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岁月未曾吝啬地收回它的所有遗物，我们才在八个多世纪的世道巨变、风雨沧桑之后，依旧保留着重睹岳飞真实墨迹的可能，哪怕那不是岳飞书法的原件，而只是一帧刻印本，我们也可以心满意足。

一

南宋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秋，长江的一条船上，坐着三十五岁的岳飞。七年前（公元1130年），岳家军经过浴血奋战，从金军手里夺回了长江下游重镇、六朝时的古都——建康府。三年前（公元1134年），岳家军又收复了襄汉六郡，从而使南宋王朝取得了对长江流域的控制权，稳定了宋高宗赵构在临安的统治。南宋政权虽然建立已有十年，但“到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的秋后，南宋政权的统治局势才算逐渐出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此时，长江又恢复了它的平静，像一幅风景画，横亘在岳飞的眼前。除了流水的声音，以及岸边苇丛里偶尔传来的野鸭的叫声，四周安静得什么声音都听不见。岳飞这些年南征北战，已经习惯了惨烈的厮杀声、叫喊声、兵戈相撞声、擂鼓助威声，岳飞的世界里充满了声音，对于眼下的寂静，却感到几分陌生。

但岳飞的内心并不安静，在他心里，“靖康耻，犹未雪”，十年前被金国俘虏的徽、钦二帝，还在北国的冰天雪地间痛苦挣扎，苟延残喘。那时岳飞或许并不知道，宋徽宗已于两年前死在了五国城，他“迎回二圣”，洗雪靖康之耻的梦想，正离他越来越远。那时的岳飞，还在思忖着一件“大事”。他对赶到九江与他会合的随军转运使薛弼说：“我这次到朝廷上，还将奏陈一桩有关国本的大计。”

于是，船上的岳飞，写了一份奏章。他笔锋沉静，抗拒着船体的摇晃，优美的小楷字体，无声地落在纸页上。

当薛弼看见岳飞写下的文字，脸上陡然变色，说：“身为大将，似不应干预此事。”

岳飞说：“臣子一体，也不当顾虑形迹。”

这些对话，都被记录下来，所以我们今天依然能够知晓。唯一不知的，是这份奏章的内容。这份奏章没有保留下来，我们无法再看到它的原初的样子。

薛弼认为岳飞不应干预的，是什么事呢？

岳飞正在写的，竟是一份请求将建国公赵伯琮正式立为皇太子的奏章。

那一年，宋高宗赵构才三十岁，除了因惊吓导致的性功能障碍，其他什么毛病都没有。急急切切地要求立太子，岳飞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岳飞所做的，当然是为了社稷国家。但这的确超出了一员武将的职权范围。

所以，当岳飞带着他的奏章，在建康府的宫殿上朝见高宗的时候，他的内心突然犹疑起来，不像他在船上写奏章时那样自信满满，以致他宣读奏章的声音都有些颤抖，几乎读不成句。文献记载，那时恰好有一阵风吹过来，吹得岳飞手里的奏章起伏不定，看上去好像他的手在发抖。他的声音在抖，手也在抖，他的手随着声音在抖，声音也随着手在抖，让整个觐见过程变得颇为难堪，对双方来说，都成了一场煎熬。

终于，他耳边传来了皇帝的声音：

“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这类事体并不是你所应当参与的。”

听到皇帝的话，岳飞立刻面如死灰。

他脸色的变化，连宋高宗都看得清清楚楚。

薛弼登殿时，宋高宗对他说：

“岳飞听了我的话，似乎很不高兴……”

第二天，宋高宗见宰相赵鼎，又提到昨天的事：“岳飞昨日奏乞立建国公为皇子，这事情不是他所应当参与的。”

赵鼎答曰：“想不到岳飞竟这样地不守本分！”

退朝后，赵鼎又把薛弼找来，对他说：“岳飞是大将，现时正领兵在外，岂可干预朝廷上的大事？怎么竟不知道避免嫌疑？”

从宰相的口气听得出来，岳飞这件事，挺出格的。

岳飞在觐见皇帝后，就灰溜溜地赶回江州军营，但他的心里，却蒙上一层阴影，爽快不起来。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多嘴”，他一定想尽快忘记这件事。他或许不会想到，这次建康之行，将成为他一生命运的拐点。

