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针对性的问法是：“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学术发展能到达那么高的程度？”

而这个时期，正是西方学者[德]卡尔•雅斯贝斯在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所谓的“轴心时代”和冯天瑜先生在其《中华原典精神》中所说的“元典时代”。

全球各大文明的“开元”经典，正是在大体与此相同的时期，“不约而同”地“爆发”出来的。这无疑是令人惊异的。

而更令人惊异的是，下面一点是被公认的——

自那时起至今的近三千年中，人类在总体精神成果上，从来不曾再有超越那个时期的伟大时代。

这由不得不让人产生“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深刻疑问。

在讨论这个问题前，笔者先说一说“墨家”及其学说。

墨家的明确口号是“法夏宗禹”。夏代的社会崇尚与理想追求就是墨家的崇尚与追求，大禹的人格精神就是墨家所推崇的人格精神。墨子声称：“非禹之道，不足谓墨。”所以说，墨家是夏代科学精神与文化精神的追随者和继承者。

墨子出身说法不一，有宋贵族之说，有鲁国人之说，还有“宋贱人”之说。从墨子自称为“贱人”且身为工匠看，他不大可能出身贵族。

从其与鲁国工匠——人所共知的鲁班（鲁班为楚国建造了很多攻城器械），在楚惠王意图攻宋时所作的著名攻防模拟中胜出一筹、以至于制止了战争的爆发（的传说）、而鲁国人包括其他周人后裔却只崇拜鲁班看，墨子既不像是鲁国人，也不像是周人后裔，而且当时其地位不被一般人所尊敬。

那么其最有可能也最合理的出身就是“宋贱人”了。宋贱人就是宋国奴隶。宋是周公辅佐周成王平定三监之乱后，封殷纣王庶兄微子启及殷商遗民之国。所以宋国奴隶就是殷人的奴隶。而殷人奴隶尤其是工匠奴隶的主要来源，就是大禹族裔——夏人工匠。

这才应该是墨子其人以及众多墨者的真实血统来源，也是墨家“法夏宗禹”的根本原因。这群作为工奴的夏人后裔，在春秋乱世中获得自由时，有着自己的秘密组织，并迅速地介入乱世政治。其志同道合之程度以及将理想付诸行动的能力，显非一般学术流派所具备。这种突出的严密组织性和其成员的自觉与顽强（一般认为，后世的“侠客”，即渊源于墨家的秘密组织），不可能是在短时内形成的，而应有其深刻而持久的历史根源。

笔者认为，受夏代历史中“少康复国” 的激励，夏人从未泯灭“驱除殷虏，恢复华夏”的信念。尤其是在工奴群体这个类似近代“工人阶级”的容易形成组织性的人群中，这种信念尤其强烈。他们一直努力记忆并保存盛夏时代的各方面成果，时刻等待着一个“钜子”拯救的复辟时刻。如果没有类似的组织动机和信念，那么，一群各有谋生手艺的乌合之众，在春秋时代获得自由的那一刻，一定会作鸟兽散的。

墨家的核心成员为夏人木匠。平日里，用制作精巧的墨斗标榜技艺，招揽活计，自食其力之余，还要反哺组织。墨家的名称来源正应是木匠的标志工具墨斗（笔者观点）。

墨家的主要成果，集中体现在《墨子》一书中。是一个包括社会理想、哲学、科学、技术、逻辑学等全方位的思想体系。墨家主张兼爱（类似“博爱”）、非攻（反对战争）、尚贤、节用，宣扬仁政，它重视科学研究、技术应用，以及科技思想与逻辑学的探讨。“完全信赖人类理性的墨家，明确奠定了在亚洲可以成为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的东西”。

但是，仅靠这样一群居无定所的游荡工匠，在春秋那样有限的时空里，若想完成墨家有关社会、哲学、科学、逻辑学以及应用技术的全部成果是难以想象的。

仅靠春秋和战国初期所提供的条件，对于业已存在的经典思想进行整理和文本记录是足够的，而对于一种称得上经典的思想体系的形成，还构不成必备的条件。

正如儒家经典基本来自于对西周礼仪和西周社会理想的整理记录、而非春秋一时之创造一样，墨家的学说理念甚至于其科学方面的成果，也不大可能是突然拔地而起地产生于春秋的。其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夏代成果的继承与延续。

