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张继刚

早期秦人世居甘肃陇右地区，自中潏（商朝后期）至秦襄公（前778年―前766年在位），历十三代三百余年，艰苦创业，在与西戎斗争的过程中由弱变强，并逐渐取得霸主地位。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早期秦文化。包容多元的早期秦文化，对秦的统一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秦统一全国，早期秦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1早期秦文化与甘肃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秦的文化源头与甘肃有着紧密的关系。

“秦”的称号来源于甘肃。根据清华简记载，周成王时期，飞廉因参与商人反叛，事败被杀，“成王伐商盍，杀飞廉，西迁商盍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邾”即甘肃天水甘谷县的朱圉山，秦人被周成王迁于此。从西周中期非子之父大骆的时代开始，秦人已经以犬丘为据点，为周“保西垂”。周孝王时，非子为周养马有功，被封为附庸，“邑之秦”，这就是秦人得名为“秦”的开始。《史记·秦本纪》载：“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于是孝王曰：‘昔柏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水经注·渭水》载：“（东亭水）又迳清水城南，又西与秦水合，水出东北大陇山秦谷，二源双导，历三泉，合成一水，而历秦川。川有故秦亭，秦仲所封也，秦之为号，始自是矣。”根据文献记载可知，秦的地名来源于秦水，不是因为有了非子才有了“秦”，而是因为非子得到了秦地才号为“秦”。西犬丘在甘肃礼县，而秦亭则在甘肃清水县或张家川，所以，“秦”的称号起源于甘肃天水地区。

早期秦文化发源于甘肃境内。考古考察发现和文献记载，秦人至迟在商代末年已经活动于甘肃东部。非子“邑之秦”，这个“秦”就在今甘肃省清水县或张家川，也正是后人所讲的“秦亭”。根据史料，秦人自中潏“在西戎，保西垂”，至文公东猎并在关中择都营邑之前，十三代秦人世以犬丘、秦为居地，主要活动于甘肃天水一带。这期间嬴秦在非子、秦侯、公伯、秦仲、庄公、襄公、文公的经营下，逐渐强大并向东发展，并形成了独特的早期秦文化。可以说，早期秦文化发源、发展于甘肃境内。在早期秦人的发展历史中，秦亭是重要的立足点，是秦人向西扩张、向东发展的根据地，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嬴秦的根源在甘肃，所以尽管秦文公迁都关中，他去世后还是要回归西邑，与其父襄公同葬一处。

从法国回归的礼县大堡子山文物——鸷鸟形金饰片

甘肃境内的早期秦文化遗存。甘谷毛家坪遗址，位于甘肃省甘谷县磐安镇毛家坪村，东距县城25公里，遗址中发现了各类陶器如鬲、盆、豆、罐、甑及其一些骨器、玉器、铁器等遗物。毛家坪发现了西周时期的秦文化，居址二期为西周后期，居址一期的年代可早到西周前期。毛家坪遗址对探索早期秦文化意义重大。20世纪90年代初，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被盗掘，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后对被盗大墓进行清理。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位于礼县县城东13公里处西汉水北岸，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金器、车马器、兵器和乐器，尤其乐器坑是在秦公大墓被盗掘后幸存下来的，出土的大型成套铜钟镈和石磬，保存完好，纹饰精美，对研究秦国早期青铜文明具有重要意义。许多青铜礼器铭署“秦公作铸”，表明墓主是秦公的身份。其中，耀眼的金鸷鸟反映了早期秦文化的独特魅力，有学者认为金鸷鸟就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中的玄鸟。

毛家坪、大堡子山遗址，充分证明了秦人自商末中潏“保西垂”始，至秦文公东迁关中前，其活动的主要范围在甘肃陇右。其他还有天水董家坪遗址、礼县圆顶山秦贵族墓地、礼县西山遗址和清水李崖遗址等，都充分证明了早期秦文化发源于甘肃境内。

2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

县制最早出现在甘肃。早期秦文化在政治上表现为不受束缚、善于革新，并讲求功效。郡县制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的政治制度，而郡县制的发源地，则在西垂之地即今甘肃天水地区。

