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的发展

野史的发展在宋代曾经有过一个小高潮，宋代笔记分为杂史琐记、考辨评论和故事传说三类。宋人野史笔记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唐代笔记的传奇色彩，有比较重要的史学价值。

宋代野史笔记扩大了史学视野，与官史相比，野史笔记有自己不同的作者群体和史料来源。作者身份多种多样，上至达官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其史料来源便是他们耳闻目睹和亲见亲历的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和事件。如果说史官研究宋代政治史的重要史料，那么野史和笔记则是研究宋代社会史的重要史料。宋人笔记具有历史的宽广度，涉及宫闱秘闻、历史事件、人物轶事、诗词典故、金石碑刻、文字书画、城市坊巷、园林建筑、医理药方、草木鱼虫、宴饮娱乐等内容。

以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为例，该笔记就记载了桂林及其周围地区各方面的内容，如岩洞、金石、香、酒、器、禽兽、虫鱼、花果、草木、民族等。宋代笔记也具有历史的纵深度，小到一件事情的始终、一个人经历的始末，大到数朝的更替乃至历代的兴衰，在宋人笔记中多有记载。如方勺《青溪寇轨》专记方腊起义之事；苏轼《东坡志林》则记苏东坡自己20余年的生平际遇；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记述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事迹。

宋代野史笔记直面当代历史和社会现实。宋代笔记中甚至直接暴露了卖官鬻爵与土地兼并的腐败政治，如朱弁《曲洧旧闻》卷10记蔡京、王黻等人明码实价地卖官鬻爵行为：“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

宋代野史笔记中最重要的是记载了一些科技成就，这在正史中是很少的。我们都熟悉的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就专辟篇章对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术进行了介绍，《萍洲可谈》也关涉到指南针在海船上的应用。

明清时期，小说的发展到了一个高潮，对于野史的撰写同样达到了集古今大成的地步。由于《明实录》涉及到明朝宫闱机密和皇帝隐私，所以明政府制定了“崇重秘书，恐防泄露”的制度，将实录藏诸禁中，秘不示人。并且规定，每一朝实录修成之后，都必须把底稿加以焚毁。明代焚毁实录底稿还有专门的地点，那便是宫禁中太液池畔的芭蕉园。明代黄景昉《国史唯疑》中称：“实录成，……其副稿虑为人见，例焚之芭蕉园，在太液池东。”

清朝政府在尊崇和利用《清实录》上，更加鲜明而突出。清朝皇帝在治国理念和经验上，更加依赖于《清实录》所记载的先帝治国经验和准则。在后世留下的记载中，清帝对于本朝实录是“晨兴恭诵”或“日阅一册”，“监于成宪，不愆不忘”。据《大清会典》称：“内阁尊藏列圣《实录》，以次进呈皇帝恭阅，周而复始，日以为常。”这种阅读记录远远多于汉族政权的皇帝。以明代而论，喜欢阅读实录的朱姓皇帝。只有神宗的事迹比较突出。而清代上至圣祖下至文宗，都留下了恭阅实录的丰富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