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观点看，古文献是指传世古写本、古印本的精华（即善本），出土的简牍、帛书，还有出土的甲骨、文书等。中国是一个非常注重历史留存和文化传承的国家，历朝历代都有整理古文献的传统。

西汉时，景帝封其子刘余为鲁恭王。刘余在建造宫殿时，拆除孔子故居，无意中在夹墙里发现大批古文字写成的古书，有《尚书》、《礼》、《论语》、《孝经》等几十部。这是一次重要的发现。这些书是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由孔子八世孙孔鲋掩藏的祖传典籍。后孔鲋参加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战死，这批典籍再无人知其下落。刘余把这些典籍交还给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孔安国欲将这些典籍献给朝廷，并希望它们能够在官学广为流传，但他的愿望落空了。其后，孔安国自己整理这些典籍，并开设私学传授弟子。

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十月，汲郡汲县（今河南汲县）一座魏国国王墓被盗掘，出土一批竹简。每简长约合晋尺2尺，一简40字，分两行，每行20字，简文魏科斗文（古文字）。这是我国古文献的又一次重要发现。晋武帝对此十分重视，命人将全部出土竹简“藏于秘府”。至太康二年（281）春，西晋王朝完成了统一大业后，即令人整理校编出土竹简，并把古文写定为隶字。荀勖等人从太康二年至惠帝永康元年（300），经二十年艰苦的寻检、整理，校编工作才告完毕。共编校写定古书16种75篇，包括《易经》、《穆天子传》、《周书》、《国语》及各种杂书，总字数约10余万。其中，引人注目的是13篇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它记载夏商周之事，接以晋国纪年，至战国三家分晋，则用魏国纪年记事，至“今王二十九年而止”（即魏襄王二十年）。

中国历史上，对古籍的整理、保护也十分重视。在清代，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库全书》编撰完成。全书3.6万册，分抄7部，藏于文渊、文溯、文源、文津“内廷内阁”和扬州文汇、镇江文淙、杭州文澜“江南三阁”（七阁现存四阁，其中江南三阁仅存文澜一阁）。《四库全书》数遭劫难，至今仅存四部，分藏于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台北、杭州（补全）。

古代不仅宫廷、官府收藏、保管古籍，而且私人收藏也十分盛行。自宋代以来，出现了为数众多的藏书家。清代光绪年间，叶炽昌编撰《藏书纪事诗》六卷，对历代藏书家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自北宋初年迄清代，著录750余人，对研究我国收藏、保管古籍的历史有重要价值。

私人藏书家对收藏古籍的建筑十分注意，许多藏书家修建了专门的藏书楼。在明代，以浙江宁波天一阁藏书楼最为著名。它建于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是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处。原有藏书7万余卷，后屡遭盗窃，散佚甚多。至解放时，除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外，阁内仅存1.3万余卷存书，存书大多是明代刻本和抄本，其中地方志和科举题名录甚多，是研究明史的珍贵文献。

在清代私人藏书家中，有“南瞿北杨”之称。“南瞿”即江苏常熟瞿绍基，“北杨”是山东聊城杨以增。瞿绍基建有“铁琴铜剑楼”，杨以增建有“海源楼”。此二楼与杭州丁丙的“八千卷楼”、浙江吴兴陆心源的“皕宋楼”，合称为晚晴四大藏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