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对纪传体史的开拓创新有两大贡献：一是三国并列，开创纪传体国别史的范例；二是开创三国时期小通史的创作，探索三国鼎立形成的历史原因。分说于次。

一、《三国志》三国并列，开创纪传体国别史的范例

东汉灭亡，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而三方都志在统一，这不仅是立国者的意志，也是社会大众普遍的意识。所以蜀汉国小力弱，却主动出击曹魏，诸葛亮北伐的口号就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希望完成中兴统一的大业。陈寿所写《三国志》以《魏志》《蜀志》《吴志》分别记载三国史事，并列单行，反映三分鼎立状态，而又合称《三国志》，表示三国之史为一书，寓含三国终归一统的意义，既分且合，所以是一部国别史。

国别史是纪传体的新范例，“新”在哪里？这“新”就在既分且合上，它是一种编纂体例，要特创一种记叙笔法来体现，这就是创新。

如果陈寿只是分别记载三国史事，各自独立单行，那就没有任何创新，即使三书合为一书，也只是合编，若无任何创新，不能称为断代小通史。

何为断代小通史？这是本文特设的一个名词概念，指跨朝代的一个历史时期，一个时段的断限纪传史。

《三国志》不只是“三国鼎立”时段的历史，而是“三国时期”，或称“三国时段”的断限纪传史。继陈寿之后，李延寿创《南史》《北史》，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均是师法陈寿《三国志》的断代小通史。但是后四部，合编的成分较多，通史规则的创新较少，《旧五代史》最为明显。

若以时代的形势论，只有三国时期是鼎立的国别存在，其他四部小通史，是前后朝代的连续，限制了史家的创新。如此对照，就可知陈寿的创新了。他抓住了时代的脉搏，创立了国别史，同时创立断代小通史。这就是一个杰出历史家的伟大识见。

从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三国志》既三书并列单行，又三书合称，到了宋代三书合并雕版为一书，不再单行，这一过程，历代书目有所反映。《隋书·经籍志》作为一部书著录，称“《三国志》六十五卷”，随后又著录：“《魏志音义》一卷、《论三国志》九卷、《三国志评》三卷。”《魏志音义》一卷，表明《魏志》单独成书，说明《魏》《蜀》《吴》三书分别单行；而《论三国志》、《三国志评》可以作为一书来评，说明《三国志》可以合称为一书，故《隋书》著录为一书。两《唐书》所载三书并列著录，充分说明三书独立单行。《旧唐书·经籍志》正史类载：“《魏国志》三十卷，陈寿撰，裴松之注。”而《蜀书》《吴书》并列入编年类。《新唐书·艺文志》载：“陈寿《魏国志》三十卷，《蜀国志》十五卷，《吴国志》二十一卷，并裴松之注。”到了《宋史·艺文志》合为一书记载：“陈寿《三国志》六十五卷。”

综观陈寿身后书目的记载，说明在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约七百年间，《三国志》三书单行，称《魏志》《蜀志》《吴志》，而评说又总称为一书《三国志》，宋合璧以后为一书刻版，称《三国志》，并列三书为《魏书》《蜀书》《吴书》。这一景观是陈寿所创《三国志》纪传国别史体呈现的面貌。

如前文所述，“国别史”并不只是分国记载史事这么简单，而是既分又合的关系，创造一种书法来联系，表达作者的历史观。《三国志》书法，只作纪传，不作表志，突显分国记载的史事；而所作纪传，只在《魏书》中有纪有传，《蜀书》《吴书》只有传而无纪，《蜀》《吴》两国皇帝称“主”，即“国主”“国君”之意。陈寿所创这一书法，表现了陈寿的卓越史识，即进步的大一统历史观，这是宏扬司马迁通史笔法的伟大创作。魏、蜀、吴三国，只是国家的暂时分裂，而三国同属一个中国，代表一国的只有一个称“纪”的帝王，那就是曹魏帝王。曹魏称帝从曹丕篡汉开始，无论叫“篡”，即非法夺取，还是叫“受禅”，合法继承，结果是一个，曹魏承传汉朝。旧史家称为“正统”。陈寿以曹魏为“正统”，合于历史的真实，为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所采纳。

