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连接着古代与当代，连接着中国与外国；近现代又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很多内容曾被遮蔽、也被挖掘、并反复讨论。近现代史与我们当今的生活密切相连。想要深入了解现代中国的一切，就必须了解近代历史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年来不仅恢复了近代文学室的建制，而且其他研究室都有学者专门研究近现代文学。很多年前，《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杂志就把近现代文学研究作为组稿的重点。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还与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会有很多交叉重合，就是想把近现代文化研究推向深入，结出硕果。《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就是其中的成果之一。这套丛刊是由我的两位年轻同事张剑与张晖（我常常称他们为文学所很有学术潜力的“二张”）发凡起例，并列入了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重大规划项目。

过去，学界的研究多关注大家名家、关注重要作品，这当然很重要。毕竟，文化的主流都是通过这些大家、名著体现出来的。但是，如果没有细节去支撑，这种主流文化终究会显得干枯乏味，缺乏历史感。从这套丛书看，所谓“稀见”，编者更加注重日记和杂著。这些作品，个人化、私人化色彩比较浓重，可以从若干不同的侧面反映时代的浪花，隐含着很多不为人知的信息。《文学遗产》常常会在来稿中，不经意地发现很多有价值的史料，会给学术研究带来意外的收获，也给我们读者带来惊异。

我们知道，就史料谈史料没有多少意义，但是学术研究如果没有史料支撑，就不能称为学术研究，很多所谓的研究成果，只能说是学术创作，它的基本特征就是脱离史料去探究史实。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达着的史料。”他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史料的价值：（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退步。“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些话也可能有些过犹不及，但是在学术研究上强调史料的价值，永远不会过时。我甚至说过一句话：“谁绕开史料，学术界将来一定会绕开他。”

当然，史料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这里牵涉到一个史料与史识的问题，胡厚宣先生对此有过很好的比喻。他说，如果说史料是建筑材料的话，史识就是建筑构图。没有材料，再好的图纸也盖不成房子。当然，没有图纸，再好的材料也只是材料。我已故的同事张晖曾编过一本介绍黄侃学术的《量守庐学记续编》。他在后记里提出了一个很有学术意趣的话题：即学术研究是贵在发明，还是贵在发现？黄侃主张贵在发明。他对十三经的注和疏都非常熟悉，常常会在寻常材料中发现不寻常的内容，提出独到的见解。在他眼中，王国维似乎更重在发现。今天，我们硬要区分发明、发现的孰是孰非，也许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学术既要贵在发明，更要贵在发现。王国维说“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但是这种发现绝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建立在大量的史料基础上得出来的。这一点，已经被学术史反复证明，几乎没有异议。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的出版，不仅仅是对近现代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这套书出版对于扭转当代浮华不实的学术风气，也具有重大的推进意义。我想，我的这些想法不仅仅属于我个人，也属于我们这个学术群体，已经是一种学术上的共识。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张剑等主编凤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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