《史记·秦本纪》载，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记载了公元前688年秦武公在甘肃天水征服邽、冀二族之后，分别以其族名在该地设立了县。

礼县博物馆藏的蟠虺纹青铜车形器（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

“邽”在今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冀”即今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均在秦故地秦邑与西犬丘之间。这是迄今为止最早关于设县的明确记载。以后秦国逐步将此类举措制度化，至商鞅变法更在全国推行，共设了41个县。天水放马滩出土的地图是我国迄今为止所见最早的地图实物，对研究战国时期秦地方行政区划和建置具有重要意义。

县的出现，标志着新的地方行政区划的开始，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郡县制。王夫之言：“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郡县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和发展的制度保证，对中华文明影响深远，也影响到历史上和今天周边的一些国家。出自秦人的发祥地甘肃天水地区的县制，则构成了华夏文明的重要内容。

嬴秦是中国农业文明的源头之一。文献记载中强调秦人善于养马，但并不是说没有农业。其实，早在秦人“保西垂”时代，就经营起了发达的农业和畜牧业。嬴秦是农业生产中较早使用铁制工具、最早普遍使用牛耕的国家，文献和考古资料中都有印证，也得到了学者们的肯定。礼县大堡子山秦陵车马坑盗余的残留物中，发现有锈蚀严重的铁制品；礼县圆顶山秦贵族墓区，出土了铜柄铁剑；在甘谷毛家坪遗址中则发现了一件长8cm、宽2-3.5cm、厚0.3cm-0.9cm的铁镰。铁镰的发现，说明早期秦人已经在农业中使用了铁制农具。

秦人善于畜牧，利用畜力耕地具有天然的条件，所以牛耕的出现就不以为奇了。历史学者徐中舒指出：“犁在战国时普遍使用，是由边区向中原发展。边区牛马多，故先有犁耕。中原长期用耒耜。”《战国策·赵策》载赵豹应对赵王曰：“且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列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赵豹特别强调秦的牛耕和水路运粮，体现出秦国牛耕的普遍使用和农业的发达。

通过考古资料可知，早期秦人完全不像传统的认知，即过着游牧、狩猎，所谓“戎狄之俗”的生活。在毛家坪遗址中发现有灰坑、残房基地面，说明从西周早期开始，秦人已经过着定居的生活，而出土的餐具，如盆、豆等，藏贮器瓮、罐等，可以推知早期秦人以粮食作为主要食物来源。《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指出：“毛家坪的陶器为红陶，而西周的陶器多为灰陶；毛家坪的实柄豆也与西周墓的豆不同。”考古资料表明，毛家坪秦人已经有自己独特的饮食生活习惯。在早期秦人活动范围内的天水市诸县及陇南市的礼县、西和县的博物馆都藏有数量较多的陶器鬲、盆、罐、甑等，这些生活用具的大量出土，也从侧面印证了早期嬴秦农业的发达。同时，秦邑和西犬丘具有良好的自然环境，都是适宜农业耕种的地区。从出土器物和早期嬴秦居住地的自然环境来看，秦早期的农业文明是比较发达的。秦早期的农业文明，构成了中华农业文明的源头之一。

古筝由秦人创造。筝，又称秦筝、古筝，是中华民族古老的民族乐器，之所以称为秦筝者，是因为这种乐器最早是由秦人发明创造的。李斯《谏逐客书》曰：“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筝由谁创造，其中有一种观点是蒙恬所造，如应劭《风俗通义》卷六《筝》：“谨按《礼·乐记》：‘筝，五弦，筑身也’。今并、凉二州筝形如瑟，不知谁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陆法言《切韵》中也说：“筝，秦蒙恬所造。”《隋书·音乐志》：“筝，十三弦，所谓秦声，蒙恬所作者也。”《诗经·秦风·车邻》篇中描写秦地两位友人见面时，弹瑟吹簧，反映了秦仲时秦地音乐的发展和普及。筝在秦国应该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其中蒙恬起到了重要的改良作用，筝的创造、改良应当是从秦仲至蒙恬在世时的约六百年间完成的。至少可以说，在筝的形成与完善过程中，秦人具有关键作用。