二

立太子这件在岳飞看来完全正当的请求，为什么被赵构、赵鼎定义为“不守本分”“干预朝廷”？

朝廷为什么不愿意被岳飞“干预”？

宋高宗到底怕什么呢？

一切似乎还应从王朝初建时说起。

我们都知道，宋太祖原本是后周的节度使。在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奉旨抗击契丹和北汉联军时，在开封东北二十公里的陈桥驿，被手下将一件事先备好的黄袍披在身上、假装醉酒刚醒的赵匡胤（其实是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和一些亲信提前做了准备），“糊里糊涂”地当上了皇帝，于公元960年建立大宋王朝，史称“北宋”，从此南征北战，于公元975年平定南唐李煜政权，一年后，赵匡胤在“斧声烛影”的历史谜团中神秘驾崩，又过三年，宋太宗平定北汉刘继元政权，基本上一统了天下，使北宋成为中国历史上继夏、商、周、秦、汉、西晋、隋、唐之后，第九个统一中国的王朝。

这九个大一统王朝中，唯有宋朝是以兵不血刃的方式“夺权”建立的，这得益于赵匡胤的军事实力。军队强而朝廷弱的格局，成就了赵匡胤。

赵匡胤自建立大宋的那一天起，就对武将怀有一种深度的不信任。因为他的位置已经转换——从前他是武将，以军事实力推翻了皇帝，而今他是皇帝，要提防被手下的武将推翻。

因此，立国之初，削弱武将对朝廷政治的控制就成为宋太祖改革的重要目标。他最大手笔，就是“杯酒释兵权”了。

在《续资治通鉴·卷二·宋纪二》中，毕阮对“杯酒释兵权”的过程有精彩的记载：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初九，晚朝时分，宋太祖把石守信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喝酒。“酒酣，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力，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高枕卧也。’”

领导讲话，重点要听“但是”，这弦外之音，石守信自然听得出来，惊问其故，宋太祖说：“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

石守信等人似有所悟，叩头说：“陛下何出此言？今天下已定，谁敢复有异心！”

宋太祖说：“卿等固然，设麾下有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

这一席话让大家失色，他们惊恐地哭了起来，恳请宋太祖给他们指明一条生路。

宋太祖早已准备好了“预案”，对他们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之业，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大哥”发了话，弟兄们就应该“懂事”。第二天，石守信一干人等就纷纷上表，称病辞官，要求解除兵权。宋太祖欣然同意，令罢去禁军职务，到地方任节度使，废除了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

禁军就是“中央军”，是直辖于皇帝，担任护卫帝王或皇宫、首都警备任务的军队，《水浒传》里的“豹子头”林冲，就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改革后的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司，即所谓“三衙”统领。

这是一次伟大的饭局、一次双赢的饭局、一次载入史册的饭局，各个王朝费出吃奶的劲儿都摆不平的军权分配问题，在赵匡胤的谈笑间，灰飞烟灭了。

这是宋代第一次大规模地削减兵权。两百多年后，到了南宋时代，皇帝赵构削减兵权，也是宋朝历史上第二次削减兵权，就不像第一次削兵权那样，以“请客吃饭”的方式进行。它不再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而是毫不掩饰地露出了权力的“枪杆子”，岳飞，则刚好“撞”到了这个枪口上，不幸沦为赵构“开刀祭旗”的牺牲品。

三

赵匡胤是从五代的乱局中走出来的，自己又是以节度使的身份得天下的，所以对军人势力，他心有余悸，他说：“五代方镇（即藩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一语道出了对藩镇的提防之心，派文官治理藩镇，即使他们再贪腐，造成的损失也比不上武将一个人的危害。

赵匡胤曾与宰相赵普谈论后晋的贪财宰相桑维翰，说：“措大眼也小，赐与十万贯，则塞破屋子矣！”

在他看来，文官贪财，反倒容易控制，就像一头猪，喂饱了就无欲无求了，武将则是猛虎，桀骜不驯，尾大不掉，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咬人，使天下大乱，使天地翻覆。

“杯酒释兵权”以后，那些功高爵显的中央大员们，被宋太祖好言相劝，打发到地方上当节度使去了，但节度使同样不让皇帝省心。节度使是唐代开始设立的地方军政长官，唐朝“安史之乱”，就是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发动的，叛军一度攻入唐都长安，几乎灭亡了大唐，赵匡胤自己，也是以节度使的身份夺权的，因此，对于“节度使”这个职位，他格外敏感。

