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其主要特点有二，一是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两开花（中篇成就比较低），二是题材问题在小说讨论中的中心地位，以及引发的类型单一化同质化的趋向。

当然，就像诗歌一样，现代文学中活跃的小说作家，除了原先解放区文学的一部分作家之外，在此时也大都陷入困境和沉寂，甚至有有些作家还被迫害。

|当代关于小说样式的讨论：长篇和短篇

五六十年代小说的体裁，有重视两极的倾向，短篇和长篇的数量和质量比较突出，相对而言中篇就比较菜。

先说短篇，那个年代首先要考虑小说的政治功能，短篇小说的政治功能强在迅速敏捷地反映生活，对现实反映快捷，与政治配合及时，因此在题材上更为侧重于“现实”侧重于当下的情景和事态。随着各级官办文学刊物的建立而造就的对短篇的需求（显然周刊月刊几十页的篇幅更适合容纳短篇小说、散文等体裁），出现了一批专事短篇创作的作家，被称为“短篇小说作家”，代表性的有赵树理、李准、马烽等人。

虽然同政治的紧密结合伤害了一部分短篇小说的思想性和写作水平，但短篇小说在体裁上的自觉性是很强的，从50年代初开始，对这一样式的讨论就持续不断，而57年《文艺报》的短篇小说笔谈，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对于短篇的谈论，集中于短篇的特质和结构形态，多半强调短篇具有“以小见大”的那种作用，如同一叶知秋一样，短篇的小体量也不失对社会整体的反映。当然，也有观点认为，40年代延安文学那种重视通俗性和故事化的倾向，而对短篇小说样式的谈论则是对这一潜流的扭转，是小说“现代化”的一部分。这些讨论引发了那种，重视剪裁构思，写横断面的短篇盛行于世。

长篇则是那种真正可以正面全面“反映社会”的体裁，其规模和容量是其受到重视的主要因素，而其题材则更侧重于表现全景化地表现历史。长篇小说的创作需要更多的准备和积累，因此到了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初，出现了一个长篇小说的丰收期（或者高潮期）。但是相对于短篇，长篇这个样式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

|题材和同质化

在当代，题材是指可以作为材料的社会生活、社会现象的某些方面，对于题材的选取，对于小说创作来说有着特殊的重要性——题材的选取关乎文学作品的“性质”，决定这部作品是否“真实”，这对于作品的评价来说具有至高的地位。题材被严格地进行分类，而且被分成主要/次要题材，重大/非重大题材。一般来说，工农兵的生活要优于知识分子等其他非劳动人民的生活，政治性的、宏大的行动和斗争要优于个人的、私人的情感和心理。

另外，在面对历史和现实方面，当下的现实要优于历史（那个时候还没有未来和幻想类，但即使是现在，管理机构依然坚持这种题材等级的划分，要求网文在发展“现实主义”的写作——虽然这种现实主义仅仅指正面歌颂当代经验现实的狭隘之物），中共领导的运动优于历史上的其他事件和活动。

这因此形成了这一时期特有的题材类型概念，而在其中，农村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则是发展最好的类型。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类型的划分固然有按照小说内容来划分的成分，但主要还是强调这些生活领域的社会政治活动性质。

不过从整体的面貌来看，这一时期的小说呈现出同质化的问题，以激情热烈的笔法写作“戏剧性”的小说，在这一时期占据了主流位置，并且以文学批判等各种手段挤压其他写法的空间。从30年代中形成的那种，在重大社会事件和矛盾中塑造典型人物的写法，在这一时期被绝对化，形成了设计对立人物冲突的，戏剧化小说的模式。而其他的，都市市民的通俗小说，讽刺幽默小说，冷静、可闷、朦胧等风格也被非难。

|农村题材小说

农村题材小说，就是以在农村进行的经济运动政治运动和中心事件为题材的小说类型，而乡村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等则很大程度上退出了作家了视野，或者仅仅被作为现实斗争的补充。而这一类的小说还有一个特殊要求，作家要在立场、观点、情感上和农民一致。因此这是对解放区农村小说的发展，而和之前的五四乡土作家有一定距离。

以北方农村为题材的作品，占据了当代农村的小说的主流，其中又以赵树理、马烽、西戎为代表的山西派和以柳青、王汶石等为代表的陕西派为主。山西派的写作重在借鉴话本说书等本土资源，在新人形象中发掘农村传统中那些有生命力的素质，更有“本地人”的身份认同。而陕西派的写作则重在借鉴现实主义的写法，在新人形象中突出新的价值观，而更像是农村的外来者——虽然他们已经和当地的劳动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而在政治性上，显然是后者更富于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具有更大的思想雄心：表达“历史的本质”，概括“时代的精神”。