其实，各大文明的“元典” 著作，也并不仅仅是“轴心时代”的智慧成果，而都有其更为古老的根源。

能成为人类元典的著作，决不会是百十年甚至是千百年的积累就可以形成的。尤其是在考虑到这些经典的“空前绝后”的伟大属性后，几百年的“积淀”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几乎每一部这样的经典，都不可能在那个（从整个人类历史的尺度来看）短短的“轴心时代”完成其作为各文明中心全部智慧活动及其成果的生成积累过程。这就是那些经典，至今依然是各民族文化和智慧的源泉，而且难以超越的根本原因。

因为，在“轴心时代”出现的人类“元典”，是作为人类全部智慧成果的第一次全面结集而存在的。这些结集所对应的，是人类全部历史的总和，而其所承载的，是人类全部智慧的总和。

人类“元典”之所以在那个特定的时期集中出现，最直接的原因，其实是记录手段的完善——

即：

文字，正是在那个时期，才成熟到足以记录人类复杂思辨过程的水平的。

轴心时代相对宽松的环境恰恰促进了文字的成熟。而成熟的文字一旦出现，所有人类的智慧成果就迫不及待地“一涌而出”（成书）了。

而传承、整理、记录了这些人类通过其以往的全部历史而总结、积累的某一方面智慧成果的“撰写者”，就成为那个时代被后世铭记的“大师”了。

那么，这些“人类通过其以往的全部历史而总结、积累的某一方面的智慧成果”在没有“成书”之前，是以什么形式，得以传承的呢？

可以想见，在文字尚不足以记录人类复杂思辨过程的水平的时候，人类的语言，就早已率先达到了这样的水平。所以，一辈辈先贤大师，会以其博闻强记的超凡能力口耳相传并不断深化地发展延续着相关的智慧成果。而已有的文字，则足以用“关键词”来记录相关智慧成果的梗概、纲目了。

那些“撰写（记录）”元典的大师们，都曾经是“讲学者”，就是对上述情况的说明。

甚至，我们都不应该低估结绳记事时代的先贤们所能达到的水平——

千万不要小看那些原始的绳结，每一个绳结，都可能对应着一大段精彩的历史描述或事理分析。

其实，早在距离“轴心时代”1000到3000年之前的那2000年左右的时间里，即人类从新石器时代进入“古代文明”后的那一个“技术进步，发明众多”的所谓的“史前时期”，人类为“轴心时代”即“元典时期”所做的准备工作，就已经在总结以往智慧成果的前提下，积极地进入到具体材料与工具的准备阶段了。

那个时期绝不可能是没有精神生活的时期。因为那时还没有真正进入奴隶制时代，不平等观念还没有盛行，劳动还没有受到鄙视。人类的创造智慧喷薄发展，各类创造层出不穷，包括文字的创制。那是一个不但有利于技术创新，也有利于思想成果总结的时代。

说人类各文明的元典思想基本汇总形成于那个更加广阔自由的时空内而被轴心时代所复兴、所定型并最终记录下来，可能更符合历史真实。以往的历史中，没有出现人类思辩的文字记录，是因为那时的文字还没有完善到这样的程度。实际情况大概率就这么简单。

中国人一个明显的传统心理特征是崇古尚古。似乎就像雅斯贝斯说的那样，“他们按照具有神话特征的理想化形态，把过去看作是一个在创造性幻想中展开的典范。”而事实上，这种状态并非产生于幻想，而是因为这片土地上的历代居民，一直切身感受着很多知道或不知道由何时的祖先留下来的高深而神秘的体系性知识、技术典藏及思想智慧的福荫与恩惠。

仅就科技成果方面，美国人李约瑟就说过：“现代世界科技赖以存在的发明一半来自中国。”而让人感觉有“神话特征”的是，大多数后世所谓的“发明”其实不过是对远古技术的恢复或再现而已。而它们的真正的起源，却始终如梦如幻地藏在历史的更深处：李约瑟慨叹：“中国的科学史几乎是一个无底的洞穴，其中有那么多的情况从未为其他国家所了解和认识。”

中国人之所以崇古尚古，是因为所有这些奇迹，都是中国人自己的华夏祖先创造的。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民族情感。而其他民族之所以少有类似的情愫，大概是因为，他们那里的古代奇迹，与他们自己的历史并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

为此，中国人很容易会有一种惭愧不如的深深内疚。因为事实上，这些知识、技术与思想的最高水平和深邃境界在近现代以前几千年的漫长时期内不但没有被本质地超越，甚至从来就没有被再次达到过。所以，人们不得不把对诸多发明初创期的探寻，投向更古远的时代。不过，这似乎也不是我们自己才有的感受。

