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他所创作的《中国小说史略》中，首次为中国自古以来的小说作史，桓谭称中国古代小说“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词”。而明清时期可以看作是中国小说的黄金时代，神魔小说，人情小说，仿古小说，讽刺小说以及谴责小说等层出不穷，掀起了中国封建社会民间文学最后的一个创作热潮。

在中国古代体例宏阔的小说种类中，有一类小说引起了笔者的注意，那就是清代拟晋唐时期的小说。这类小说大多富有传奇风韵，阅读受众广泛且作品通俗易懂。其中，有《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为此中最负盛名者。而其中，《阅微草堂笔记》“立法甚严，举其体要，则在尚质黜华，追踪晋宋”，其文辞偏向于论议，题材内容方面跨出了小说表述的局限，而更多的关注社会现实，更多的“有益人心”，这成为我选择阅读这部作品的主要原因。

《阅微草堂笔记》是清朝翰林院庶吉士出身的纪昀于乾隆至嘉庆年间创作的文言笔记体志怪小说。虽然作品为“笔记”，内容却毫无文人刻意雕琢，艰涩难懂之感。用作者纪昀自己的话讲，这部作品是“聊以遣日”之书，如此“消遣”的作品，成为纪昀唯一一部面向大众的通俗性作品。其中故事的选材大多来自作者本人和亲友的家庭轶事，记载了作者亲身经历过的以及道听途说的各种新奇故事，包括官场见闻、世态炎凉、风土人情、京师风尚、边地民俗和奇闻轶事等等.作者创作的“原生态”的故事是一处凿通现实和历史之间墙壁的孔洞，让我们得以从此处管窥当时社会生活的样貌。

从透着光亮的孔洞中向历史望去，《阅微草堂笔记》创作完成于乾隆皇帝统治后期至嘉庆皇帝统治初期这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期内，封建社会式微：理学家们热衷于宣传儒学教义，但其实他们自己也只是空谈义理的宿儒罢了；饱读诗书的儒生们，精神生活浅层化，“文字狱”的大行其道使得知识分子纷纷噤若寒蝉，仕途不再是他们的唯一选择道路；官场腐化，党派相争，社会阶层固化，统治阶层中沽名钓誉之徒不计其数，他们把眼前的功名利禄看得高于一切；那些“质美而未学”的百姓则因为文化水平太低，从而难以懂得生活的深层含义……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腐朽不堪的，墙壁的那端是漆黑的暗夜，如同鲁迅笔下囚禁着沉睡的人的铁屋子一样黑暗。

《阅微草堂笔记》作为志怪小说，运用大量篇幅描写了鬼狐精怪。我曾试图发问，思索笃信“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纪昀为何在志怪小说中投入大量的精力，却不得其解。最终我不得已回到自己管窥的起点，并在那其中找到了答案：黑暗的社会现实使纪昀这类怀有着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儒者对社会伦理道德怀着深深的焦虑。由于统治阶层的严格控制，他们的言论自由受到国家机器的监管和恫吓。古语有言，穷则思变，在这种文化的高压状态下，通俗的民间志怪小说应该是相对自由的创作方式之一，它也自然而然成为纪昀写作的选择。有所不同的是，志怪小说《聊斋志异》写鬼狐，目的是寄寓蒲松龄个人的的审美理想；而纪昀的志怪故事，融入了自己的生活态度以及人生感悟，并将其和民间故事杂糅，既形成了独特的叙述风格，又从根本上契合儒家道德规范，本质上属于“讽喻”、“劝诫”的创作。这种作品中暗藏的讽喻是纪昀的“把戏”，他在当时所做出的一系列的努力，都只能称作是“暗夜中的密谋”。

那么，纪昀在“暗夜”中“密谋”何事？这是我们值得思索并研究的问题。

一、官场现形

《阅微草堂笔记》中委婉的讽刺让人不得不联想到《儒林外史》中对严贡生“婉而多讽”的描述。尽管委婉，纪昀的讽刺又如同知情人一般入木三分，深刻而准确。这从纪昀对官场腐败的讽刺中可以略见一二。纪昀的深刻，在于他揭下了所谓“清官”们粉饰的面具，将粉饰太平的天下背后的阴暗揭示出来，这比谩骂更具有说服力。