山西派又被称为山药蛋派，《火花》派，山西作家群，是50年代中后期形成的一个作家流派。其集中于山西这一区域，在写法上重视故事性和语言和通俗，多借鉴古典小说、说书等本土资源，在内容上也更重视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进行写实，要和农村的实际工作紧密结合。

其主要代表是赵树理，还有马烽、西戎。

赵树理40年代有《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50年代以后，他的写作风格有所变化，随着激进的社会变革对传统农村的全面冲击，赵树理表示忧患和不安，因此在《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卖烟叶》等作品中，他将老一辈农民身上通过一辈子劳作凝结的品格，看做是新社会最重要的精神根基，主要开始挖掘建立在劳动之上的传统美德。

陕西派的代表人物是柳青，他的作品有著名的《创业史》。以农村集体化运动为题材，写坚定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贫民和富农中农的对立。其中最值得一说的是贫民中的代表梁宝生，一般认为，塑造了这个新人的光辉形象是这部书中最伟大的成就。这部书的叙述语调是充分书面化的，而人物的语言则是充分口语化的，而整体上采用夹叙夹议的写法，用略带诙谐幽默的语调来对人物和事件进行及时的评判，叙述者的位置是显然从外部从高处进行的介入。

除了山西陕西两派，还有李淮和周立波值得一说。

李淮主要写作中短篇，多半按照农村运动的政策和选取题材和主题，也因此具有当代那种图解式阐述政策的鲜明痕迹。其有《不能走那条路》《李双双小传》《耕云记》。

周立波40年代有《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及《白毛女》一起，被认为是那个时代解放区文学最高的成就。后来他还有钢铁工业题材的《铁水奔流》，以及著名的《山乡巨变》（这被认为是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三大长篇之一，另两本是《创业史》和《三里湾》），随着这部作品依然是按照当时一般的规定而创作的，也就是，有积极分子、摇摆分子和阶级敌人，但作家更乐意通过乡村日常生活展开情节，着重突出民俗、人情、伦理这些东西，显得更加富于地方色彩，整体的态度也更宽厚温柔。

|革命历史小说

50年代开始就有革命历史题材的概念出现，大概是指以近现代历史为题材的小说，但基本局限于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80年代后，有研究者使用“革命历史小说”这个概念，专指那些讲述中共发动、领导的革命起源，和这一革命经历曲折过程之后最终走向胜利的故事。其作者大都是当时的亲历者，大部分追求对历史整体性和史诗性的把握，也有一些加入了传奇的要素，接近通俗小说的模式。

最为典型的史诗性革命历史小说，包括《红岩》，包括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包括吴强的《红日》，以及梁斌的《红旗谱》和欧阳山的《三家巷》和《苦斗》。

其中《红岩》的写作方式尤其有趣，其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并非专业作家，而是其所讲述事件的亲历者，50年代他们在着手收集死难者的资料，并且在各地作过多场关于革命传统的报告，并在后来把口述材料整理出版为《在烈火中永生》。后来在共青团中央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建议下，两人开始将其改编为长篇小说，经过一大批权威作家和政治领导人的指导和帮助，两人最终完成了四稿的写作。这十年的成熟过程，是当代文学组织生产的一次实践，带有鲜明的政治意味，后来在文革中成为重要作品的主要生产方式。这部作品将革命历史的正统写法推到极致，写作对立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其形象是极端单纯明朗，不带一点幽深曲折的，而其中穿插的对历史背景的描写，对政治和人生观直接发表议论的“论辩”，都强化了其作为“共产主义教科书”的性质。

除此之外还有接近于通俗小说的“革命英雄传奇”，其直接承接了40年代解放区章回体通俗小说的传统（有《洋铁桶的故事》《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等），用通俗的语言和情调故事性传奇性的写法，来表现革命战争的历史，和过去的传奇小说有相近的特征，在50年代还有受到苏联影响而产生的惊险小说。

比较出名的革命英雄传奇有知侠的《铁路游击队》、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和刘流的《烈火金刚》。《铁路游击队》《烈火金刚》都借鉴了民国武侠的内容和写法，而《烈火金刚》又特别地采用了章回体的评书体例。不过最出名的革命英雄传奇还是曲波的《林海雪原》，其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的讲述依然服从当代整体历史哲学的框架，但是小说依然在各方面隐隐地指向旧有的古典章回体小说，这不仅是在写法上借鉴水浒说岳等的结构和叙事方式，更是在内容上与过去的绿林传奇遥遥呼应，尤其是在杨子荣智取威虎山一节，这种特色更是展现出来。

不过需要补充一下的是，对于通俗小说的歧视依然落在这些小说上面，虽然经由题材的选取，通俗小说的类型写法获取了一定的合法性，但依然要受到“思想性不够”，“人物的性格不够深刻”等质疑，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类型小说在现当代文学界的低等地位。

