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唐书》的《志》中，有唐玄宗夏季幸骊山为杨贵妃庆生辰和唐朝全国共有二十六座关的说法，都不符合历史实际。前者误信了唐人小说、诗歌的说法，而未考察唐玄宗幸骊山的具体时间。后者把一个阶段设置官吏的关津的统计数字误作整个唐代恒长不变的数字。其实，《新唐书》的作者们修志时，只要与该书其余记载统筹对勘，即可避免这两则错误。

《新唐书》中的《志》，被古今学人认为其成就高于同书的本纪、列传和表，最有史学价值，但其中也存在不少错误和弄不清的地方。北宋吴缜的《新唐书纠谬》，清朝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都是对《新唐书》下过大功夫的学术专著，虽然都辟出相当篇幅对该书的《志》所存在的错误予以罗列、辨析，但并没有穷尽所有的错误。其余学者也偶有零星的提及。笔者又发现一些错误，这里拣择其中两则予以辨析，并推论其致误的原因。

一、关于唐玄宗夏季幸骊山为杨贵妃庆生辰事

《新唐书》卷二十二《礼乐志十二》记载：“帝幸骊山，杨贵妃生日，命小部张乐长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方进荔枝，因名曰《荔枝香》。”

这段文字没有交代所谓唐玄宗夏季幸骊山是在哪个年份，也没有交代杨贵妃的生日是哪月哪天，为了弄清问题，需要做一些考证。

文中提到“会南方进荔枝”，唐代南方产荔枝并向朝廷进奉的地点有两处，一是南海地区，即今两广地区，一是巴蜀地区，特别是巴山三峡一带，即今重庆市。关于这两处荔枝的成熟时期，唐人明确指出是在夏季。《全唐文》卷二百八十三张九龄《荔枝赋》的序文说：“南海郡出荔枝焉，每至季夏，其实乃熟。”《白居易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卷四十五《荔枝图序》说：“荔枝生巴峡间，……实如丹，夏熟。……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当时没有现在这样的保鲜技术，荔枝成熟摘下来，易于变质，不能存放，须飞速运送京城。那么，如果真的是荔枝成熟时杨贵妃庆生辰，她的生日只能在夏历六月份。

杨贵妃原本是唐玄宗的儿媳，即寿王的妃子。《新唐书》卷七十六《后妃传上》对于她所以被唐玄宗霸占及其周旋过程，这样记载道：“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后廷无当帝意者。或言妃资质天挺，宜充掖廷，遂召入禁中，异之，即为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号‘太真’，更为寿王聘韦昭训女，而太真得幸。……天宝初，进册贵妃。”这里把年份或交代错了或不确切，参考《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下》的说法，可知《新唐书》卷五《玄宗本纪》的说法准确：“[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二十八年……十月甲子，幸温泉宫。以寿王妃杨氏为道士。……[天宝]四载……八月壬寅，立太真为贵妃。”天宝十五载六月，长安的东部门户潼关被安史叛军占领，唐玄宗匆忙离开长安，外出逃难，途经陕西兴平县马嵬驿，从行将士杀掉导致国家动乱的杨贵妃的堂兄宰相杨国忠，唐玄宗不得已，下令缢杀杨贵妃。我们姑且就从开元二十五年开始考察，看唐玄宗是否有盛夏幸骊山的经历。《新唐书·玄宗本纪》是这样记载的：

开元年间：“二十五年（737）……十一月壬申，幸温泉宫，乙酉，至自温泉宫。”“二十六年……十月戊寅，幸温泉宫，壬辰，至自温泉宫。”“二十七年……十月丙戌，幸温泉宫；十一月辛丑，至自温泉宫。”“二十八年正月癸巳，幸温泉宫，庚子，至自温泉宫。……十月甲子，幸温泉宫，……辛巳，至自温泉宫。”“二十九年正月癸巳，幸温泉宫，……庚子，至自温泉宫。（按：这里弄错了，把上个年份正月的事复述了一遍。）……十月丙申，幸温泉宫；……十一月辛酉，至自温泉宫。”