约翰·梅纳特·凯恩斯也有慨叹：“近代史开始时，全世界拥有的几乎每一项重大成就，都已为历史发端期的人们所知晓……史前一定有某个时期……与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一样，技术进步，发明众多。但在人类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后较长一段时期内，这种盛况却又不复存在了”。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全球通史》中将凯恩斯的这段话重点提及并表示了完全的赞同。看来对远古祖先智慧的望尘莫及是全人类曾经共有的。

这就对了，中国人虽然没有经过实证，但在骨子里却总会觉得，一定有凯恩斯说的那么一个时期。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史前时期”，中国的很多事情就无法解释。这个时期显然不像是商朝。在证明了中国文字是华夏时代的创制后，中国的这一时期无疑就是华夏时代了。

其实，凯恩斯这里所说的“史前时代”已经是人类的文明时代，其众多发明中就包括文字。只是那时的文字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把当时人类所有的文明成果及其难以置信的发展高度记录下来的程度。而紧接着，人类各大古代文明无一例外地遭受了游牧民族的入侵，已经存在的古代文献可能也大多毁于战火了。由此进入了普遍的征服者使用被征服的人民作为役使对象的奴隶社会。

“使用奴隶从事劳动，一般比设计、制造新机器简单，成本也更低廉” 。此外。使用奴隶劳动，对于作为拥有强制胁迫力的奴隶主来说，可以无视危险或劳累给奴隶带来的威胁与危害。让其从事自由人不可能从事的很多繁重而危险的劳动。因为通过对人类体能极限的残酷挖掘，正可以满足奴隶主的物质、心理与娱乐的需要！为什么要让奴隶拥有可以省力的机器呢？！

被役使的奴隶，就包括那些曾经创造了世界各大文明的族裔，是经历了长期技术熏陶的最聪明的头脑。而役使他们的则是长期觊觎着这些文明所创造的巨大财富的游牧部落，是一些“贪婪”“简单”而“未经开化”的头脑。仅凭这一点，就足够带来技术倒退的。

在夏代，大禹“左准绳，右规矩”的工匠兼工程师形象，体现了远古时代“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 的社会图景。那时，最聪明的头脑、最可靠的社会资源以及领袖的威望都直接与生产及技术实践紧密地结合着。所以“技术进步，发明众多”可以说是必然的，也应该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而殷商时代贞人只用“作”字而忌讳用“制”的现象，则说明“制木”已经是奴隶所为。而此时的君子“作而不制”。

时至西周，殷人和他们的“作”字也沦落了。中山王方壶铭文中有“作敛中则庶民附” 之辞，其中之“作”已为“劳役”之义了。也就是说，殷人当初自以为优雅的雕琢之事如今也变得下贱了。

到了孔夫子，则明确声言：“君子述而不作”。而此时的“作”字，则似乎已经泛指一般的具体事务了。这种观念与西方圣哲的类似观念遥相呼应：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声称：“工匠就不是城邦的一部分，从事其他不能产生德性的行业的人员也一样，”“在治理得最好的城邦中……市民们既不从事手工业，也不经商，因为这种生活毫无高贵可言，对性格的完美是不利的。”

就这样，社会普遍而长期存在的对于已经或曾经作为奴隶之事的体力劳动的鄙视，以及对具体操作的轻蔑。一步步造成了文字、文化知识以及财富与生产劳动和技术活动的分离。

这样一来，必然会造成发明创造和科学技术的停滞不前，甚至是退化。很多已经获得的重要的发现会被忘记，很多先进方法和技术会散逸失传。所以，“在人类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并没有出现想当然的技术的进步，而是出现了社会的长期分裂和脑体劳动的长期分离。凯恩斯所说的“史前至近代初期，没有出现很多重要发明”（而发明却集中地发生在这之前的一段时期）的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在中国，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并使重大发明减少的发端，就应是从殷商时代开始的。所以，对于殷商时代文明发生巨大进步的印象，其实是基于对夏代文明成果及其为殷商时代所提供的文明基础的“遗忘”。

当然，即使没有游牧民族的入侵，各大古代文明也会由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催生出私有制度，进而造成社会的不平等，并日益引起社会分化包括脑体劳动的隔离的。