而短篇体量的革命历史小说则有不同的风格，其着重去写的是关于生活环境的记忆。其中峻青和王愿坚着重于表现革命历史中生活的艰难和残酷，而峻青更为铺陈夸张，王愿坚相对来说更清晰简练。而孙犁、茹志鹃、刘真等则更加强调用抒情的笔法来写历史年代中的生活，以抒情性叙述的方式来表达革命历史，传达了更多的个人经验。孙犁40年代有《荷花荡》《芦苇荡》，后来50年代有《吴召儿》《铁木前传》，以及一部长篇《风云初记》，这些小说格局不大，而且时有平淡和重复之处。茹志鹃有《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两部短篇集，主要写上海里弄和近郊农村的日常生活，也有一些列写40年代战争时期生活的作品，比如最著名的《百合花》，在当年被看做是短篇艺术的典范。刘真的《英雄的乐章》等也属于这类作品。

杨沫的《青春之歌》是很特别的一部革命历史类小说，因为它关注的是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成长史。当时与其并称的还有《小城春秋》，但这部作品后来名气明显不如《青春之歌》了。《青春之歌》在58年出版的时候，是当时仅次于《林海雪原》的畅销作品，在60年代，其影响力甚至扩展到日本东南亚等地。这部长篇带有明显的自叙传色彩，写一个青年林道静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九运动之间这段历史中走向革命道路的故事，在迎合知识分子接受改造成为先进革命者的主流叙事之外，其被认为还对现代知识分子道路（“成长史”）问题，对女性命运问题等问题作出了隐秘的回应——并也因此在之后的运动遭到了批评，被指责为是“过分小资产阶级”的。

革命历史小说或许可以被认为是某种关注特定主题历史的历史小说，而除了中共的革命史，尚且有其他的历史题材可供作家选择，比如《李自成》所选取的农民战争史。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被认为是现代革命的某种历史资源，也就是在这种历史叙事下，农民起义也被认可成为次级合法的题材，因此在写作思路和观念上，与其他的革命历史小说有同声共气之处。姚雪垠的《李自成》首先是一本历史小说，采用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来分析和解读明末的社会状况，是一部旨在全面展示明末社会的“百科全书”，不过李自成本人的形象，其起义军的发展则来自于对20世纪工农红军经验的总结，站在中共革命历史的角度上来回顾过去的历史，这是这部书的独特之处（这让我想起了酒徒的《指南录》）。

|工业题材小说

对于当代文学来说，由于政治原因，具有紧迫需要表现的对象，这就是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的劳动和生活，以及发生于工业生产部门的矛盾和斗争，这就是所谓的工业题材创作。但这类小说虽然受到重视和强调，但是在创作方面总体上乏善可陈。比如有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萧军《五月的矿山》等。

而广义的都市生活题材小说，在这一时期则有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以及欧阳山的《三家巷》。前者写50年代初期上海工商业资本家的生活，写他们和工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虽然是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框架中展开叙述的，但也展现了那个年代城市生活的种种日常细节。《三家巷》则是欧阳山总题为“一代风流”的五卷本小说中的第一卷，但一般认为只有第一卷和第二卷（《苦斗》）水平比较高，其余几卷在文革后的八十年代出完，但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这部书的特点是，从侧面来展示重大的历史事变，从五四到大革命以及之后的政治事件，在小说中仅仅作为背景板，提供一种历史气氛，而小说本身则是以三个家族的姻亲为线索展开的，更多是在细致描写都市生活的日常，而它在人塑方面也塑造了一些复杂的形象，而不仅仅是热烈单纯的革命者，这也因此被认为是“言情小说”类型在当代中的隐秘复活。

|通俗小说的断裂

之前说了，武侠小说能在革命历史的框架中隐秘地活着（比如《林海雪原》），而言情能在都市小说的框架中秘密复生（比如《三家巷》），但这并不是说，通俗小说能在当代合理合法的存在。正是因为通俗小说在当代的缺位，才使得有些“主流”内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通俗小说娱乐大众的功能，作为某种意义上的替代物出现。至于说到为什么通俗在当代是缺位的，这或许可以归结于文学观的迁移，新文学所倡导的那种教化和启蒙的观点完全压过了文学的娱乐观，但直接的原因只能是——它被取缔了。

民国时期那些满足城市市民需求的旧通俗小说，总体上来说在当代处于断裂和消亡的境地，过去的通俗小说作家，有的移居香港，大多改行不再从事通俗创作，继续从事文艺创作的，他们的作品有的已经不能算在通俗小说的范畴内，有的则不在国内出版。晚清以来以言情和侠义（武侠）为主要类型的通俗小说，其命脉确实在大陆已经中断，而在港台地区则获得了承接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