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什么实录，以及实录是怎么编纂的

冯尔康《清史史料学》（第33页）

实录作为一种编年体史书是记载某个时间内的政治命令、国之大事的。清代实录一般为下嗣之君为上一代皇帝所编，康熙故世几个月后，世宗即命令修圣祖实录。实录编修需开实录馆，制定高级官员、大学士领衔主持编写。《圣祖实录》的修纂官是保和殿大学士马齐、张廷玉和文华殿大学士蔣廷錫，当然具体编写人员基本都是翰林院官员。

清实录以年月日为序，主要是排列当年的重要上谕、奏疏、人事调动以及皇帝的祭祀礼仪活动（当然内容非常广泛，经济、政治、自然无所不包），主要以公文为主。那么实录修纂的材料有什么呢？康熙说编纂世宗实录“发秘府之藏，检诸司之牍”，即内阁、国史馆、各部院材料、则例、档案。阅读清实录会发现，主要以节录公文为主，既然主要是公文，那么自然要说官面话，冒犯上位者的情况当然不会太多。

圣祖仁皇帝实录 节选 可以看到基本都是公行文书

那么修纂官怎样挑选和书写材料呢？基本上来讲，是选取于国家社稷重要的文件录入实录，但并不找单全抄，对比《上谕档》与《实录》会发现有些地方作了删减（毕竟古代以文字简约为佳），有些不甚逻辑通顺的地方也会做以修改，对于那些损害皇帝形象的修纂官也会选择略去不录，毕竟实录修出来后，皇帝也会翻检。比如乾隆就经常检查《世宗实录》的修撰，那么编修官也会按照他的意思进行改变。雍正的态度，会影响到《实录》的具体编纂。

当然，世宗对其父的态度，总体来说比较微妙，一面会说父皇“至公至正，事事周祥尽善”，另一面又说“皇考以八龄即登大位，于人情之诈伪，何由而知”（《雍正朝汉文谕旨汇存》第340页，乾隆朝《世宗实录》对此加以修改，将此句从上谕中删去，这一例即能显示出实录的修饰作用）

实录并非第一手的史料，绝对会对一些敏感词汇和事件加以处理。但是，我仍坚持，实录主要是节录公文、记录国家大政，并非是为皇帝本人立传，因此，他仍然较为客观、全面且言简意赅地反映了康熙年间的社会政治、经济变化，是为清史不可多得的史料，谕旨反映的并非皇帝一人之态度与作为，而是整个官僚、文书体系与皇帝合作的结果。如果更想了解皇帝本身，一来是可以借助更为原始的档案材料（台北故宫，一档馆，谕旨汇存，京报邸钞），二来完全可以以实录为基本参照，描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分析措施背后的考量，当然可以体会到背后的“帝王心术”，三则是将视野拓展到文集和笔记小说，从人到人，看看时人与后人的评价。

以上。粗浅理解，还需再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