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数千年，恐怕没有哪一个朝代出过宋代那么多奸臣。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奸臣，宋朝恐怕就占一半以上。

宋朝是一个盛产奸臣的时代。从宋徽宗赵佶君临天下到南宋末年这100多年间，可以说奸臣不胜枚举。比较有名的大奸臣，有以蔡京为首的“北宋六贼”，还有白时中、张邦昌、秦桧、万俟卨（xie）、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陈宜中、留梦炎等等。

除了北宋六贼之外，还有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等“北宋五鬼”。所以说，北宋奸臣是很出名的，当然，除了以上这些贼啊、鬼啊之类的，还有一个人也被认为是“奸臣”，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安石。

大跌眼镜，王安石怎么可能是奸臣。我们很难想象把王安石跟奸臣联系在一起，王安石出了名的千古名相。

王安石从政35年始终以兼济天下为准则，来对待官场沉浮和仕途去留，从不计较个人名利荣辱毁誉。他从小就树立了苦读从政，有补有为于世，以天下为己任，报效国家和黎民百姓的远大志向。

王安石除了是影响后世历史的政治家，还是被公认为学界泰斗。他才思敏捷、过目承用，少年读书经常废寝忘食、通宵达旦。他考中进士成就功名后，仍坚持刻苦读书，夜以继日。为了经世致用，他涉猎广泛、博览群书，精通诸科、学识博大精深。

王安石终生恪守崇高的道德节义操守，具有圣贤风范。他一生为官清廉，一尘不染，生活方式简单朴素，一生如一，淡泊名利，超凡绝俗。

总之，王安石作为封建政治家，有崇高的政治品质、博大精深的学识思想、独树一帜的道德节操、辅佐帝王的雄才大略，是其他古代任何一名贤相所不能比拟的。王安石当属中国古代社会贤相第一人，后世公认的千古名相。

但在当时，王安石的确被称之为“奸臣”。《宋史》中直接把他列为奸臣传里，南宋更是把北宋灭亡的原因归结到王安石身上。这个观点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实录》，上面记载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个观点后来经宋国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定论，不仅为史家所认同，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

除了这个之外， 当时名人苏轼的父亲苏洵也认为王安石是一个大奸臣，为此还专门撰写了一篇《辨奸论》。

苏轼的老爸苏洵第一眼见到王安石就对王安石不以为然，这位苏洵老先生对王安石嗤之以鼻、深恶痛绝，虽然此时的王安石如日中天、炙手可热。

我们从《辨奸论》中可以看出这位老先生对王安石的厌恶态度。苏洵老先生在《辨奸论》中以山巨源遇见王衍、郭子仪预见卢杞为例证，类比王安石“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的行为不近人情。

翻译过来就是身穿脏兮兮的衣服，吃猪狗的食物，蓬头垢面得像囚犯，身上异味难闻像讨饭，却在那大谈诗书礼乐。洗脸换衣服、注重个人卫生是人之常情，凡是办事不近人情的，很少不成为大奸大恶之辈。

所以，苏洵老先生认为王安石得志必为奸臣、为害国家。

王安石的邋遢绝非常人可比，如果就中国古今文坛而论，称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绝不算冤屈了他。

王安石不讲个人卫生，早上起来连脸都不洗——不是一天两天不洗，是成年累月地不洗，整天蓬头垢面，跟个叫花子似的。洗澡就更别提了，身上的酸臭味离老远便能闻见，和他擦肩的人每每掩鼻屏气，如临大敌。

苏洵老先生从“见微知著”的观点出发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轻视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见微知著，可为千古观人之法。”

而且在宋神宗之前，公认的奸臣只有宋真宗一朝的丁谓，但宋神宗后，蔡确、章惇、吕惠卿、蔡京、蔡卞无不被视为北宋奸臣。这些北宋奸臣却都是直接或者间接靠王安石举荐起家。之所以如此，变法是相当重要的契机，王安石不善于识人用人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不仅如此，王安石的学生一个小官郑侠于熙宁七年（1074年）画成《流民图》，写成《论新法进流民图疏》，请求朝廷罢除新法。

图中的景象触目惊心惨不忍睹：开封城外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流亡的难民扶老携幼蜂拥而至，个个面有菜色体无完衣。他们卖儿卖女典当老婆，也只能换来一些麸皮和粗粮勉强糊口，没有家人可卖的便去吃树皮草根，饿死在城下只是迟早的事。

当然造成他们这种遭遇的是王安石。

公元1069年，宋熙宁二年，王安石出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神宗支持下，王安石发起了一场旨在改变北宋积蔽的变法。熟知王安石变法并没有带来相信中的图景，而是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公元1073年，也就是王安石变法后的第四年，熙宁六年至翌年，中原地区遭受连续10个月大旱，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但地方官吏依旧催逼青苗法本息，饥民不是被加锁械，拆房买地偿还官钱，就是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四处逃散。朝廷虽开仓赈灾，但如杯水车薪。

所以，不难理解当时人都是怎么看待王安石的。

因此，王安石在当时被称之为“奸臣”不无道理。虽然如此，我们也不能否定王安石，王安石变法是富国强兵的，如果王安石的改革成功，宋朝也不会那么早就被灭亡了，有可能还会收回幽云十六州，也未可知。

王安石的变法诚然有不足之处，但总的来说，利还是大于弊的。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新法施行之初，苏轼是强烈反对新法的人物之一；但当司马光完全废除新法的时候，苏轼又强烈反对完全废除新法，主张保留一部分新法。苏轼态度的变化，就足以证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大部分是比较正确的。

所以，王安石比较难评价，我们只能认为是：天还没亮，王安石就起来了。这一点，我们在现在看的非常清楚和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