次年改元天宝，天宝年间：“元年（742）……十月丁酉，幸温泉宫；十一月己巳，至自温泉宫。”“二年……十月戊寅，幸温泉宫；十一月乙卯，至自温泉宫。”“三载正月……辛丑，幸温泉宫；……二月庚午，至自温泉宫。……十月甲午，幸温泉宫；十一月丁卯，至自温泉宫。”“四载……十月戊戌，幸温泉宫；十二月戊戌，至自温泉宫。”“五载……十月戊戌，幸温泉宫；十一月乙巳，至自温泉宫。”“六载……十月戊申，幸华清宫（温泉宫改名）；……十二月癸丑，至自华清宫。”“七载……十月庚戌，幸华清宫；十二月辛酉，至自华清宫。”“八载……十月乙丑，幸华清宫；……九载正月己亥，至自华清宫。……[九载]十月庚申，幸华清宫；……十二月乙亥，至自华清宫。”“十载……十月壬子，幸华清宫；……十一载正月丁亥，至自华清宫。”“十二载……十月戊寅，幸华清宫；十三载正月丙午，至自华清宫。……十月乙酉，幸华清宫；十二月戊午，至自华清宫。”“十四载……十月庚寅，幸华清宫；……丙子，至自华清宫。”此时，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唐玄宗逃出长安，杨贵妃死。

从以上十九年的情况来看，唐玄宗幸骊山，绝大多数年份是一年去一次，时当冬季，或当月返回京城，或驻跸一两个月，或到次年春初返回。只有两个年份一年去两次，另一次在春季。总之，他绝没有夏季在骊山的经历，原因很简单，是为了利用骊山的温泉和地气度过寒冷的冬天。那么，《新唐书·礼乐志十二》所谓唐玄宗盛夏在骊山为杨贵妃过生日的说法，只能是子虚乌有。

杨贵妃爱吃荔枝，官方专门为她设置飞骑长途运输。中唐人李肇《唐国史补》卷上说：“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然方暑而熟，经宿则败，后人皆不知之。”和李肇时代相同的诗人杜牧，《樊川诗集注》卷二有其《过华清宫绝句三首》，第一首云：“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全诗是说：从京师长安城向东面望去，华清宫所在的骊山花木葱茏，如同锦绣一般。依山而建的殿阁高高低低，门户逐层开启。只见驿路上一匹马狂奔不已，腾起飞尘，人们弄不清马背上装载着什么东西。只有杨贵妃从骊山上远远望见，知道是保质保鲜的荔枝送到了，不禁会心一笑。到了晚唐，袁郊作《甘泽谣》，其中有一则题为《许云封》的故事，便演绎成这样的情节：“梨园法部置小部音声凡三十馀人，皆十五[岁]以下。”许云封少年有成，选入其中吹笛子。“天宝十四载六月日（北宋乐史《杨太真外传》卷下作‘六月一日’），侍骊山驻跸，是贵妃诞辰，上命小部音声集长生殿，仍奏新曲，未有名，会岭南进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欢呼，声震山谷。”

这样，我们便弄清了《新唐书·礼乐志十二》上述说法的来龙去脉。关于这一点，清人冯集梧《樊川诗集注》给杜牧这首诗做注，已经提到“谓荔枝孰（熟）时明皇未尝在骊山，说见《遁斋闲览》”；“《甘泽谣》以荔枝名曲，则《新书·礼乐志》已取之矣”。虽然只有这几句话，没来得及展开搜寻资料加以研究，但毕竟指出了思索的线索。笔者则依据《新唐书·玄宗本纪》的记载予以具体考察，并且还需要进一步分析《新唐书·礼乐志十二》何以会弄错。这一方面由于几位作者编纂志文时，没有同本纪仔细对勘；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忽略了诗歌、小说的性质，把它们等同于实录。实际上，诗人作诗，有时只是凭一时的意兴随手涂抹，寄托一种想法，营造一种意境，在追求艺术真实时允许违背历史真实。读者读诗，心领神会即可，如果硬要将诗中的说法一一坐实，那便是呆读。例如《白居易集》卷十二《长恨歌》，同样是写唐玄宗杨贵妃的题材，而所说多与史实不符。有句云：“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准上，唐玄宗没有夏秋两季幸骊山的经历，当然不可能有同杨贵妃七夕在长生殿说悄悄话的事情。白居易这样写，是为了利用牛郎织女的典故来烘托唐玄宗杨贵妃的缠绵私情。说到唐玄宗逃难，有句云：“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峨眉山在四川的西南部，唐玄宗只逃到成都，不经过峨眉山。白居易这样写，是为了利用峨眉山这一张四川的名片，让读者一看便知道在说什么地方的事。因此，史家对待诗歌的说法，一定要有通达的态度。南宋计有功《唐诗记事》卷五十六《李远》条记录了唐人的两种态度，说：唐宣宗时期，令狐绹推荐李远担任杭州刺史。宣宗说：“我闻远有诗云：‘长日唯销一局棋。’岂可以临郡哉？”令狐说：“诗人之言，非有实也。”至于小说的情节，本是可以虚构的，史家采集时，需要认真审视，避免误以为真。

