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准确地评价历史人物，是寻求历史的真实、写真实的历史的关键问题，而寻求历史的真实、写真实的历史，则是严肃的史学工作者的目标定位，也是严肃的史学工作者的自我价值追求。但是，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史学工作者尽管主观上把寻求历史的真实作为秉承的宗旨，而能否写出真实的历史，仍然需要不断经受时间和实际的检验。正因为如此，历史学才成为人类社会永恒的研究领域。为了能在寻求历史的真实和写真实的历史这幅科学长卷上添上精彩之笔，史学工作者需要注意几个问题。只有新的认识难作终极结论寻求历史的真实和写真实的历史，对具体的史学工作者来说，或许是毕生追求，却又难以完全达到的目标。人们已习惯于接受 “盖棺定论”的说法，其实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盖棺未必就能定论。这样说并不是对已有的历史研究成果都持怀疑态度，而是说迄今为止的历史研究成果都只有相对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已有的历史研究成果都应是继续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而不是终极结论。史学工作者不能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当作最终结论，是因为评价历史人物所依据的 “事实”，是否就是百分之百的真实，也难作绝对的结论。史学工作者所依据的 “事实”，除通过种种途径发现的实物之外，基本上是别人的文字记载。

所有这些文字记载，包括官修的正史、民间流传的 “野史”，以及各种碑文、墓志铭等等，都难免有出于种种原因而发生删改、漏记、误记，甚至篡改等情况。拿我国宋代来说，官、私史学著作都极其丰富。然而，还没有传到后代，宋人已对宋代各种官、私史书记载的真实性提出疑问了。实际上，宋太祖实录和宋国史都曾几次经过修改。等到赵光义做了皇帝后，又批评太祖朝国史、实录没有写出赵匡胤得帝位和曹魏篡汉、司马氏篡魏的不同，说：赵匡胤始终忠于周室，事先根本没有谋划和打算过，得帝位完全是无意的。于是，修国史的就按赵光义给的口径修改。赵光义接替赵匡胤做皇帝，在正史中又特意增编出 “母命”的 “事实”。可见无论是记录性的起居注、时政记、题名刻石，或者档案资料性的会要，以及编修成书的国史、实录，都或因时忌、或因人讳、或出于编修者的私意，难免使 “事实”不实。真所谓： “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 ! 。正史如此，行状、神道碑、墓志铭、文集等私家撰述，同样或因害怕获罪官府，或因害怕开罪私家，而难以直书。宋人朱熹批评欧阳修所作 《范公 （范仲淹）神道碑》、苏轼所作 《温公 （司马光）神道碑》都有所掩饰和不实。有关古代历史人物的文字记载有以上这类问题，当代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也存在故意销毁档案，以及相关的人证、物证的事例，使一些重大事件变成有“事”而无 “实”。前苏联基洛夫遭暗杀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