”超出了同时代著名史家的著作。

再如清人黄鸿寿1915年定稿的《清史纪事本末》在体裁运用上，十分注意汲取纪事本末体史书编纂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借鉴其它体裁的优点，形成比较成熟的纪事本末体编纂模式。该书吸收此前各家编纂纪事本末体的经验，如仿《左传纪事本末》的体例，凡一人一事关乎清朝盛衰的人和事都列为专篇加以记载，如《和坤之贪》、《乾隆极盛》、《增加兵额》等。仿《左传纪事本末》和《金史纪事本末》体例，于一事之末尾间附评论，表明作者的观点和看法。该书还十分注意其他体裁的优点，如吸收学术史编纂的方法，特设《诸儒学问出处之概》一篇论述二百年清朝学术变迁的轨迹。

三、初步确立近代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编纂模式。20世纪初，“史界革命”的浪潮开始冲击传统史学。

在新史学思潮如火如荼的历史情境下，史学家面对新的历史观，新的史学方法，开始思考如何改造传统史书编纂模式，建立富有近代色彩的史书编纂模式，以契合时代的需要。其改造的方式（路向）有二种：（1）辨证分析纪事本末体的优劣，整合传统史书体裁的思想资源，建构近代纪事本末体的编纂模式。（2）借鉴章节体叙述的优点，编撰出新式纪事本末体史书。

清末史家中，对纪事本末体史书理论阐释最透彻，改造最具成效的当数梁启超。梁启超对纪事本末体有比较辩证的看法，对其优点竭力推崇，如说：“纪事本末体与吾侪理想之新史学最相近，抑旧史学进化之极轨也。”[19]但对其不足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如说：“纪事本末体是历史的正宗方法。不过中国从前的纪事本末，从袁枢起，直到现在，我都嫌他们对于集团的分合未能十分圆满。即如《通鉴纪事本末》把《资治通鉴》所有事实，由编年体改为纪事本末体，中间有些地方分得太琐碎，有些地方不免遗漏。也因为《资治通鉴》本身偏于中央政治，地方政治异常简略，政治以外的事实更不用提。所以过去的纪事本末，有共同的毛病，就是范围太窄。”[20]这段话对传统纪事本末体的批判，归纳起来有二点：（1）过分注意一事之始末，忽视对史迹“集团”的把握。梁启超对史迹“集团”解释为：“史迹集团之名，吾所自创，与一段之‘纪事本末’，意义略相近（本末仅函时间观念，集团兼函空间观念；但此名似仍为妥，容更订定。）”[21]梁氏的解释体现了他对纪事本末体崭新的界定，即撰写纪事本末体应从时、空二方面整体把握事件之间的联系。而传统纪事本末只见“本末”，不见“空间”，且分目太细，忽略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2）纪事范围太窄。传统纪事本末体所记史事，无法处理好中央和地方，政治与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致使它成为皇朝政治史，大大降低了它的史料价值。

梁启超对纪事本末体理论阐述最透彻，在体例改造上也作了成功的尝试。在编撰方法上，梁启超努力克服传统纪事本末体过分注意一事之始末，纪事范围太窄的弊病，注意从时、空二方面整体把握事件之间的联系，扩大纪事本末体记载事件的范围。这方面，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就是他改造传统纪事本末体的成功尝试。梁启超认为，改造纪事本末体首先要确定“史迹之集团”。因为，划分“史迹之集团”意义相当重要，如他所说：“历史的事实，若泛泛看去，觉得很散漫，一件件的摆着，没有什么关系，但眼光锐敏的历史家，把历史过去的事实看成为史迹的集团，彼此便互相联络了。”[22]《戊戌政变记》就是梁启超用“锐敏的眼光”，把戊戌变法作为“史迹之集团”来看待的。举凡与戊戌变法有关的史实，梁启超将此“整个而活”的全体相摄于心中。这种全体相表现在梁启超“因事命篇”时，特别注意事件之间的联系，全书的五卷正文是按照戊戌政变的原因、经过和结果来展开的，并以第一篇第一章《康有为任用始末》所叙以康有为为中心的改革路线和变法运动，作为主线构建全文框架。在阐述变法产生的原因时，强调康有为的影响，但这样记叙并没有阐明变法的远因，故梁启超在附录里设《改革起源》，从审视历史的角度，回顾和总结了自鸦片战争后半个世纪中国社会改革的四个阶段，以此同第一章《康有为响应始末》衔接。在阐述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时，梁启超以《废立始末记》和《政变前纪》二卷六章来叙述，篇和篇之间相互照应，从不同侧面来论述变法失败的原因。

