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会员代表、各位同仁：

感谢上届理事会和新一届理事会对我的信任，感谢大家给我一个机会代表新一届理事会讲几句话。

2006年邓小南会长在闭幕式上致辞，讲到从那届理事会开始，中国宋史研究会工作方式由德高望重的学界领军人物掌舵，向逐步年轻化和建设服务型、组织型、沟通型理事会转变。从这一年开始，邓小南、包伟民两任会长努力践行，现今可以说已基本完成这种转型。本人从1987年第一次参加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四届年会和1991年参加第三届国际宋史研讨会，我都担任大会秘书组组长，1994年负责编辑《宋史研究通讯》，1996年担任中国宋史研究会秘书长直到2005年，2000年以后长期担任副会长，2003年起至今担任中国宋史研究会的法人代表。我之所以介绍我在研究会的任职，是要表明我从参加中国宋史研究会年会活动之日起，就一直为研究会做服务和组织工作，我相信新一届理事会今后将继续在服务型、组织型、沟通型的工作方式中推动中国宋史研究会的不断发展。

从上世纪20年代起，国人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方法和历史理论研究宋史，迄今已走过100多年的历程，在100多年中，以2000年前后作为一个坐标点，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进入21世纪之前，可以说是应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方法和历史理论指导宋史研究为主，进入21世纪以来，以强调“问题意识”为特征的研究模式，日益与西方汉学方法趋同，无论是“指导”还是“趋同”，100多年来宋史研究虽然有过曲折，但是取得了很大成绩则是有目共睹的。毋庸讳言，我们现今夸耀的宋朝历史的辉煌，在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以来日本、欧洲、美国宋史学界根据他们研究历史的范式重新“发现”的。

在回顾100多年宋史研究发展史时，我们也发现在宋史研究的话语权中似乎总有一种少了什么似的感觉，这就是国史以人为本的历史叙事传统方法的遗失。人类历史毕竟不完全是制度、结构、经济等科学，本源的人文、活的思想，就是科学研究之上可以回归历史学的主体，因而倡导“问题意识”和提升国史叙事方法相互结合的双轮驱动，在力图推动宋代历史研究走向更为深化的当下,重建学术自信、创建中国学者话语权，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任务。

三十多年前邓广铭先生强调宋史研究要有“大宋史”的眼光。他说“我们不只希望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有日益众多的人投身于宋史，更正确地说，应是指辽、宋、夏、金史，以及十至十三世纪的中国史的研究。” “大宋史”指的是宋史学者在讨论宋史问题时，旨在强调与当时前后并存的辽、西夏、金各王朝之间的联系与影响，而不是局限于赵宋王朝。几年前，包伟民会长也说“所谓‘大宋史’研究，并不是要求每位学者都要同时做宋史、西夏史、辽金史，而是指在从事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研究时，要有一种全局的眼光，要注意各王朝之间的竞争与互动。”因此为了在宋史学界树立包容10至13世纪整体历史观的“大宋史”，更好地打破目前辽、宋、西夏、金史之间还存在的畛域，我们欢迎辽史、西夏史、金史研究工作者能够踊跃加入中国宋史研究会，让我们携起手来，将10至13世纪中国历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阶段。

中国宋史研究会从1980年成立以来，经过第一代第二代学人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进入21世纪第三代第四代学人茁壮成长，到今天第十九届年会闭幕，第三代学人已开始陆续退出主舞台，第四代学人正成为学术中坚，而第五代学人也悄然崭露头角。借用毛泽东的话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希望新一代年轻学人在“薪火相传”之际，不仅要继承你们各自业师的学术传统和品德，更要传承二十世纪初以来的宋史学整体的优良学术风格和成绩，以便开辟出更加美好壮丽的宋史研究的明天。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新一届理事会和参会的全体会员代表，向主办方抚州市人民政府、南昌大学表示诚挚的感谢，特别向为组织这次盛会的各承办方付出艰辛劳动的工作人员和年轻的志愿朋友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谢谢大家

李华瑞

2022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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