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推荐吧，一定要去看看顾诚先生的《南明史》。这是一部南明史的扛鼎之作，也是学术价值和通俗易懂兼备的不错的历史读物。强烈建议去读一读。

南明史在中国史学中不是一个冷门。在清末民族斗争激烈的时候，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和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危机严重的时候，南明史的研究都曾掀起高潮。这里有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自从顺治初函可《再变纪》案、康熙庄氏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到乾隆借修《四库全书》大兴文字狱，将南明历史记录扼杀在腥风血雨之中，在《实录》、方志等史籍中又肆意隐瞒、歪曲南明历史，南明史的面貌遭到可悲的扭曲和践踏。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本身产生了恢复真相、探究它的发展及其意义的需要。这里还有社会的政治的需要。南明史有激发民族精神的教育意义。这就是每到那些特殊的历史关头，人们总是更加重视挖掘南明史固有的人文价值的原因。

因此，南明史研究有许多的成果面世。顾诚教授的《南明史》是一项最新的成果。我通读一遍，只觉得新意满纸，十分惊喜。它当然不是填补空白之作，但却代表南明史研究迄今为止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南明史纷繁复杂，记载隐讳混乱。从来的研究者，在南明史的局部问题、具体问题上做过许多工作，有所发现，但在全局上则往往只有大致的浮泛的了解，对南明史的全过程及其细节尤多模糊、迷误。我深深地感到，只有顾诚教授《南明史》对南明史全过程和具体问题做了精深的分析、研究。也就是说，只有顾诚教授一人真正前后贯通地、比较透彻地掌握南明史。现在史学著作的出版仍然不少，但其中草草撰成，错误百出，或虽似平稳、实则平庸的居多，而像顾诚教授《南明史》这样在史实和分析方面多所创获的则比较少见。我想，任何治史者只要涉及南明史，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这本书的观点，都不能不读它，对它所理清的史实，即使不愿意也不能不接受。

我在这篇不长的文章中，不可能对本书的成就、优点和缺点做全面的评述，只谈谈三点粗浅的读后感。

一

我读顾诚著《南明史》时第一个特别强烈的印象，是这本书非常重视史实的精确可靠。

历史研究是一个复杂的考察和思维过程。但史料的收集、鉴别和考证总是最先要通过的第一大关。不能确定史料所反映史实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不会对史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加工，找不到记载与记载、情节与情节之间的联系，就不能构成精确的史实作为进行分析、概括的坚实基础。研究历史而始终不懂得史料的鉴别和史实的考证，那充其量只是个半拉子而不能称为合格的史学家。

顾诚教授在长期的研究中，一直对每条史料都不轻信，对每项史实都不以成说为满足，而要进行严格的审视，有的要重新进行考证。这样的治学路线，集中、突出地贯彻在《南明史》一书中，概括成《凡例》第一条：“这部书以学术价值为前提。不满足‘言必有据’、‘无一字无出处’，而是力求在史实上考订准确。有些问题难以下结论，只好暂时存疑，同时在正文或注解中指出疑点所在。”严谨的高质量的追求，给本书带来许多突破。这是本书的一大优点和特色。

南明史有许多重大的关键性的史事。史可法和马士英定策继统、监国鲁王诸部在浙江的起义、隆武亲征和何腾蛟迎驾、郑成功和二张在沿海的抗清活动、郑成功与李定国会师广东之役、吴楚党争、孙李内讧、四川军阀内争等史事，记载混乱而影响巨大，本书都做了细致的清理，深入的考证，揭出历史真相。

以史可法等重建明朝政权而论，这是影响弘光朝历史发展的大事。一般都认为史可法与东林党人力主拥立潞王，并写信给马士英说明福王七不可立，而马士英联络主要将领抢先拥立福王，以定策功夺得实权，史可法被迫承认既成事实，又因七不可立信函而遭受挟制。本书揭出的继统定策过程更为复杂。东林党人最早掀起拥潞舆论。史可法当国大臣，处在既要照顾东林门户，又不能故违封建礼法舍亲立疏的尴尬境地，与马士英协议拥立桂王，并已决定去广西迎驾，但曾供役老福王宫内、时任凤阳守备太监的卢九德，却出面联络几个想夺取定策之功的将领拥立福王，马士英无奈，背叛与史可法的协议，改投福王。史可法还茫然不知，喋喋不休地说福王七不可立，不能不跌落陷井。本书揭出的这个过程根据充分，确凿可信。书中由此引出的对定策后果的分析，对史可法的批判，也就很有说服力。

又如隆武亲征和何腾蛟迎驾，本书揭发出何腾蛟不顾大局，对迎驾采取虚假态度，在隆武覆亡问题上实难辞其咎。对何腾蛟活动的考察，是南明史研究的又一突破。这一点对分析南明历史发展和重新评价何腾蛟具有重要的意义。

再如郑成功、李定国会师广东计划失败，海峡两岸的史学家都探讨过它的真相。大陆的郭影秋在《谈郑成功和李定国的关系》文中指出：“在郑、李的有关交涉中，李定国一直居于主动地位，而郑成功则显得有些被动，……他对于李定国‘会师五羊’的要求，并不是那末热心。”郭影秋认为，这是会师计划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注：《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8页。）。台湾朱锋在《李晋王与郑延平》文中说：“郑成功却为了周旋议和，仅作了消极的会师或至误期失机，影响局势至巨。”他认为，如果李、郑衷心协调，及时会师作战，则不仅不会轻易失陷两广，而且很有可能规复南京，“进而反清复明运动又有进展的机运与灿烂的前程”（注：《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6-247页。）。香港马楚坚在《郑成功应李定国勤王愆期试探》文中进一步指出，郑成功消极虚应，“实无勤王会师之心”，认为“此当与郑氏尚冀和议有关”，“郑清议和之误机宜”，李、郑“复兴决策略异之影响”（注：《郑成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157、 160页。后收入作者个人论文集《明清边政与治乱》，加副题《兼析南明屡奋不振之由》，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见第235、237页等。）。只有本书完全挑开遮蔽庐山面目的帷幕，明确指出，郑成功虽始终为明，但不愿毫无保留地服从明廷调遣，恪守臣节，而要求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对与李定国会师采取虚应故事的态度。本书从双方联络会师的时间表论证了郑成功的拖延策略，郑氏软禁李定国使者以及最终任命曾拥戴绍武，与永历大打内战的林察为南征水陆总督等史实，有力地证明了对郑成功所作的政治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