二、关于唐朝全国共有二十六座关的说法

《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志一》记载：“天下关二十六，有上中下之差。度者，本司给过所；出塞逾月者，给行牒；猎手所过，给长籍，三月一易。蕃客往来，阅其装重，入一关者，馀关不讥。”《新唐书》卷四十九下《百官志四下》又记载：“上关，令一人，从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中关，令一人，正九品下；丞一人，从九品下。下关，令一人，亦从九品下。掌禁末游，察奸慝。凡行人车马出入，据过所为往来之节。凡关二十有六，京四面关有驿道者为上关，无驿道者为中关，馀为下关。”

《新唐书》这两处记载口径一致，认为唐朝全国共有二十六座关，但都没有指出它们的具体名称和处所。《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二》记载大致相同，说：“凡关二十有六，为上中下之差。京城四面关有驿道者为上关，馀关有驿道及四面无驿道者为中关，他皆为下关。关所以限中外、隔华夷、设险作固、闲邪正禁者也。凡关呵而不征，司货贿之出入，其犯禁者，举其货罚其人。凡度关者，先经本部本司请过所，在京则省给之，在外则州给之。而虽非所部，有来文者，所在亦给。”同样，《旧唐书》也没有指出这二十六座关的具体名称和处所。

倒是《唐六典》卷六《尚书刑部》的说法具体，说：“凡关二十有六，而为上中下之差。京城四面关有驿道者为上关。上关六：京兆府蓝田关，华州潼关，同州蒲津关，岐州散关，陇州大震关，原州陇山关。馀关有驿道及四面关无驿道者为中关。中关一十三：京兆府子午、路（骆）谷、库谷，同州龙门，会州会宁，原州木峡，石州孟门，岚州合河，雅州邛莱，彭州蚕崖，安西铁门，兴州兴城、[华州]渭津也。他皆为下关焉。下关七，凉州（按：应作梁州）甘亭、百牢，河州凤林，利州石门，延州永和，绵州松岭，龙州涪水。”无疑，《唐六典》的这则资料是《新唐书·百官志》两处说法的来源。

《唐六典》纂成于开元二十七年（739）。此前，据《新唐书》卷二《太宗纪》记载，武德九年（626），唐太宗宣布“废潼关以东濒河诸关”。又据《唐会要》卷八十六《关市》记载，天授二年（691），武则天又下敕“废省洛州南北面各置关”，可见唐太宗的指示并未认真执行。《唐会要》卷八十六《关市》还记载《唐六典》编纂之后的事，唐宣宗大中三年（849）收复被吐蕃占领的原州城及诸关，诸关指石门、驿藏、制胜、六盘、石峡、萧关，除石门外，其余不见于上述二十六关名单。三年后，陇州新置定戎关。唐人诗歌常提到今甘肃省西部丝绸之路孔道上的阳关和玉门关。《王右丞集笺注》卷十四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说：“西出阳关无故人。”《全唐诗》卷一百四十三王昌龄《从军行》之四说：“孤城遥望玉门关。”而它们却不见于二十六关名单中。因此，《新唐书·百官志》的这两处记载，肯定不符合唐代实际情况。

实际上，《新唐书·地理志》各卷所记载的具体情况，已经包含着纠正《百官志》这两处错误说法的详细资料。下面不妨予以罗列和统计。

《新唐书》卷三十七《地理志一》记载：关内道有长安县子午关，好畤县大横关，蓝田县蓝田关、库谷关以及峣关故关，华阴县潼关、渭津关，韩城县龙门山关，商洛县武关，宝鸡县大散关，盩厔县骆谷关，汧源县安戎关（原名大震关），吴山县安夷关，原州平高等县的木峡关、石门关、驿藏关、制胜关、石峡关、木崝关以及瓦亭故关，平凉县六盘关，萧关县萧关，安定县安定故关，汾川县乌仁关，丰林县合领关，延昌县芦子关，会宁县会宁关，乌兰县乌兰关，城平县魏平关，榆林县榆林关，河滨县河滨关，金河县云伽关。关内道一共有关二十九座，故关三座。

《新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二》记载：河南道有偃师县河阳故关，缑氏县轘辕故关，陆浑县汉故关，伊阙县伊阙故关，长水县高门关以及松阳故关、鹈鹕故关，颍阳县大谷故关，鲁山县汉故关，陕县大阳故关（又名茅津、陕津），灵宝县有函谷故关，阌乡县潼关、大谷关（武德二年[619]废）、凤陵关（贞观元年[627]废），卢氏县朱阳关（武德八年[625]废），鉅野县碻磝津故关，临邑县鹿角故关，长清县四口关（武德年间废），鄄城县灵津关，沂水县穆陵关。河南道一共有关八座（其中四座短暂设置），故关十二座。