3包容性与多元性

早期秦人具有开拓精神和开放意识，善于结合不同的文化，输入自身的活力，形成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文化模式，其特点是既秉承传统的精神，又不为传统所束缚。

秦人善于学习和借鉴，早期秦文化包容了殷商文化、周文化、西戎文化和西来文化，兼有农业文明和畜牧文明。从考古资料可知，具有鲜明殷商文化特征的早期秦文化中，包含了许多戎文化的因素，如以鸱鸮为标识的金箔饰片、青铜短剑等。而墓葬中蜷曲特甚的屈肢葬、西向墓和形制多样的偏洞室墓穴，都是秦、戎共有的文化现象。在与西戎的对抗和密切交往中，秦的文化逐渐多元化。西戎的生活习俗、军事风格都对早期秦人有着深刻影响。秦仲在位23年，后死于伐戎之役。这种生与死的较量中，西戎文化对秦文化的影响是剧烈的，因此，史籍中常说秦人“与戎狄同俗”。

甘肃省博物馆藏的垂鳞纹秦公铜鼎

早期秦文化还兼容了周文化，秦的礼乐文化、嫡长子继承制都受到了周文化的熏陶，从已出土的青铜器和葬俗文化上看，秦人也融合了周人的做法。秦与西方文明也存在大规模交流，秦人的冶铁技术、黄金的大量使用，以及秦的石刻、设立伏祠，都是与西方文化交流的表现。《史记·秦本纪》载，德公“二年，初伏，以狗御蛊”。孟康曰：“六月伏日初也。周时无，至此乃有之。”《史记正义》云：“六月三伏之节起秦德公为之，故云初伏。”可见，周时并没有伏祠，秦时才开始出现。有学者就认为，设立伏祠、以狗御蛊以抵御热毒恶气，是受西来文化的影响。

早期秦文化以其包容、开放的姿态，兼容了殷商文化、周文化、西垂的戎文化，又吸收了西方文化，最终形成了不同于东方六国的包容多元的秦文化。包容性和多元性是早期秦文化鲜明且一以贯之的特色，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传承的特征之一。秦文化在早期秦文化的基础上形成，而“汉承秦制”，汉文化又深受秦文化影响，早期秦文化在华夏文明形成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礼县大堡子山

从中国范围来看，我们自称汉族、汉人，源自汉王朝；但从世界范围来看，西方称我们为China，却源自“秦”（Chin）（波斯语）。假如秦统一中国后再能延续几百年，或许我们就该叫秦族或者秦人了。

中国古代的西向交通，以经天山南路越帕米尔高原进入印度、中亚的道路最便捷、频繁，而秦国当其咽喉。西周晚期以来，秦逐渐强盛，秦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遮蔽了周朝对西边的影响。历史学者岑仲勉认为：“秦即当西道之冲，东周虽拥号天王，实同虚位，由是西方民族只知有秦，不知有周，此秦（chin）之称所由起也。然秦迤东尚有神州大陆，比秦大十数倍，西方之人，未必毫无闻知，当时列国分立，无所统一，彼于是以秦之称而混名曰‘大秦’（Machin），如我国之称大月氏及小月氏，大宛及小宛，‘大秦’一名之起因，窃谓以上说为近理。”《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匈奴列传》皆称来自中原的人为“秦人”，新疆拜城县保存的东汉时期摩崖刻石中还按传统称为“秦人孟伯山”。据有些学者研究，欧洲称中国为china一词就是来源于秦，秦是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代称。中国在世界上因秦而得名，而秦则因甘肃的秦亭而得名。

早期秦文化，是秦人进入甘肃陇右后，在继承和学习商周文化的同时，吸收了戎狄文化，并与西方文化开展交流，以其兼容并包的文化姿态，最终形成了包容多元的秦文化。其上承商周，下启秦国、秦朝，对中国历史进程具有长久的影响。探寻甘肃早期秦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对追溯华夏文明源头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