赵匡胤对付节度使的方针有二：

一是将节度使手下最勇猛的士兵调至禁军，同时指派文臣担任转运使，从而剥夺了节度使的军权与财权。

二是任命朝臣到各州担任“通判”，作为州级行政事务的监督者，在通判的制衡下，刺史不能独断专行。苏东坡曾在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到杭州担任通判，欧阳修的另一位弟子曾巩则被贬至越州担任通判。

赵匡胤驾崩后，赵光义在“斧声烛影”的悬疑中当上了大宋王朝第二任皇帝，是为宋太宗。2012年，我与中央电视台导演余乐合作，拍摄八集历史纪录片《案藏玄机》（中央电视台2014年播出），专门讲到“斧声烛影”。“斧声烛影”这一谜案，玄机很大，以至于一千多年后，我们都看不清赵光义的皇位是怎么取得的。由于赵光义的权力来路可疑，让他始终处于权力正当性的焦虑中，对于掌握军权的人，就更不放心。于是他继承赵匡胤的遗志，继续削减节度使的兵权，在他即位的第一年，就免去了七位节度使的职位，除了“生活待遇”不变，其他一切都变。显然，这是一次小规模的“杯酒释兵权”。宋太宗还向各地派遣“知州”，以大幅削减武人刺史的权力。

据吴启雷介绍：宋人开创了“文官典兵”的制度。文官典兵，从根本上扼制住了武将的权力。这样的一种制度，现代很多文明国家仍在使用。“加之宋代帝王对于文化事业、科举人才的推崇，这就使得北宋发展到了宋真宗、宋仁宗时期，社会风气崇文抑武。”

一切好像又回到了大唐王朝“十八学士登瀛洲”的时代。大宋王朝政权的合法性，不再只依赖赤裸裸的武力来维持，而更依靠文化的力量，知识、思想与信仰成为崇拜的对象。仅在11世纪一百年内，就“突然”出现了一大批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强劲的文化能量，他们是：柳永、范仲淹、晏殊、欧阳修、苏洵、邵雍、周敦颐、司马光、王安石、沈括、程颢、程颐、苏轼、苏辙、黄庭坚、李清照、张择端等，把儒家文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对中国后一千年的文明走向产生至为深远的影响。

宋太祖谆谆教导他的武臣：“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据吴启雷介绍：“即使是宋代的武举考试，前来赶考的武考生，也要考核文化成绩。武将从文，一方面是考试选拔人才社会大环境所逼迫，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己日后的升迁考虑——一个目不识丁的武将，在宋代官僚体制中，将永远被人轻视，若要升迁，难度很大。于是，那些五大三粗的武人，纷纷开始努力学习文化知识。至于写一手好字，这当然也是必须的。”

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宋太宗召集禁军的高级将领到秘阁饮宴观书，教导“武将知文儒之盛也”。在这种时代风气下，连武将都要附庸风雅，表示自己的“与时俱进”。《青箱杂记》里记录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宋太宗在宫中宴请群臣，却只要求文臣赋诗庆贺。武将曹翰有点不服，说：我也是幼年学诗啊。宋太宗笑曰：卿是武人，就以刀字为韵吧。曹翰于是挥笔写道：

三十年前学六韬，

英名常得预时髦。

曾因国难披金甲，

不为家贫卖宝刀。

臂健尚嫌弓力软，

眼明犹识阵云高。

庭前昨夜秋风起，

羞睹盘花旧战袍。

诗中说，自己学习兵法三十年，当年披甲从军，不是因为家贫卖刀，而是保家卫国，如今自己臂力尚可拉开硬弓，眼力尚可辨识阵云，却什么事都做不了，只能站在秋风扫过的庭前回想旧日的荣光，没脸再去面对自己昨日的战袍了。

宋人对书法艺术怀有深深的崇拜，宋太宗曾于淳化三年敕刻一部《淳化阁帖》，将古代著名书法家的墨迹经双钩描摹后，刻在石板或木板上，再拓印装订成帖。

《淳化阁帖》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总共十卷，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被称为“法帖之祖”。其中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二人就占了五卷。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大八开套装十八卷《王羲之王献之全集》，很大程度上仰仗着《淳化阁帖》。