说到“正统”观念，它不只是朝代承传，而更是一种政治服务的思想观念，“正统”指合法的政权，不合法的政权就是僭伪。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以蜀汉为正统，朱熹作《资治通鉴纲目》宣扬封建伦理纲常，强化官方统治思想，肯定习凿齿，非贬陈寿，以蜀汉为正统。此后，这一观念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认识，其实是对历史事实的扭曲。由于东晋编安南方，形同蜀汉，南宋亦偏安南方，朱熹承传习凿齿观念，具有政治上的现实意义，鼓舞江南士民的立国信念，不忘北伐，回归中原，因此亦不可否认。从辩证法的思维，不必是此非彼，正统观念强化一个中国的理念，应予肯定。由是，陈寿所创国别史，以曹魏为正统，既实录了三国分裂的现实，又强化了一个中国的观念，毫无疑问应予肯定。

现在我们还要讨论一个问题，陈寿原创为什么要三书并列单行？

笔者的推想，陈寿只在《魏志》中立纪，不给《蜀志》《吴志》立纪，称蜀、吴两国皇帝为“主”，陈寿的确是在为曹魏回护内容，为曹魏回护，即为晋回护，从自身避祸的角度考虑无可厚非，但三书合为一书，蜀、吴两国形同诸侯国，这不符实录。除了孙权短暂称臣于曹魏以外，三国均为独立政权，而蜀国更是直接称曹魏为“賊”，自称为汉，说什么“汉賊不两立”，敢于兴师北伐。但是三书单列并行，却又显现不出三分政权共一国的理念，而“正统”观就是强调一国的理念，所以陈寿在回护之中又表达了一国的理念，故取名“三国志”，表示这三书实为一本书，也就是《三国志》是可分可合的。这就是陈寿用国别史的形式创造了纪传断代小通史的新体例。下面接着谈具体的体例结构，即创新特点。

二、《三国志》跨代述史，开创纪传断代小通史新体例

魏蜀吴三国鼎立，起于公元220年曹丕称帝，讫于公元263年曹魏灭蜀，共四十四年。魏蜀吴三家均兴起于镇压黄巾起义，所以东汉末年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是《三国志》的上限起点。《三国志》记事终于西晋灭吴归一统，时为公元280年，此为《三国志》记事的下限。公元184年至公元280年，共97年，历经东汉末37年战乱，三国鼎立44年，魏吴与晋吴对峙17年。西晋建立在公元265年，晋吴对峙实际15年，中间264年名义上还是曹魏。总之《三国志》记事跨越汉末、三国、西晋初三个朝代，不是一个朝代，即不是三国鼎立的断代史，而是一个时段，跨越三个朝代的断代小通史。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以公元190年关东起兵讨董卓为三国时期的上限，东汉末年的三十年军阀战乱起于是年，陈寿《三国志》记载汉末史，虽起于黄巾起义，而重点也是记载三十年战乱，所以范文澜的历史断限亦可成立。虽然黄巾起义只是《三国志》述史的一个“引子”，但曹孙刘三方的兴起皆起于镇压黄巾起义，故《三国演义》（原名《三国志演义》）明确起于黄巾起义，合于陈寿本志，本文论说亦以黄巾起义为《三国志》上限。

司马迁创作《史记》，开纪传史通史体例，旨在探索朝代演变的治乱兴衰规律，司马迁概括为三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陈寿创《三国志》断代小通史，旨在探索为何有三国鼎立，即探讨三国鼎立形成的历史原因，也就是《三国志》的编撰主旨，这是本文要阐释的重心，将在下面第三题专门列目来砥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