《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三》记载：河东道有河东县风陵关，河西县蒲津关，龙门县龙门关，岳阳县府城关，正平县武平故关，太平县太平关，大宁县马斗关，永和县永和关，盂县白马故关，广阳县井陉故关、磐石故关、苇泽故关，阳曲县赤塘关、天门关，灵石县阴地关、长宁关，沁源县柴店关，静乐县楼烦关，合和县合和关、蔚汾关，天池县雁门关，定胡县孟门关，定襄县石岭关，雁门县东陉关、西陉关，崞县石门关，云中县牛皮关，灵丘县直谷关、孔岭关，襄垣县井谷故关，离城县壶口故关，武乡县昂车关，晋城县天井关（又名太行关），高平县昌平关。河东道一共有关二十七座，故关五座。

《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三》记载：河北道有河阳县河阳关，汜水县虎牢关以及成皋故关、旋门故关，济源县故轵关，武德县大斛故关，聊城县四口故关，新乡县故临清关、故延津关，黎阳县黎阳关，临黄县卢津关，平山县白马关，获鹿县故井陉关（又名土门关），长河县张公故关，北平县安阳故关，唐县八度故关、倒马故关、委粟故关，昌平县纳款关（原居庸关，又名军都关），平州明垤关、临渝关（又名临闾关）、大海关，妫州永定关、窑子关、铁门关。河北道一共有关十二座，故关十三座。

《新唐书》卷四十《地理志四》记载：山南东道有向城县鲁阳关，汉阴县方山关。山南西道有褒城县甘宁关，西县百牢关，景谷县石门关，顺政县兴城关。陇右道有清水县大震关，枹罕县可蓝关，凤林县凤林关，五泉县金城关，寿昌县阳关、玉门关。山南东道、山南西道、陇右道一共有关十二座。

《新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五》记载：淮南道有巢县故东关，光山县木陵故关，殷城县定城故关，应山县武阳关、百雁关、平靖关以及故黄岘关，黄陂县大活关、白沙关，义阳县故平靖关，麻城县木陵关、阴山关。江南西道有大庾县横浦关。淮南道、江南西道一共有关七座，故关五座。

《新唐书》卷四十二《地理志六》记载：剑南道有彭州静塞关，导江县蚕崖关，德阳县鹿头关，平羌县关，嶲州清溪关，会川县泸津关，卢山县灵关，名山县鸡栋关，荣经县邛崃关，汶川县古桃关，罗江县白马关，龙安县松岭关（开元十八年[730]废），江油县涪水关。剑南道一共有关十二座，故关一座。

《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七》记载：岭南道有浈阳县洭浦故关，冯乘县荔平关，阳山县故秦湟溪关，北流县鬼门关。黔州都督府所管羁縻州有庄州桂岭关。安西西有柘厥关。焉耆西有铁门关。这四处一共有关五座，故关二座。

此外，《新唐书》卷九十九《崔仁师附崔湜传》说：唐中宗时在商州“开大昌关”；卷一百九十二《贾循传》提到河北北部的“榆关”；卷二百二十二中《南蛮传中》提到成都附近的玉垒关；卷二百二十五中《逆臣传中》提到宁州驿马关。《柳宗元集》卷二十六《馆驿使壁记》说：洋州，“其关曰华阳”。那么，仅仅根据以上这些统计数字，唐朝全国即有关一百一十七座、故关四十一座。

《新唐书·百官志》沿袭《唐六典》的说法而致误，是把《唐六典》成书年份设置关津官员的上中下二十六个关，误以为是贯穿于唐代三百年间的恒长不变的数字。其实，《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本纪》已经指出：“[长安]三年（703）十二月丙戌，天下置关三十。”可见唐代置关是根据实际需要而随时调整的，当然数字不断在变。欧阳修等人只消把《百官志》同《地理志》统筹对照一番，就可避免这个错误。

《新唐书》的志是记载唐代典章制度、天文现象、自然灾变、图书总目、经济现象的文书，客观全面地反映这些内容，对于后人认识和研究当时的历史，会提供翔实精确的资料。《新唐书》的作者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功不可没。假如他们能够进一步以审慎态度、准确目光及辨别能力从事撰写，就会使这一部分文书更有价值。我们今天研究史学史，揭示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不但在于批判地承继这一份遗产，更在于吸取其失误的教训，做好新时代的史书编纂工作。

（原载《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4期）

主办：洛阳市隋唐史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