由于文字在这段出现了很多停滞和退化的时期内，主要只是作为统治和宗教的工具，就像在商代甲骨卜辞中表现的那样。所以其完善的过程非常缓慢。直到文字出现大约两、三千年后，才发展到了可以明确表达思想和记录思辨论述的程度。于是，只有在此时，人类各文明所关注的、古往今来的、全方位的、重大命题的、思考和实践的、一切的智慧成果，才终于获得了第一次汇总结集的机会。其结果就是，“轴心时代”或称之为“元典时期”的到来。

中国的华夏时代（夏代及其前身时代）就应该是凯恩斯提到的那个“史前时期”在中国的实例。中国人自己说不清起源的大部分重大技术发明尤其是木作工业和工程技术的发明大都应该起源于那个时期。

但遗憾的是，以木作工业为支柱产业和核心技术的夏朝，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遗迹。正像比夏朝还要晚些的，入侵了古印度文明的“雅利安人几乎没留下任何遗物”一样。“因为他们的住房是用木头或泥土建造的” 。

但那些雅利安人却留下了大量以吠陀形式出现的文献资料，而创造了中国文字的华夏文明，却没有记载自己历史的文献资料被发现。而且，或许如李约瑟对墨家的评价一样，夏人也是既“没有道家的诗意与憧憬，对生命现象本身的兴趣也较少。” 因此，也没有留下史诗之类的文字或语言资料。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只能感谢并依靠被殷人非完好地保存下来的华夏文字去探寻夏代的信息。再有，就是从对墨家的成就中去探寻了。

墨家的“法夏宗禹”，很容易只被当作一个“口号”。而其所宗所法，也只被理解为精神指向。但其实，“法夏宗禹”是十分具体的追求，其中就包括恢复禹夏时代的技术辉煌。因为没有足够辉煌的工程技术手段，闻名天下的“大禹治水”能有多大作为？

中国的墨家，是一个兼具哲学家精神与工匠精神的群体。而在西方，“正是哲学家的有条理的思维与工匠的实践经验及传统知识这两者的相互影响，使得西方在近代完成了伟大的科技和工业革命，从而为人类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而历史如果曾经给中国的墨家以足够的舞台，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或许将会改写。

但众所周知，这样的历史是不可能发生的。值得探讨与深思的，倒应该是墨家为什么会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中几乎销声匿迹了。以及这样的结果究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而毫无疑问的是，对墨家的认识与对华夏文明即我们民族与文化之根的认识是紧密相连的。也是与华夏文化的复兴大业紧密相连的。

回到主题，笔者认为：

人类的精神成果，之所以在所谓的“轴心时代”或“元典时代”“爆发”，其主要原因，在于恰逢此时，基本同步的各大文明所创制的文字，也同步地达到了足以表达、记录人类复杂思辨过程的水平。

而人类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全部智慧成果，就在此刻，迫不及待地“一涌而出”了。

顺便提一句：提出“轴心时代”概念的雅斯贝斯认为：

“中国文化传统在公元前2000年和更早的时期奠定了它的理想基础。发掘工作只发现了少数几处遗迹。”

这一时期，正是笔者前文提到的中国的“华夏时代”，也就是夏代及其前身时代，而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开端，可以上推到5000多年以前。

郭庆藩：《庄子集注·天下篇》，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077页：“……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

据史籍记载，夏启死后，子太康即位。不理政事，宴饮游乐，被有穷氏后羿所废。后羿又被寒浞夺取王位。太康弟中康孙少康投奔有虞氏，抚恤招纳散亡的夏遗民旧部，发展生产，积蓄力量。又纠集自己的亲信氏族及对寒浞不满的部落，合力消灭了寒浞，重登天子之位。史称“少康复国”。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201页。

冯天瑜在其《中华原典精神》（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中，首次提出了“原典”概念。“原典”义指在“轴心时代”集中出现的，各文明作为精神支柱的智慧成果的结集。

卡尔•雅斯贝斯在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着重论述了在公元前800至公元前300年间，各文明原典集中出现的现象。并称这个时期为“轴心时代”。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王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2页。

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61页。

李约瑟：《中国：发明与发现的摇篮》。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四卷，第二分册，《作者的话》。

转引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王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2页。

同上书，第174页。

《周礼注疏•冬官考工记第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525页。

此处“作”表“劳役”，“敛”表税负。——“劳役和税负适中，则人民就会归附。”

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45页。

亚里斯多德：《政治学》。转引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王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4页。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王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上册，第79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201页。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王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页。

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