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学人访谈录】

石川祯浩：研究党史时要注意识别史料的形成过程（之三）

文汇报：您是京都学派的学者，受过严格的考据学训练，您如何看回忆录在研究中共党史中的价值？

石川祯浩：回忆录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资料，是当事人对于自己参与某一事件最直接的描述，具有重要的价值。只是，仅仅以回忆录作为依据，有很多难以确定的信息。比如具体事件的时间、地点可能不清晰。另外，在使用回忆录作为史料时，要看看这个回忆录是在什么样环境、根据什么样的材料、站在什么样的政治立场上写的，需要尽全力去辨识，否则就不能直接使用。特别是有些回忆录并不是光凭作者自己的记忆所写，而是受到其他主流观点、意见、著作的影响。比如，在书中我提到过，出席中共一大的董必武最初认为参加一大的代表总共有13人，但当他受到“12人出席一大”这一主流说法的影响时，也改变过自己的观点。虽然最后经过考证，证实是13人出席。所以，对待回忆录，要结合写作背景、时代背景等回忆录的形成过程，以识别其中的信息是否可靠。

文汇报：您强调研究中共党史要“回到历史现场”，请问书中所说的“考古学”方法对“回到历史现场”有哪些作用？

石川祯浩：这里所说的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并非是我真的套用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共党史，而是一种比喻。比如，我看到了李大钊撰写的文章，同时发现日本有类似的文献，而日本文献出现的时间更早，于是我就推断，李大钊受到过当时日本文献的影响。这就如同考古学家在不同的地方发掘出年代不同但是类似的遗迹，一般都会认为历史较近的那个地区受到过历史较远的那个地区的影响。

“回到历史现场”是史学研究理所当然的研究方法，并非我的独创发明。

文汇报：《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著成15年，再回顾其中的研究成果，您是否有增补或修改建议？

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文版出版后，确实有很多书评、论文，指出了我著作中的不足。但问题都过于细节，一时难以考据清楚。这本书已经出版了15年，2006年中文版第一版刚面世很快就卖完了，实际上第二版的准备工作早已完成，却因故一拖再拖，延宕至今。最近得出版社通知，第二版即将出版。

我自己觉得中文版的第一版其实有比较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第一版出版时遭遇“非典”，拖延3年而后仓促出版，我和译者都未得到机会做校对，里面有些错别字，同时也没有收录序言。虽然内容上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但是形式上还是有不少问题。所以我对第二版做了校对，而且添加了索引。

（节选自《京都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石川祯浩：把视野放在国际，才能回到历史的现场》，刊2016年7月1日《文汇报·文汇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