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实际上，《三国演义》的原作是向《通鉴纲目》和《三国志》两本史书内里掺入当时人喜闻乐见的三国故事。并且，在明清两代出版《三国演义》的书商们，都会找来史书参考和校订，添加新的内容，这才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三国演义》。
一、原作参考《通鉴纲目》、《三国志》
由于要按照时间顺序创作，《三国志》作为叙述某个人物的纪传体史书，是无法满足需求的。因此，《三国演义》的创作者更主要参考的是一本现在很少提到的编年体史书——《通鉴纲目》。
因为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部头太大，且内容太繁，要点不明，又不便阅读，而单纯的《通鉴目录》则省略过多，因此司马光在晚年写过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缩写版——《通鉴举要历》。南宋初的胡安国则在司马光的遗稿的基础上加以修订，称为《通鉴举要补遗》。
理学家朱熹认为《通鉴举要历》、《通鉴举要补遗》等书“详不能备首尾，略不可供检阅”，于是根据《资治通鉴》以及这些缩写本，和学生们一起编写了一种的通俗读本《通鉴纲目》。
《通鉴纲目》相对于原著，更加注重明辨伦理纲常，春秋手法褒贬情绪更重。原书以“纲目”为体，“纲”为朱熹模仿《春秋》写成，一句话简要概括事件，“目”则是由学生赵师渊模仿《左传》，详写事件经过。
原本的《资治通鉴》在时间上采取曹魏纪年，而《通鉴纲目》则是改为蜀汉纪年，以蜀汉为正统。虽然这本书只是一种带立场创作的删减本，没什么史料价值，但是由于朱熹的思想在宋代后成为儒学思想的主流，对于儒生来说也容易习读，所以这是一种在元明清时期比《资治通鉴》更常见的入门级编年体史书。
《三国演义》的作者其实参考的最多的就是这本《通鉴纲目》，甚至有些文绉绉的场面，是直接抄用《通鉴纲目》的记载。
然后，作者会根据需要突出什么人物，使用《三国志》进行扩写——当然作者引用最多的并非是陈寿《三国志》本文，而是裴松之注释部分引用的各种各样的有趣的史料，作为扩充。
当然，大量当时民间津津乐道，但是并不在史书上的故事也必不可少。
其实作者考虑到合理性，已经删除了不少当时的名场面，比如说当时元杂曲中已经有了关羽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的故事，但是统一体系内还有杂曲《关云长单刀劈四寇》，也就是关羽斩杀李傕、郭汜、张济、樊稠的故事，可能作者觉得过于不合理，就被删除。
类似的还有《关大王月下斩貂蝉》，作者出于对貂蝉的敬意，没有保留。
《寿亭侯怒斩关平》，讲关平骑马踩死小孩，关羽要斩关平，张飞要斩关平的结义兄弟张苞等一起陪死，最后刘备免除小孩父亲的徭税、赐金百两才得以告终——这个故事也过于荒唐，没被保留。
另外，作者还别出心裁的利用《事林广记》这本当时流行的生活百科全书中对于云南的记载，利用云南的地名原创了大量的南蛮武将，别具匠心；同样因为他找不到《三国志》时代的地图，对这方面也没有什么考究，因此犯了许多对于现在人来说显而易见的地理错误，也是理所当然的。
二、原作并未参考《后汉书》
中川谕制作的《三国演义》谱系图
很多人都知道《三国演义》有最早出版的“嘉靖本”和最为常见的“毛氏父子批评本”，但是在这两个版本其实都属于同一体系。在《三国演义》成书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直到嘉靖元年，一个文学修养较高的人认真修订并出版后，市面上才开始出现印刷的版本。
因为《三国演义》的火热，因此在明代中后期，有数十家乃至上百家的书坊都会印刷《三国演义》。由于最初是抄本，因此抄写者会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修改内容，而书商在出版前，也会请人重新校正抄本再印刷。不同版本的《三国演义》书名大同小异，内容却各有不同，因此现代人都以印刷方的名字加以区分。
