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歌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诗歌所处的社会特点与发展程度有深刻的联系。先秦诗歌的特点根源于先秦时期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状况，其特点也对先秦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先秦社会发展程度引导诗歌呈现地域性发展趋势。

纵观先秦诗歌的发展历程，其地域性发展趋势是较为明显的。在中原，商周王朝统治地区，出现了以四言为主、间或杂言的，运用赋比兴手法创作的“诗经式”诗歌。在南方楚荆地区，发展出了以楚地方言为架构，以祭祀为内容，浪漫色彩浓厚的“楚辞”式诗歌。一方面是由于两地社会发展程度不同：商周时期，中原地区发展起了较为完善的分封宗法礼乐制度，对奴隶主贵族与社会活动进行系统性规范，对反映地方风土民情及统治者宴飨祭祀的诗歌创作有完整的规范。邵穆公虎谏周厉王时曰“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 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有诸侯“献诗”说。何休《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记载：“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有天子“采诗”说。无论是天子采诗还是诸侯献诗，采集诗歌的人都会对所搜集的诗歌进行书面整理，从现存《诗经》的内容可以看出，大多数收纳的诗歌都有人工整理的痕迹，重章叠唱，甚至同样的内容在不同诗歌中反复出现。使得中原王朝的诗歌更加规整有序，符合中原文化发展特征。

在楚地，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的限制，相较于周王朝统治地区，楚越地区发展相对滞后，巫祝祭祀文化在社会中仍占据重要地位，神灵神系理论发展较为完善，迷信思想盛行巫祝文化成为诗歌反映的重要内容，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群浪漫主义思想鲜明，创作出的诗歌同样带有浪漫基调。又由于楚地社会统治制度并不完善，对诗歌的要求并不严谨，其创作出的诗歌更偏向巫祝祭祀的祭词与歌谣，甚至楚辞式诗歌就是祭祀的重要内容，因此南方楚地诗歌更带有神灵巫祝色彩，更有浪漫情调。

第二，先秦王朝更迭引导诗歌呈现民族性发展趋势。

在《诗经》记载的内容：《商颂》与《大雅》中存在着许多有关商民族与周民族的民族祭祀诗。《玄鸟》篇祭祀歌颂殷高宗武丁，“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语句印证了商以玄鸟为信仰图腾，反映了商代统治时期商民族“受天命”的正统地位。《长发》是歌颂商汤伐桀、商民族崛起的民族赞歌《烈祖》、《那》、《殷武》都是歌颂商代统治者卓越功绩的赞歌。反映了商民族对先祖的歌颂，是商民族诗歌发展的写照。

而在《大雅》中可以看到，“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篇表现了周民族先民的诞生历程，“履帝武敏歆”的感生神话表达了周民族先祖“后稷”神明之子的正统地位，是周民族的诞生史诗。《公刘》篇歌颂了周文王先祖公刘率领部族由邰迁豳、开疆创业的事迹。上承《生民》，下继《绵》，是周民族的开国史诗。《绵》篇记述周人祖先古公亶父事迹的。周民族的强大始于姬昌时，而基础的奠定由于古公亶父。写亶父迁国开基的功业，从迁歧、授田、筑室、驱逐混夷至姬昌时代君明臣贤，是周民族的发展史诗。“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篇在歌颂文王功德的同时宣扬了周朝君权神授的正统地位，《大明》是周王朝贵族为歌颂自己祖先的功德、为宣扬自己王朝的历史。与《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緜》、《皇矣》、《文王》诸篇相联缀，俨然形成一组开国史诗。是周民族民族宗庙祭祀与史诗发展的重要内容。

而至战国时期，楚地的社会发展逐渐出现民族认同、家国认同的萌芽。楚国国君熊渠曾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遂与中原分庭抗礼。屈原《离骚》、《九歌》等诗歌都渗透着作者对楚国、楚民族。“帝高阳之苗裔兮”反映了屈原对楚民族先祖血脉的认同，创作的诗歌多表达对楚国的期许与愿望。反映出楚地诗歌的民族性发展倾向。