《淳化阁帖》摹刻后，全国各地很快掀起了传刻的热潮，让这部“法帖之祖”生出了许多“孩子”，形成了以《淳化阁帖》为“祖帖”的刻本系统。只是这些“孩子”出生以后，一代一代的繁衍，支系众多，祖本却在北宋就已损佚，至今未见可信的祖本传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淳化阁帖》多达六十三种，其中十卷全者达五十种，清朝时大多存于懋勤殿，最著名的，是懋勤殿藏宋拓《淳化阁帖》十卷（文物号：故字4678号），纸墨皆为宋代，底、面包天华锦，封面有驼色皮纸题签，每卷末皆有“淳化三年壬辰岁十一月六日奉旨摹勒上石”篆书刻款，为《淳化阁帖》罕见珍品，20世纪70年代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2020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故宫博物院藏〈淳化阁帖〉版本展》虚拟展览，让《淳化阁帖》的子子孙孙有了一次跨越朝代的聚会。

四

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起于白屋”“擢自布衣”，又出入杀场的岳飞，为什么兼资文武，能诗善词，还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文采风流，丝毫不让文人雅士，几乎是全能冠军了。

读岳飞孙子岳珂的《宝真斋法书赞》，书中讲岳飞的书法：“先王（指岳飞——引者注）笔法源于苏”，还说岳飞“景仰苏氏，笔法纵逸”。从岳珂记载里我们知道，岳飞写字，是以苏东坡为楷模的。苏东坡的字，是公认的“蛤蟆体”，扁而斜，他的学生黄庭坚开玩笑说，像“石压蛤蟆”。

2013年，我在上海图书馆看“一纸飞鸿——上海图书馆藏尺牍文献精品展”，终于在南宋《凤墅帖》里，看到了岳飞亲笔书写的三通尺牍，称“岳飞三札”。

在宋代，除了皇家法帖，许多私人藏家也纷纷刻帖。他们有财力，可以收藏名人手迹，但他们都很大公无私，不愿专美于己，而要天下共美，所以在宋代，收藏家刻帖成风，甚至形成了一门独特的学问——帖学。米芾晚年就曾将他收藏的晋人墨迹两次刻帖。《凤墅帖》是南宋曾宏父所刻，共四十四卷。只不过这部刻帖的全帙早已失传，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是它的宋拓本残卷，全世界只有这么一帙，它的珍贵，就无须多言了。

《凤墅帖》是南宋人集刻的宋朝人的墨迹，被称为“中国首部断代帖”。它让我们领教了宋代艺术的那个璀璨而强大的“当代”。那是中国艺术史上绝无仅有的“当代”，我在《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一书里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宋朝的“当代”那么的富有，就连这一私家刻帖的《凤墅帖》里，都汇集了晏殊、范仲淹、黄庭坚、苏舜钦、辛弃疾、范成大等近百位“大咖”的法书手迹。其中的大多数帖子，都是曾宏父根据自己家藏和借来的真迹原本上石刻出来的，刻工十分精细，所以比起那些经过了反复翻刻的刻帖，它的可信度要高出许多。

“岳飞三札”，收录在《凤墅帖》“续帖卷第四”里，这三札分别是《致通判学士帖》《已至洪井帖》和《平虏亭记帖》，是由岳飞书法真迹摹刻的。

《致通判学士帖》（局部），南宋，岳飞（南宋拓），上海图书馆藏

《平虏亭记帖》，南宋，岳飞（南宋拓），上海图书馆藏

假若我们把“岳飞三札”与苏东坡的法书（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新岁展庆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渡海帖》等）放在一起比照，我们很容易发现岳飞的书法，就是苏东坡书法这个“妈”生下的“亲儿子”，由此可以看到苏东坡书法“遗传”基因的强大，尤其在宋代，他和他的学生黄庭坚，在书法领域完全形成了一种垄断性的统治力。

黄裳先生说：“在北宋末，苏轼的书风是怎样地风靡了一世。岳飞也曾写得一笔好苏字，也是受了这风气的影响。岳飞的孙子岳珂就曾对此作过说明，可证今传岳飞书帖确是真迹无疑。”北京故宫博物院前辈学者徐森玉先生曾说：“当看到《凤墅帖》中岳飞的笔迹是道地的苏东坡体后，我们就能断定像‘还我河山’之类的墨迹是不可靠了。”

感谢《凤墅帖》的辑刻者曾宏父，感谢《凤墅帖》在后世的所有收藏者（包括清代梁蕉林、叶志诜、姚觐元、民国张伯英，等等），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岁月未曾吝啬地收回它的所有遗物，我们才在八个多世纪的世道巨变、风雨沧桑之后，依旧保留着重睹岳飞真实墨迹的可能，哪怕那不是岳飞书法的原件，而只是一帧刻印本，我们也可以心满意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