因此，《三国演义》其实在明朝就有上百个版本，流传至今的却还不足一半。直到清朝中期，”毛氏父子批评本“才逐步成为主流。
“毛氏父子批评本”其实和“嘉靖本”一样，都是来源自弘治年间的一种北方流传的抄本。而在南方，则流传着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三国演义》类书籍：
这便是福建建阳书坊的出版商们热衷于出版的一种抄本，他们在出版时会删减内容，并在文字的上方配图售卖。这种抄本被出版后一般不叫“演义”，而多以《三国志传》命名。
明朝早期非常流行《花关索传》的说唱故事，因此有的建阳书商会让关索在征云南时出场，这种版本被叫做“关索系”版本；有的书商则直接参照《花关索传》，让关索在打下荆州后便认父，并且在征蜀时大显身手，这种被叫做“花关索系”版本。
不论是“关索系”和“花关索系”，这些版本都是源自于一种不同于“嘉靖本”的祖本的抄本，共同点都是没有《后汉书》的内容。
之前，我看到某位教授说《三国演义》的原始版本，参考了《后汉书》的内容，并举了几个例子，结果我拿“花关索系”版本的祖本——“叶逢春本”一对，发现她举得例子也都出现在《三国志》的裴松之注里的，而且比起《后汉书》，更像裴松之注，何其不慎也！（悲）
其实管亥这段出自《三国志·吴书·太史慈传》
而董卓这段并不是出自《后汉书》，而是出自《三国志·魏书·董卓传》的注释部分，叶逢春本中并没有“坠于泥”的描写，只是单纯的坠马
显然，这说明《三国演义》的原作者觉得《后汉书》及其注释没那么有意思，因此并没有特意参考《后汉书》来扩充。
三、出版商们的史学修订
我们现在看到的“嘉靖本”，其实是出版之前经过一位相当有学识的人修订而成的。他不但找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进行了补充，而且还使用一种现在不常见的史料《十七史节要》补充了论赞。
《十七史节要》是南宋吕祖谦读史时删节备检之本，对于上到《史记》、下到《新五代史》的”十七史“，删除了不少冗余重复、或者他认为不重要的部分。因此宋代后的建阳书坊，经常出版此书作为一种缩写本的传记体通史合集。
“嘉靖本”的修订者在修订抄本时，使用了《十七史节要》里节减自《三国志》、《后汉书》的对于三国人物的赞论，这些赞论则是在《三国志传》体系的书籍中都是见不到的。
在“嘉靖本”成书之后，拿到“嘉靖本”修订抄本、或者一种失传的出版本的出版商们，注意到了《三国演义》这本书是使用《通鉴纲目》作为底本进行创作的，因此陆陆续续也使用《通鉴纲目》类的史书填充内容，尤其是诸葛亮去世后的部分比较单薄，出版商便从《通鉴纲目》中挑出九条史实进行了扩充。
这些出版商收藏的书籍比较丰富，因此参考的书目更加丰富，比如元代潘荣的《通鉴论断》，带宋代尹起莘的《纲目发明》、元代王幼学的《纲目集览》、明代冯智舒的《纲目质实》三种注释的《通鉴纲目》等等。
上田望制作的“三国演义”参考史书的“谱系图”
经过这些出版商陆续使用史书进行的修订后的版本，最后形成李卓吾评本，而毛纶、毛宗岗父子最终参考了“关索系”本《三国志传》，修订了目前最为常见的版本。
因此，可以说，《三国演义》的作者不但懂史实，而且出版商们也搞得清史实，人家创作和出版小说就是迎合社会上流传的三国故事创作，甚至把原来已经和史实差距越来越大的故事给救了回来，否则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国》要不是“龙傲天”花关索和他的老婆们的故事，要不就会因为清代的评话、评书而“隋唐化”、“说岳化”，变成”第一条好汉司马京，手撕第二条好汉曹训“的故事。
指责《三国演义》违背史实，其实恰恰是不知道人家作者最清楚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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