第三，先秦祭祀、政治制度变化引导诗歌职能发生变化

在诗歌诞生早期，诗歌大多简短、朴质，反映的内容多是先民生活。《吕氏春秋·古乐》记载“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多风而阳气畜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诗、歌、舞三者合一，是早期娱乐的原始特点，是人民在原始生产生活中的本心表达。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泛神崇拜兴起，阶级社会逐渐形成。宗教祭祀的实质权力由祭司与贵族把持，诗歌职能也由歌颂生产生活向歌颂神明祭祀转变。《吕氏春秋·古乐》记载“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麋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瞽叟乃拌五弦之瑟，作以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可见诗歌的社会功用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而随着历史的发展，至周初年至春秋中期，人们祭祀的对象发生了重大变化。为解决周代商立的统治问题，周人提出了先祖“姜嫄”感生“后稷”的神话，证明周民族也是神的后代，宣扬统治的“合法性”。又为解决周取而代商的政权问题，周人宣扬又“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理念，宣扬先祖有德。《颂》诗反映的主要诗对先祖的敬畏和祭祀，是为取悦神明，然而《颂》诗取悦的对象不再仅限于“上帝”、“帝”、“天”等原始想象中的自然神，而增加了周民族的伟大先祖，认为他们是天神血脉，有“配天”资格。上文《周颂》以及《鲁颂》中的宗庙祭祀诗篇，既是周王朝的民族史诗，又是祭祀周民族先祖神的祭祀诗。

至周公执政，提出周人欲想永承天命，长保国祚，后世君王必须效法先祖，明修德行。设立了一整套监督、教导、全检纣王的训诫系统，上文提到的“献诗”与“采诗”正是这一系统的重要组成内容。在这种诗歌创作采集的程序下，诗歌创作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追述先祖丰功伟绩，二是揭发统治者失德问题。这种劝谏程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发挥出重大作用。创作出的诗歌多为“正雅”之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奴隶主贵族、诸侯与周天子日趋腐化，天子诸侯渐生享乐之心，而反映天子失德的“变雅”之歌日渐增多，诗意委婉含蓄，虽是劝谏君王，但力度稍逊。

《诗经》中，收录数量最多的是十五国《风》，内容主要分为“正风”与“变风”。“正风”多反映各地民风民俗，或写民间劳作，或写战争战事，或写男女情愫，反映底层人民风土人情。“变风”则补察时政，多谴责天子诸侯不仁不义：《鹑之本本》谴责君主不义，《黄鸟》斥责活人殉葬等等。《风》类诗歌的涌现，反映了周代统治者对民意的重视，体现周代“得民心者得天佑，失民心者遭天弃”的同志理念。反映诗歌对政治的干涉加大，诗歌的政治功能加强。

而楚辞的篇目中大多也有这些内容，屈原《离骚》中告诫楚王效法尧舜而背桀纣，预防“党人”专权等，在象楚王发出警告的同时表达自身的政治立场和辅佐决心，同样是先秦诗歌政治功能的鲜明体现。

当然，不仅如此，在先秦物质生活层面，对诗歌的发展也有重大影响。

在原始诗歌出现早期，由于语言文字尚在发展阶段，诗歌呈现语句简短、晦涩难懂的特点。又因为早期诗歌创作与记载尚未结合，先民创作的诗歌长期处于随创随逸的状态，极少数诗歌可以通过口耳相传记录下来。即便是龟甲、兽骨、青铜器具作为文字载体，所记录的也多是历史功绩与卜辞吉凶，直到简牍的出现才使得诗歌具有较为方便的载体，先秦汉语在长期的运用过程中也变得完善。但在先代长期的影响下，先秦诗歌（诗经式诗歌）依然保持了语句简短的特点，出现了韵律的雏形。

总结：

先秦社会的发展状态对先秦诗歌发展产生的特点具有重大影响，先秦诗歌在创作与流传的过程中对先秦社会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反作用。流传下来的先秦诗歌是我们研究先秦古代社会的重要依据，是古代先民文艺创作与治国理政的智慧结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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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炳海《黑白分明 转盼流光——先秦诗歌对明眸美目的描写》，《文学史话》

5. 赵雨、张松如《有关先秦诗歌创作年代的几个问题》，《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4卷第1期