“滦阳消夏录五”中，纪昀的朋友田白岩讲述说，康熙年间江南发生了一件征漕案，有好几个官员伏法，其中一人的鬼魂几年之后降临到他的朋友家，讲述说自己正在地府中状告某公，朋友惊诧道：“某公是清正的官员，况且征漕案发生时某公尚未担任两江漕运总督一职，为何无缘无故的状告他呢？”鬼魂解释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案情刚刚有苗头时，如果革除一两个官员，流放一两个小吏，就完全可以消除隐患。而某公为了博取忠厚的名声，眼看着脓肿而不治，终于导致了溃烂，我们都因为触犯法律而被杀，却无法怨恨执法者。追根溯源，不状告他还能够状告谁呢？”某公看似忠厚，看似包庇了属下，却因此导致了更加严重的后果——对腐败没有及时的制止，酿成大案。这样的官官相护的恶果，纪昀以人鬼之间的对话表现出来，暗讽了当时朝堂上朝臣相护的现状。既使文章容易被更广泛的群体所接受，说理更加明晰透彻，也表现出纪昀独特的笔记体志怪风格。

二、鄙薄文士

纪昀也是读书人，但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纪昀却对书生不报有好感。原因上文已经提到，“文字狱”使得文人们人人自危。对待那些拘泥古制，迂腐不化的文人，纪昀更是在轻松的调侃中轻蔑的讽刺他们的所作所为。

“槐西杂志一”中记载了纪昀的朋友陈裕斋说过的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住在道观里，和一个狐女相好，夜夜快活。忽有几日，不知为何狐女未曾露面。等狐女再次来时，那人问她缘由，狐女解释道：“道观里新来了一个道士，众人将他视作神仙，我担心他真的有法术，因此暂避一时。今日我变化成一只小老鼠，从墙洞中偷偷地观察他。原来这道士不过是吹牛骗人罢了，所以我又来了。”那人追问：“你凭什么说道士没有法力呢？”狐女回答道：“但凡是伪仙伪佛，大抵只有两套伎俩：一种是假装沉默，让人揣摩不透；另一种是假装癫狂，让人疑心他真的有所依仗。凡是装腔作势就是假的。比如像您这样的文士，故作高傲，有的迂腐孤僻，使人觉得他耿直；或者借酒骂人，让人觉得他有些狂放，这是同一种把戏。这个道士东张西望，很明显神情不安，我断定他没有什么本事。”纪昀借狐女的眼光，批评了文士的高傲或迂腐，词锋尖刻，不给文人留任何的余地，可谓是一箭双雕。

然而，我们如今重新审视这段叙述，多少会觉得文章的论调有失偏颇。读书人的性格是由承载着他们的时代的文化所决定的，但纪昀选择无视读书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更是绝口不提造就残缺人格的落后的政治制度，而单单从文士的各种陋习出发，一味的鄙薄文人，这是极不公平的的做法，纪昀身处那个时代，无法避免的难以跳出社会的怪圈，反映到其笔下便是种种的局限性和有失公允的讽刺。

三、家长里短

《阅微草堂笔记》的首要定位是儒学伦理的普及读本，通读全篇，更多的是看到纪昀在不断的讲述着一个又一个家庭故事，更多的看到他在公民道德教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在种种的家庭亲缘关系中，婆媳关系是唯一没有血缘的家人，纪昀更是对儿媳孝敬婆婆的孝行毫不吝啬地赞扬。如“滦阳消夏录二”中，在面对火烧连营的突发灾难中，“寡媳守病姑不去”的破屋在一场大火之后“岿然独存”，原因是“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在关于婆媳关系的叙述中，纪昀几乎未写到婆婆善待儿媳的故事，更不会考虑到婆婆虐待儿媳会遭受神明怎样的惩罚。这样的单向叙述让人很难满意，但这不能不说是时代和社会带给纪昀的思想局限。

作为清代最负盛名的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始终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读者的注意。对于在“暗夜”中“密谋”的纪昀，极富有着“封建知识分子良心”的纪昀，我想用一句话勾勒出他粗浅的轮廓，同时也为这篇文章作结：如果天空是黑暗的，那么就摸黑生存；但不要因为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我们可以卑微如尘土，但不可以扭曲如蛆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