梁氏所确定的“史迹集团”，不仅着眼于事件之间的联系，而且还具有空间方面的意义。《戊戌政变记》叙述维新变法运动时，《新政诏书恭跋》主要记叙了中央方面变法的实情，但是梁氏认为这样并不能反映戊戌维新运动在全国的情况，因此附录二《湖南广东情形》对中央以外变法实情作了较完整的叙述。如刊登梁启超致陈宝箴书《论湖南应办之事》，梁认为“此书即为湖南办事之起点，后此湖南一切事，皆以此书次第行之。”书中论述了创设时务学堂以开启民智，“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湖南官绅有见于民智之为梁认为“此书即为湖南办事之起点，后此湖南一切事，皆以此书次第行之。”书中论述了创设时务学堂以开启民智，“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湖南官绅有见于民智之为重也，于是有时务学堂之设。”湖南时务学堂是湖南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取得的成绩是清廷实行“废八股，兴学校”政策的结果，这就照应了《新政诏书恭跋》对维新事业的论述，表明新政所取得的成绩不限于中央，具有空间上的广泛性。

郭孝成1912年编撰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借鉴章节体叙述的优点，编撰出新式纪事本末体史书。商务印刷馆刊印序言中说：“郭君孝成有鉴于是，乃荟萃见闻所得，详加纂定，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一书，都凡三编：第一编曰中国革命缘起及湖北革命始末；第二编曰各省革命志略；第三编曰民清议和及共和立国。一编之中，各分章节，措辞浅显，叙事翔实……后之欲考革命信史者，当以是书为源汇矣。”[23]二十世纪初，随着章节体史书在中国的盛行，它在历史编撰上所具有的优点逐渐被史学家承认。尤其是纪事本末体史书由于它同章节体有相通之处，因而更加受到章节体的影响。郭著《中国革命纪事本末》显示了纪事本末体和章节体有机结合的趋向。

这种以纪事本末体为主，其它体裁相配合的史著编撰思想，体现了近代史家强烈的逻辑意识，他们试图更加清晰地反映历史史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记录历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从晚清史家改造的历程看，其中发展的轨迹宛然可见。我以为，在梁启超之前的史家，如魏源、夏燮、王闿运、姚锡光等人，他们对纪事本末体史书的改造都还是不自觉的，没有实现根本性改造；梁启超不仅对纪事本末体有中肯的理论分析，同时在实践上奠定了近代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编纂模式。《戊戌政变记》主张确定“史迹集团”，“以传记之法补纪事本末之体”，扩大史论等三个方面来改造传统纪事本末体史书，这在传统纪事本末史书中从未有人做过尝试。从历史编撰学盛角度而言，《戊戌政变记》的问世，是纪事本末体由传统型向近代型转变的重要标志，对现代编撰纪事本末体史书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此后，纪事本末体开始和章节体相结合，其编撰方式上的近代化趋势更加明显。

注释：

[1]钱穆：《四部概论》，《中国学术通议》，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版，第23页。

[2]钱穆：《四部概论》，《中国学术通议》，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版，第24页。

[3]钱穆：《中国史学之特点》，《历史与文化论丛》，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124页。

[4]钱穆：《四部概论》，《中国学术通议》，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版，第24页。

[5]刘知几：《史通·论赞》。

[6]魏源：《圣武记》序言。

[7]魏源：《圣武记·康熙戡定三藩记》。

[8]魏源：《圣武记·康熙戡定三藩记》。

[9]

[10]王韬：《普法战纪·前序》。

[11]王韬：《普法战纪·前序》。

[12]王韬：《扶桑游记·冈千仞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页。

[13]梁启超：《中国近四十年大事记·序例》，《饮冰室合集·专集》（3）。

[14]夏燮：《中西纪事·海疆靖难记》。

[15]钱穆：《张晓峰中华五千年史序》，《中国学术通义》，169页。

[16]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73）。

[17]王闿运：《湘军志》卷15《营制篇》，1875年成都官书局刻本。

[18]王闿运：《湘绮楼日记》，上海商务印刷馆1927年版，第124页。

[1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73）。

[2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99）。

[2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73）。

[2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99）。

[23]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民元商务印刷馆序言，1912年商务印刷馆铅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